熊欢

体育人类学作为考察人类社会体育现象的认识工具,一方面可以揭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类身体活动和技能形成的机制[1],从而更好地了解人类即人类社会本身；另一方面也在于其所展现出的世界体育形式的多样性和多元化,让我们更加了解他人的同时改善自己(的认知和想法)。体育人类学从20 世纪80 年代在我国起步以来,经历了学科形成、学科建立和学科发展三个阶段,并逐渐呈现出研究主题的多元化、研究问题的深入化和学术平台的多样化特征[2]。虽然与国外相比,我国体育人类学还存在着学科基础薄弱、研究方法陈旧、原生理论不足、研究视角的单一[3]等问题,但近年来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无论是对议题的拓展[4],还是研究范式的讨论[5-6],或是具体研究方法的使用问题[7-8],都有热烈的讨论。更令人欣慰的是依托丰富的民族传统体育资源,我国体育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呈现了上升的趋势,在体育学科体系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9]。然而作为一项肩负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学科领域[10],体育人类学研究自身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而最根本的挑战是来自认识论层面的,例如实证主义与解释主义间的对抗,传统结构功能视角、文化阐释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间的裂隙,局内人与局外人立场的平衡,对被研究者与研究者的关系的认知等等。作为人类学批判主义的先锋,约翰尼斯·费边(Johannes Fabian)早在其专著《时间与他者》中就从认识论层面所指出了人类学研究根本的矛盾,并引起了整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界从认识论到方法论的内省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