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峰 张学勇

[摘 要]振兴乡村背景下，提高农民的信息素养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对农民信息意识、信息技能和信息伦理三要素设计调研问卷，调查分析了广州某农村地区农民信息素养培育现状，发现农民信息意识表现不理想，培训意愿不强烈;农民信息鉴别方面有欠缺，但在信息技能表现上乐观;农民信息伦理表现最不乐观，社会责任感差。针对此，提出可通过改变培训方式、搭建政府权威信息平台、构建正能量乡土文化、实施村校企三位一体培育模式等措施解决农民信息培育问题。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村信息化;农民信息素养

[DOI]10.13939/j.cnki.zgsc.2021.35.014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培养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工作队伍，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大力发展符合乡村需求的职业教育。提高农民的信息素养，显然是必要的途径。只有农民的信息素养提高了，数字乡村战略才能深入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也会落在实处，最终为实现我国农村科技化、信息化的生产生活方式打下坚实基础。

1 理论基础

1.1 信息素养及农民信息素养概念

信息素养一词，最早由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保罗·泽考斯基（Paul G. Zurkowski）在1974年提出。它是指利用大量的信息工具及原始信息源，使问题得到解答的技术和技能[1]。我国学者钟志贤（2013）[2]从终身学习的角度对信息素养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信息素养的八大能力及十大培养标准。尽管已经认识到提升农民信息素养对解决“三农”问题有重要意义[3]，但目前我国对信息素养的培训，还只是集中在城镇的中小学生、大学生或公务员等，对农民信息素养的研究并不多。代表性的文献研究有刘丽（2012）[4]的信息素养可视化图谱研究，涉及了农民信息素养的构成要素;原小玲（2012）[5]从信息意识、信息知识和信息能力三方面构建农村信息培训效果的评估体系研究;杨秀平（2016）[6]提出农民信息素养培育要从信息意识、信息能力、媒介利用能力、计算机素养及终身学习五个方面进行;廖开妍（2019）等人运用熵权TOPSIS评价法对四川省成都市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进行调查分析[7];沈晶晶从信息意识培养、拓宽信息渠道和提升培育方式上对新时代农民信息素养进行提升[8]。

综合以上文献分析，农民信息素养可以定义为：农民利用广播、电视、计算机网络或手机移动互联网等媒介和设备接收信息，通过对信息搜索、判断和筛选，获得信息需求的满足，并运用到农业生产或农村生活中去的技能和素质。

1.2 农民信息素养的构成要素

信息素养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它又是终身学习的动力。随着社会进步和信息技术的更新，信息素养的外延将不断扩大。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快速普及的情况下，农村已经不再是信息孤岛。面对各种各样的信息，如何辨识筛选，如何利用，如何整合创新，是当前农民信息培训的重点。农民信息素养由信息意识、信息技能和信息伦理三个方面构成，如图1所示。

图1 农民信息素养的构成

第一，信息意识。它指农民能够意识到信息的重要性，对信息具有一定的敏感度。它是个体在信息活动时的第一个环节，强弱程度影响到农民在信息活动中的培训意愿。

第二，信息技能。它指农民对信息源本身的了解以及对信息技术相关工具的掌握，使得农民能够快速准确地获取、分析、处理、传递、吸收并利用信息的一种能力。

第三，信息伦理。它指参与信息活动的农民，在信息交流的过程中能够遵守社会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如不仅不会去转发有偏见、欺诈、虚假等不道德的信息，还要对这些不良信息的人和事进行揭露和举报的行为。

2 广州某区农村信息化程度的初步调查

2.1 调查过程

首先，制定调研目的。为了解该地区农村的信息化硬件建设情况，访谈题纲包括网络带宽、家庭拥有电脑及上网情况、村民之间主要的沟通工具、手机信号的稳定性、农村淘宝服务站等。其次，选择调研对象。选择自然村的村委负责人进行电话访谈。村委是农村基层领导班子，比村民更了解村里各项硬件建设情况，对村民的情况也比较了解。再次，通过政府相关部门获取该地区各个村委的联系电话。通过拨打电话进行手机录音访谈。最后，对录音所得数据进行整理，形成调研结果。

2.2 预调查结果分析

通过对访谈结果进行分析，发现92%的村已经铺设宽带;家庭没有电脑或不会上网的比例很低，还不到10%;村民之间信息沟通主要是手机，用手机通话的比例高达96%;手机通信信号很差或信号时好时坏的比例高达36%，说明农村的手机信号比较弱，而且很不稳定;村民用中国移动的手机用户高于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村里已经有了农村淘宝服务站或服务点的占比高达47%。

通过上面的电话访谈得出以下的结论：广州市该地区的农村信息化硬件设施建设方面比较理想，村民上网和使用电脑的比率都比较高;村民的通信工具都已经是用手机通话及上网，农村的移动互联网时代确实已经到来;手机信号仍然是农村信息化推进的难题，体现在移动信号塔建设不夠，另外也受到农村山高林密，影响手机信号传输效果;从阿里巴巴的农村淘宝站或村淘服务点信息化建设方面的投入情况看，接近一半的村都已经设立了农村淘宝，这一比例也非常高。

3 农民信息素养培育的正式调查

3.1 问卷设计

在前期的预调查基础上，本次通过实地走访和问卷方式进行了调查。该问卷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手机上网时长、信息来源渠道;第二部分是核心题项，是基于图1的信息意识、信息技能和信息伦理三个维度进行设计[9]，共有15个题项，调查问卷的调查题项如表1所示。在广州市从化地区的下罗村、水南村、黄溪村等村落共发放问卷230份，得到有效问卷202份，问卷有效率为88%。

3.2 问卷的检验

第一，信度检验。对调查问卷中的三个维度的测量项，即信息意识、信息技能、信息伦理共计15题，Q1～Q15进行问卷信度检验，克朗巴哈系数的值为0.858，大于0.8，说明问卷可信度较高，可以做研究分析。

第二，效度检验。通过因子分析，根据主成分分析法提取特征根大于1来操作，发现Q6和Q11两题的因子载荷值小于0.5，测量效度不高，删除这两题后再进行因子分析，KMO巴特利球度检验值为0.872，在0.05水平下，差异显著，适合做因子分析。经过最大方差旋转法，提取特征根大于1的主因子3个，累积方差解释率为61.65%，很好地拟合了原测量表中的三个维度，说明问卷总体效度符合测量要求，问卷的设计比较科学。

4 数据分析

4.1 样本描述性分析

样本分布情况为：男性占47.5%，女性占52.5%;25岁以下占37.6%，26～44岁占41.6%，45岁及以上占20.8%;受教育程度方面，初中及以下占35.1%，高中或中专占27.7%，大专及以上占37.1%。通过年龄和信息获取方式的交叉分析发现，25岁以下的人主要通过手机获取信息占86%，60岁以上的人通过电视获取信息占66%，明显高于其他方式。

4.2 具有不同秉赋特征的农民相关性分析

通过表2的相关性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第一，村民的性别与信息素养的三个维度相关性都不显著。说明农村信息素养的培训与性别关系不大。

第二，村民的年龄与信息素养三个维度的相关性都非常显著，而且呈负相关。说明村民年龄越小，信息素养培育越有效;年龄越大，信息素养的培育意愿和效果越弱。

第三，村民的受教育程度与信息素养三个维度的相关性都非常显著，而且呈正相关。说明村民文化程度越高，信息素养培育越有效;文化程度越低，信息素养培育效果越弱。

第四，村民手机上网时间与信息素养三个维度的相关性也都非常显著，且呈正相关。说明村民用手机上网时间越长，信息素养培训效果会越好;手机上网时间越短，信息素养培训的效果会越差。

4.3 结果的差异分析

4.3.1 各题项的卡方分析

从表3的调查结果中可以得到以下内容：

（1）农民信息意识方面，整体表现不太乐观。样本人群认为信息对生活重要、想要学习意愿强烈，且表现出显著性差异;而对于安排新知识培训意愿（X2=0.495，P=0.482，α=0.05）、新技术培训的意愿（X2=0.178，P=0.673，α=0.05），在0.05显著性水平下，P值均大于0.05，接受原假设，即农民愿意培训和不愿意培训差异上不显著。因此，农村地区的人们认为信息重要，但对信息的培训并不满意。

（2）农民信息技能掌握方面，整体表现乐观。样本人群中对信息获取、沟通传播、存储删除、工具应用、信息评价技能上，均表现出会操作比不会操作有显著性差异。另外也发现，信息评价能力相比其他能力的X2值都低，说明农民对信息识别和信息鉴别能力有所欠缺，需要加强培训。

（3）农民信息伦理方面，整体表现不理想。样本人群中，仅有35.1%的人会对不良信息传播进行举报投诉，不一定会举报投诉的人占64.9%;两者之间差异显著（X2=17.822，P=0.000，α=0.05）。仅有40.1%的人会对不良信息传播的人进行举报劝阻，不一定会举报劝阻的占59.9%，两者之间差异显著（X2=7.921，P=0.005，α=0.05）。说明农村地区的信息伦理缺失严重，对信息道德、社会责任感的培育迫在眉睫。

4.3.2 年龄、受教育程度对信息培训意愿、信息伦理的交叉分析

通过表4、表5的分析结果可以发现：

（1）农民年龄对信息培训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45岁以下的人要比45岁以上的人培训意愿强烈一些，说明年龄越大再培训或再学习的意愿都不强，但这种差异表现不显著。

（2）农民年龄对信息伦理的影响显著。45岁以下的人对不良信息举报投诉意愿要明显强于45岁以上的人（X2=7.07，P=0.029，α=0.05），且在0.05顯著性水平下，且表现出显著差异;45岁以下的人对传播不良信息人的举报投诉意愿要明显强于45岁以上的人（X2=6.977，P=0.031，α=0.05），在0.05显著性水平下，且表现出显著差异。说明年龄越大在思想上也越偏于保守，不想惹事生非，即使是不对的现象也听之任之。

（3）农民受教育程度对信息培训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大专及以上的人群培训意愿的比例要高于大专以下人群，说明文化水平越高的人终身学习诉求要高于文化水平越低的人，但两者差异表现不显著。

（4）农民受教育程度对信息伦理的影响部分显著。大专及以上的学历人群对不良信息举报投诉意愿明显高于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人群（X2=8.504，P=0.014，α=0.05），在0.05显著性水平下，且表现出显著差异;大专及以上的学历人群对传播不良信息人的举报投诉意愿明显高于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人群，但两者差异不显著。整体来看，文化水平越高的人对不良信息阻止的社会责任感更强。

5 农民信息素养的培育措施

5.1 改变培育方式，提升农民信息培训意识

要摒弃以往开班集中培训这种单一的学习方式，尽量采用实地指导、近距离的集体演示操作，需要选择实用的、有效的在培训内容和培训方式，合理利用农闲时间、田间碎片化时间完成学习。

第一，可通过短视频、抖音等这种新的平台制作和传播优质信息内容，也可通过广播、电视、刷墙广告、派发宣传册及公告栏等方式让农民认识到信息的重要价值[10]。

第二，通过真真实实的农村电商实践，让村民切身感受到互联网信息时代的魅力。由村干部或社区工作者带动，构建便捷高效的网络销售的环境。

第三，政府将农技推广与农民信息素养相融合。农技培训可通过远程电视、手机直播等方式进行，提高农民学习先进工具、接触新鲜事物的意愿[11]。

5.2 搭建权威信息平台，提升农民信息评价与鉴别能力

信息能力主要体现在利用互联网、智能终端、多媒体等工具收集、处理、传播及发布信息的能力。调查发现，农民对信息工具的掌握和适用都比较好，但在对信息的评价和鉴别方面的能力比较薄弱。可通过以下措施解决。

第一，提供村民信息交流场所，搭建信息交流平台。面对五花八门、良莠不齐的信息，抵御有害信息干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与人多交流，多沟通，多人讨论和争论是一种最好的信息鉴别方法。例如强化农村中小卖店作用、加强农村淘宝服务站的扶持、发挥农村党员干部的力量、开放农村文化活动中心等。

第二，政府培训和引导农民鉴别正确信息的方法。信息化农村的建设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建设，县、乡、村三级政务依托互联网做到信息实时透明、远程办公、移动政务的新型服务方式。政府需要开通和培训村民进行远程咨询、在线咨询的入口和方法。

5.3 加强农村信息伦理教育，构建正能量的乡土文化

农民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很严重，“小农思想”也根深蒂固，对一些不良信息的传播听之任之，也导致农村地区成为信息犯罪的藏身之地，利用信息进行诈骗（如电信、电话诈骗等）多出现在农村地区，这也与当地农民信息伦理缺失有很大关系。另外，农村地区对于不良信息传播的人和事，很多人不知道如何去举报、向谁去举报、怕遭报复等因素也导致信息道德的社会责任感不强。信息伦理有些专家也称其为信息道德，调节和约束信息用户行为，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快速增长的信息，信息的价值也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用在了不合法的渠道上。通过调查也发现村民对信息犯罪的人和事都比较淡漠，甚至有些意志不坚定的村民加入到新型信息犯罪中。可以通过以下措施来预防和解决。

第一，政府必须加强信息犯罪的法制教育宣传。首先，村委领导要学习和认识新型信息犯罪的危害性，掌握抵制不良信息的方法和措施。其次，要主动阻止村民犯法，不能包庇这种不当得利的发生。最后，配合公安，进行举报信息犯罪的人和事，坚决打击和铲除农村的黑恶势力，弘扬社会正能量。

第二，加大对本土上进的、优秀农民的表彰力度。表扬先进，弘扬社会正能量，表彰农村能人，鼓励村民争做有上进心、有社会责任感的智慧农民。要让每个村民承担起建设和谐、智慧、美丽乡村的义务和责任，强化建设自己家乡的光荣感和使命感。

5.4 通过“村校企”三位一体模式提升农民信息素养

村民信息素养的提升不可能短时间内完成，需要长期规划，有步骤的建设。“村校企”三位一体培训模式体现了通过村委、学校和企业三方合力提升农民信息素养。该模式强调村委的核心作用，发挥了学校的教育职能，体现了企业的公益及辅助作用。

第一，村委领导班子尽量选择高学历的人来担任，另外充分发挥大学生村官或下派驻村干部的信息技能带动作用。

第二，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也是先进信息最先普及的地方，尤其高等学校更是人才、知识、技术聚焦地。学校支持新农村建设责无旁贷，而且必须发挥学校的农民信息化培训的职能。有村校结对帮扶脱困的成功案例[12]，也有通过大学生寒暑假的“三下乡”活动向村民传播信息技术，开展移动智能终端工具的应用培训。

第三，农村是一个巨大且待开发的潜力市场。尤其我国特别重视农村电商发展的大背景下，阿里巴巴、京东等互联网企业大力拓展农村市场，在全国扶助建设农村电商服务点。从阿里巴巴的“千县万村”的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现，企业已经意识到农村信息化培训的重要性，最初的“农村淘宝合伙人”的职能是村民商品代购者，现在已经更名为 “村小二”，他们的职能也已经不仅仅是代购者，而是农村信息的服务者，是农村信息化普及的代言人，强调农村生态服务、乡土文化的公益建设，这都是阿里巴巴为实现乡村数字化这一伟大梦想打基础[9]。大企业有发展和兴旺农村经济的决心，也需要更多相关企业加入到数字农村建设中来，开发出适合村民信息化普及的软硬件技术（如语音识别、指纹认证等），这些信息化的技术尽量游戏化和平民化。

参考文献：

[1]ZURKOWSKI P.The information service environment relationships and priorties[Z].US National Commission on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1974.

[2]钟志贤.面向终身学习：信息素养的内涵、演进与标准[J].中国远程教育，2013（8）：21-29.

[3]余文祥.提升农民信息素养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23（6）：15-17.

[4]刘丽.农民：信息素养研究领域被忽视的群体——对国内研究现状的思考[J]. 情报科学，2012（10）：1572-1578.

[5]原小玲.農村公民信息素养教育培训效果评估体系构建[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2，24（6）：135-137.

[6]杨秀平.农村公共信息服务与农民信息素养培训问题研究——以西北农村调查为例[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6，28（9）：1-5.

[7]廖开妍，杨锦秀，刘昕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效果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对四川省成都市812位参训农民的调查[J].职业技术教育，2019，40（36）：45-50.

[8]沈晶晶，傅盛，谭福琛.新时代农民信息素养提升研究[J].现代农业研究，2019（4）：11-12.

[9]阿里研究院.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2016）[R].北京：阿里研究院，2016：9-10.

[10]杨敏文.培训农民工信息素养的服务策略探讨[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2， 24（8）：144-146.

[11]王伯文.以培训新型职业农民为依托 探索打造信息化条件下的智慧农民工程[J].农民科技培训，2013（11）：13-14.

[12]王其和，曹秀实，赵玉明，等. “校村结对”模式的理论与实践意义[J].湖北农业科学，2012，51（20）：4682-4685.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教司2018年第一批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商科专业数据分析课程教学模式构建”（项目编号：201801114020），主持人：武峰;2017年外经外贸发展专项资金的“促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项目”子课题（课题编号：CJ201803）的校级立项“商业数据分析”（项目编号：CJ201803），主持人：武峰。

[作者简介]武峰（1976—），男，宁夏吴忠人，广东科贸职业学院电子商务专业带头人，副教授，计算机应用技术硕士，研究方向：农村电子商务、商业数据分析;张学勇（1978—），男，河北唐山人，广州市增城区广播电视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信息技术高级讲师，研究方向：信息技术及新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