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淼

经过数百年沉淀与积累，西方自然历史博物馆已经发展出一个完整的收藏、展陈和研究体系。自然历史博物馆大约和艺术类博物馆同时期出现，二者的不同点在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藏品通常不是来自艺术家以艺术品为目的的创作，而是矿石标本、动植物标本模型等直接表现事物与自然景观形态的物品。它的收藏和展陈随着不同时期哲学思想、社会环境、艺术和技术手段的变化而不断更新，并且折射出人类对于自然和人类自身认知的变化。

自2020年初起，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人类在面对自然的时候或许更加需要从历史的视角出发，认识到人与自然是一个共同体。从珍奇柜/珍奇屋、动植物标本、实景模拟、恐龙模型，到冷战时代开始的巡回展、新自由主义时期中自然历史博物馆和流行文化的互动，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在近现代历史上对于自然的观念和认识始终在理性和感性之间来回摇摆。疫情之后，如何通过对自然历史博物馆展陈的再创造重新塑造人与自然的关系，打造一个新型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1]，也是中国的自然博物馆在未来必将担负的历史责任。

在关于博物馆的研究中，相当一部分是基于理论的论述性著作。博物馆在历史中曾经存在过的收藏和展示，则是博物馆的“所做和所为”。研究博物馆的历史，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克里斯·希利(Chris Healy)曾论述过，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个考古学的现场，其中层叠着的过去一直延续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