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华

今年8月成都人彭伟因不堪晚期癌症折磨，远赴瑞士实施“医生辅助死亡”。那个特定的日子，风和日丽，彭先生和家人一起喝茶，聊天，说笑，到了时辰，伴着音乐他高歌一曲高兴时最喜欢唱的《我的太阳》。歌罢，他端起那杯致命的“饮料”一饮而尽，微笑着躺在女儿怀里逝去。

身患绝症时，“不惜一切代价治疗”几乎是当代大多数国人的第一反应。很多人从此踏上“医疗传送带”，直到生命的终点。即便患者眼看不行了，家人大多还不肯放弃，要求送ICU，做心肺复苏、器官切开、上呼吸机，口鼻处插上胃管、手臂上输着液体、身体上连接着监护仪器、下身套着尿管、裸露的下体垫上尿不湿。甚至病人已处于植物状态，还要继续维持生命，如此可再活上数月、数年。

这就是如今在西方已声名狼藉的“医疗化死亡”。60年代末，专门针对终末期患者照护的姑息医疗和临终关怀，在西方应运而生，其目标不是延长临终者的生命，而是以身体无痛、症状管理为要，兼顾情感、心理、精神需求，大大改善了临终者的生存质量和死亡质量，如今已普遍被西方各国接受。一些先驱者还掀起了“尊严死”“死亡权利”运动，推动“医生辅助死亡”合法化。

目前世界上有十多个国家的法律支持“医生辅助死亡”，瑞士是唯一为外籍人士提供“医生辅助死亡”的国家，每年有很多外国人去那里结束生命。 30年前，除瑞士以外，“医生辅助死亡”在世界各地都不合法。1997年，美国的俄勒冈州通过了《尊严死法案》，成为该国第一个实现“医生辅助死亡”合法化的州。法案规定，两位医生证明病人神志清楚，生存时间不超过6个月，间隔15天两次提出同样的请求，便可以提供致命的药物。药物必须由病人自行服用。

从医疗化死亡到姑息治疗、临终关怀死亡，再到越来越多国家立法允许的“医生辅助死亡”，总趋势是减少医疗干预，提高死亡质量，赋予临终者更多的死亡自由和自主权。如何死涉及生死观念。在没有实现死亡自由的国度，像彭先生那样有条件去异国实施“尊严死”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更多活著实在痛苦的人只好偷偷自杀。彭先生的女儿事后说，父亲去世的方式颠覆了她和家人对死亡的认识，感到“死亡不可怕”，“不但不需要家人撕心裂肺，还可以这么幸福地面对”。

以自杀终止死亡痛苦的人，其自身感受和留给家人的感受很不一样。他们背着家人行事，无人陪伴，死得孤苦、惨烈，亲人在震惊、自责之余，还要背负舆论的非议。有些人可能会请求家人的帮助，使后者要面临法律的惩处。今年5月，福建一位叫张帝英的女士就因为协助77岁、半身瘫痪的丈夫死亡，被控涉嫌故意杀人罪。类似案例在世界各国都有发生。

在中国，姑息医疗、临终关怀刚开始发展，死亡观念和方式的改变还需要时间。据《经济学人》报道，在医生辅助死亡合法化的国家，过程都得到严密的监督，迄今没有出现一例实施不当的报告。其实，真正使用的人比例很小，并且主要是受过良好教育、中产及以上的白人。有意思的是，提出要求的临终者中，最终有三分之一的人选择了放弃，但这个选项的存在仍让他们感到轻松、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