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华

今年8月成都人彭伟因不堪晚期癌症折磨，远赴瑞士实施“医生辅助死亡”。那个特定的日子，风和日丽，彭先生和家人一起喝茶，聊天，说笑，到了时辰，伴着音乐他高歌一曲高兴时最喜欢唱的《我的太阳》。歌罢，他端起那杯致命的“饮料”一饮而尽，微笑着躺在女儿怀里逝去。

身患绝症时，“不惜一切代价治疗”几乎是当代大多数国人的第一反应。很多人从此踏上“医疗传送带”，直到生命的终点。即便患者眼看不行了，家人大多还不肯放弃，要求送ICU，做心肺复苏、器官切开、上呼吸机，口鼻处插上胃管、手臂上输着液体、身体上连接着监护仪器、下身套着尿管、裸露的下体垫上尿不湿。甚至病人已处于植物状态，还要继续维持生命，如此可再活上数月、数年。

这就是如今在西方已声名狼藉的“医疗化死亡”。60年代末，专门针对终末期患者照护的姑息医疗和临终关怀，在西方应运而生，其目标不是延长临终者的生命，而是以身体无痛、症状管理为要，兼顾情感、心理、精神需求，大大改善了临终者的生存质量和死亡质量，如今已普遍被西方各国接受。一些先驱者还掀起了“尊严死”“死亡权利”运动，推动“医生辅助死亡”合法化。

目前世界上有十多个国家的法律支持“医生辅助死亡”，瑞士是唯一为外籍人士提供“医生辅助死亡”的国家，每年有很多外国人去那里结束生命。 30年前，除瑞士以外，“医生辅助死亡”在世界各地都不合法。1997年，美国的俄勒冈州通过了《尊严死法案》，成为该国第一个实现“医生辅助死亡”合法化的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