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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江:中国城镇化的下半场,更注重人的需求

2021-12-13李静

中国新闻周刊 2021年45期
关键词:下半场新闻周刊城镇化

李静

11月27日,在改造后的广州北京路上,志愿者讲解古城模型。摄影/姬东

最近,李晓江刚刚参加了广州珠江沿岸高质量发展规划线上会议。广州计划恢复岸线的生态功能和公共空间,提出将岸线尽量退还给老百姓。这与李晓江提出的中国城镇化发展进入“下半场”的思路契合。在“下半场”中,李晓江认为城市建设必须把关注点从产业转移到人,注重人的感受和需求,而这一点,李晓江认为一直是岭南文化的精华,广州也是中国所有的大城市当中最开放最包容的城市之一。

作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曾在2003年至2005年参与、主持建设广东省政府组织的“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当中国城镇化进入“下半场”时,他更加看好广州的发展前景。

城市外延式发展已走到头

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走过一些弯路,比如90年代效仿境外建设高楼,我们能够从中得到哪些经验用于今后的城市规划?

李晓江:应该这么说,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城市都经历了这么一个阶段,先沿海后到中西部,大城市都经历了这种发展模式。当时,旧城改造的目的,一方面是解决房屋质量、旧城基础设施短缺,另一方面实际上也在寻找发展的增长点。

我记得2000年左右,我们在广州做了一轮发展战略规划,那时规划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共识,就是城市在快速发展过程当中需要往外扩展空间,所以广州应该是2000年那一轮的大城市发展战略中领风气之先的城市。

做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的大背景,就是中国的城镇化进入了最快速的发展阶段。差不多2000年到2010年这十年,中国的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每年新增人口七八十万甚至上百万,那时候城市聚集的人口主要是农民工,那是产业发展带来的结果。于是城市开始向外扩展,经过了十多年的快速膨胀发展、城市向外扩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我们发现,城市的外延式发展已经走到了头。

首先不再有这么大的需求,另外我们发现发展到这么大规模以后,出现很多空间结构上的问题,特别是新扩展的新区,缺少生活的配套,缺少公共服务,不吸引人。最关键的,会导致政府过度追求土地的效益。

中国新闻周刊:过度追求土地效益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李晓江:土地有偿使用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很重要的一个成果,没有这个成果,城市就没有建设的资金。但如果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就是政府高度依賴土地财政,那你把土地出让了就意味着你要让人家开发商盖房子,盖了房子还要让开发商把房子卖出去,才能实现这样的一个循环。

这个循环带来的结果,就是拆迁成本越来越高,房价越来越高,虽然这种方法解决了城市建设城市发展的资金问题,但是这条路越走越窄,这条路现在走不下去了。

土地财政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上半场一个非常重要的创举,到了下半场,其实成了我们的负担。现在的中国城市发展已经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就是从扩张式、无序往外蔓延式的发展,转向内涵式、更新式的发展。

幸福感来自周围的一亩三分地

中国新闻周刊:所以感觉小街巷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城市设计理念了?广东有句俗语叫“宽路无旺铺”,现在广州一些古老的小街坊也都实行微改造,如今小街道似乎反而比大马路更给人以活力而有生机的感觉。

李晓江:我一直是反对高层建筑的。对文化的珍惜,对人性化尺度的追求,其实比那些高楼更重要。

这些年我们的思路逐渐转变过来了,政府对老城、历史建筑保护的要求越提越高,就是对价值的重新认识。其实人的幸福感来自你自己的生活空间,你自己周围的一亩三分地,环境怎么样,服务怎么样,自己居住得舒适不舒适,安全不安全,卫生不卫生。

大马路是给车走的,小街巷才是给人用的。街道越窄,越有烟火气,越有人情味,因为它接近人的尺度。社会再怎么变化,人不会越长越高,人是不变的,人最亲切的尺度始终还是人性化的尺度。人的安全感、舒适感、获得感……这些东西恰恰是在小尺度的空间里面最容易获得的。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中国城镇化的下半场其实是更注重人的需求?

李晓江:是的,下半场要去研究人的需求。中国上半场的发展逻辑基本上是产业发展、经济发展的逻辑,或者叫增长优先、经济优先的发展阶段,那个阶段重点解决贫困问题,解决工业化和人口进程的问题,这是一个合理的路径。但是你到了现阶段,城市发展和社会发展理念都在变,因为人变了,中国已经从人均200美元的贫困社会变成了一个中等偏高收入社会,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人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追求都变了。

在上半场,是产业吸引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农民工背着铺盖卷,哪里有活去哪里,每年聚集到大城市的农民工有1000万,这样的人口转移持续了几十年。这是生存导向,是产业和经济导向。

但现在,中国最活跃的流动人口已经不是农民工,而是大学生,他们在选择自己生活的城市。所以下半场是生活导向,城市必须提供高品质的生活和公共服务,现在是好的城市吸引人,吸引企业,逻辑已经翻转。而且,新一代农民工跟老一代农民工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10年前富士康发生10连跳,我就说过,这宣告了中国单一发展产业路径的终结。第一代农民工真的是哪里有产业就往哪去,可以住工棚,只要能打上工挣到钱就行了。但现在新一代农民工,首先要生活,要有自己的私密性,只给工人一张床,农民工不买账了,他要的是方方面面需求的满足。

纽约前市长布隆伯格说过一句话:“人们先选择生活的城市,再在城市里选择事业和职业。”现在在中国也是如此,这对我们是一种颠覆性的变化。所谓社会变迁,变迁的最本质就是中国从贫困走向富裕的过程中,人变了。

中国新闻周刊:在注重人的需求方面,中国哪些城市算是走在前面? 

李晓江:我是在上海长大、求学,到北京工作,但是我最喜欢的城市是广州。广州算是中国最成熟的一个市民社会,或者说对社会的各种人群相对比较包容。

现在很多地区出现姐妹城市,例如广州和深圳、成都和重庆、福州和厦门,有一段时间,生产型的城市更活跃,好像超越、盖过了有悠久传统的城市,但当人们开始追求文化、体验和城市的内在生活时,后者的吸引力就又凸显了出来。城市的特点和发展模式不必一模一样,中国出现这些分工不同,但均衡发展的姐妹城市,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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