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鸿根

引言: 现代科学的世界图景——技术对科学内涵的主导

本质上现代科学的模式是机械论的，如同钟表运作。这一模式摒弃了所有目的性、知觉性以及能动性，只剩下一个单一的机械世界，不用凭借超能力或外力便可自主运行。(1)杰西卡·里斯金： 《永不停歇的时钟：机器、生命动能与现代科学的形成》，王丹、朱丛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第 404页。

对于探索现代科学起源的学者而言(如彼得·哈里森Peter Harrison)，现代自然科学的起源分享了欧洲基督教关于许诺人类“流着奶与蜜”新天地的目的论假说。然而，在“知识就是力量”(培根语)口号的动员下，现代科学以数学化——力学化(得益于笛卡尔、伽利略与牛顿等人)的方式完成了对上帝的悬置，现实经验世界被处理为一个“几何的、抽象的”机械世界。如果有人想去论证机械体本身的主动性，他可能会被被动的机械观挤压到狭窄的缝隙中。物质世界，包括人类身体都可以成为进一步解构的单元，从宏观宇宙到微观世界，微小粒子还在被科学家不断地探索。当然，在生命科学相关领域，人类与其他生命体不会被单纯看作被动反应的物质体，但我们必须记得的是，生命体的构造与功能早已是可视化操作的对象，并且与现代科学技术分享着一种“现代的理性主义”，即“由数学物理学的前提所蕴含的理解人类行为、历史和我们周遭世界的进路”(2)克莱因、张卜天：《现代理性主义》，《科学文化评论》2014年第3期。，这种理性主义的后果就是人类通过符号化的形式理解世界，“理解这个世界的心灵被预先设想为与这个世界相疏离。我们并非直接接近这个世界，而是通过概念”(3)克莱因、张卜天：《现代理性主义》，《科学文化评论》2014年第3期。。

对现代科学图景的讨论在人文学者那里避免不了与现代性问题结合在一起，就如他们所论述，古代层次分明的“Cosmos”(封闭世界)演变成如今单一的“Universe”(宇宙)，人失去了中心位置。(4)亚历山大·柯瓦雷：《牛顿研究》，张卜天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一章。然而，今天我们又不可避免地承袭了人类中心论的视角，一切外在的东西成为人类的工具或者工具衍生物。科学因为方法论的严谨本身也变成一种技术，程序理性与结果理性糅和在一起，科学与技术也成为理解现代科学世界的两个重要方面。在实际用语中，技术往往代表了科学的主要部分。

当代对科学概念认知的模糊以及科学与技术统一化，产生了一种如西蒙栋所说的“技术现实”，即“当前文化的特征把技术归于非人性的范畴，并因此与之抗争”(5)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24页。。系统化的科学由于非人性的技术，也逐步遭到时代的误解，成为“控制论”的科学。在当代，尽管大学设置有“人文社会科学”“艺术科学”等学科，但如果看到课程内容实质，比如考察政治科学、经济学等，会发现存在程序化的运算公式。在美国当代政治科学论文中，比较多见的也是学者们如何用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用符号化的语言进行比较分析。就如一些学者所看到的，这些学科自觉地用自然科学追求的程序化、可操作化的符号思维来进行本学科的研究，为的是用严谨的逻辑论证导出一个“科学的”结果。人文学科领域在技术化的现实中被逐步蚕食，现代科学失去了古代整全性科学的内涵与范围，而被现代技术内涵所主导。为了在古今科学观差异背景下辨析技艺/技术观的流变及其与人文的关系，本文试图从以下四点展开论述：首先，主要在西方思想中简单考察科学内涵的古今差异；其次，考察古代为善的灵魂服务的技艺到现代“摆置”技术的发展与区别，辨析技术观的流变；再次，考察现代技术对科学内涵的主导及其导致的结果；最后，对科学与人文的关系进行思考。

一、“科学”概念内涵的古今差异

在日常汉语习惯中，“科学”一词有“两种基本用法”。其一是指“某种社会事业，即科学家或科技工作者所从事的事业”；其二是“做出某种价值判断”，在这种意义上讲，科学的即代表正确的、合理的，能够“让人放心的”。(6)吴国盛：《什么是科学》，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页，第8页，第12页。正确的权威成为普通民众对科学的最高赞誉与认知。一件商品，如果贴上注明“经实验或临床验证”或相似话语的标签，就成为一件有益的商品，即使消费者可能对化学或者医学毫无知识性的了解。

根据学者吴国盛的考察，汉字的“科学”来自日本人对“science”的翻译(7)吴国盛：《什么是科学》，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页，第8页，第12页。，康有为、严复是较早采用“科学”译法的知识分子。日译的“科学”基本承袭“science”自19世纪以来的用法和语义，主要是指自然科学。在中国人这里， “科学”概念不仅体现了一种分科性，并且被赋予了一种信念，即“能够转化为技术力量，从而首先提升军事能力”。(8)吴国盛：《什么是科学》，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页，第8页，第12页。在新文化运动中，科学更成为一种进步反对腐朽落后的信念。后来，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说: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在这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和任何

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9)《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667页。

在这里，科学主要也是代表一种进步的价值判断。因为“科学”最初就是“舶来品”，我们还需要进入西方思想传统中，了解科学本身的所指。

近代直至19世纪，英语世界并没有广泛采用“science”来指称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种科学实验与研究活动。当培根(Francis Bacon)提倡一种归纳观察的方法时，他所指的是一种区别于旧自然哲学的新自然哲学(牛顿也用“自然哲学”来命名其著作)，他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 (“Knowledge is power”)，拉丁文是“scientia potentia est”。值得注意的是，中世纪拉丁文里就有“scientia”，而这个拉丁词是对“episteme”的翻译。 “episteme”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知识”。只有“知识”一词才能理解培根、霍布斯那个时代的思想家对知识的分类，指的是那种系统而又具有可靠性与确定性的真理。即使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表达的“科学”也用于表示可以传授的稳定的知识，凭借这种知识，人们可以进行推演与证明。(10)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六卷第三节。19世纪以后，由于受到法国的影响以及自然科学的专业化，“science”(科学)以及“scientist”(科学家)才最终替代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与自然哲学家。之后的英语国家在使用“没有任何限定词的‘science’往往只表示与社会科学相分离的自然科学”(11)伯纳德·科恩：《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互动》，张卜天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9页。，今天我们所承继的，就是近代以来的数学——力学与实验科学传统，并逐步向一种应用型科学与技术型科学发展。现在的德语“Wissenschaft”，其实比“science”更接近拉丁词“episteme”，它表达了完善于18世纪、发展于19世纪的德国研究训练体系的理想。梅茨(Merz)指出：

事实上，这个德语词比在法语或英语中的“科学” (science)一词具有的意义更加广泛。它可以运用于所有在知识母体(alma mater)的庇护下被培育的研究；它特别是从德意志大学体系中发展而出的理念。在其中，神学、法理学(jurisprudence)、医学以及专门的哲学研究都被当作“科学化的”，它们共同组成普遍的、无所不包的人类知识大厦(universal all-embracing edifice of human knowledge)。(12)John Theodore Merz, A History of European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Dover Publications, 1965, p.170.

德国的“科学”本质上是世界主义式的，由于在德国缺乏像“巴黎科学院”(Paris Academy)那样的中心组织，导致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出现了大量关注科学特殊分支的研究刊物。

回看西方传统，可以看到，我们所理解的现代科学(包括技术)并非西方思想根源中“科学的全部”，希腊词“episteme”和拉丁词“scientia”都包含数学与哲学知识，其中哲学知识包括一种对永恒不变的东西的追求，自然就包括对理解自身本性(nature)的知识。根据“认识你自己”的希腊思想根源，吴国盛认为：

获得知识即获得自由的意思是，通达了永恒的理论，就通达了任何事物包括认识者本人的自己、自身，因而也就通达了自由。 “自由-科学”构成了希腊人的“人-文”。在希腊人眼里，科学既非生产力也非智商，而是通往自由人性的基本教化方式。没有对科学的追求之心，你就不配做一个自由人。(13)吴国盛：《什么是科学》，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6页。

自由与科学的内在联系，可以说就是自由与智慧的联系。这里的自由并不是今天普遍理解的自由权(liberty)，也不是单纯说免于妨碍的自由(be free from)。亚里士多德说得好，“在各门科学中，那为着自身，为知识而求取的科学比那为后果而求取的科学，更加是智慧”(14)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982页。。显然，我们追求它并不是为了其他效用，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15)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982页。

二、从古代善的技艺到现代“摆置”技术

(一)古代知识中的“技艺”(techne)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在面对色拉叙马霍斯“正义是强者的利益”的定义时，把统治归为一种技艺(techne)，并且将其与牧羊、医术和航海等技艺进行类比，认为“技艺本身的完美，就在于名副其实地提供本身最完美的利益”(16)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45页，第346页。。鞋匠与医生的技术并非一种赚钱的技术，他们的回报并不是来自本职的技术，“严格地讲，就是医术产生健康，而挣钱之术产生了报酬，其他各行各业莫不如此……每种技艺尽其本职，使受照管的对象得到利益”(17)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45页，第346页。。苏格拉底让色拉叙马霍斯勉强同意的技艺观与大多数人的看法相去甚远，今天的人们基本以技术(艺)获得报酬作为技术掌握与技术更新的动力。但苏格拉底揭示的是，当各种技艺不再以自身的完善促进城邦灵魂的和谐，当音乐与体育不再锻炼人的心灵和身体时，城邦逐渐走向衰败，因为技艺不再是一种完善的自由技艺。自由技艺(artes liberales)作为对自然的完善，为哲学智慧或者整全性知识服务，才“适合于自由的希腊人，而任何使人过于接近物质的活动都会有辱人格”(18)E. J. 戴克斯特霍伊斯：《世界图景的机械化》，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第86页。。可以看出，在柏拉图的苏格拉底那里，那些以实用为目的的机械技艺都是龌龊可耻的，因此，严格来说，只有那些真正的技艺才是自由的技艺，而那些从事劳作与算计的技艺对社会不是太重要的。对机械技艺(相比于自由技艺如统治技艺、音乐教育而言更接近我们今天所认知的制造技艺等)的贬低，使实践技艺没有对古希腊的科学做出太大贡献。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同样把技艺本身的目的归结到技艺之外。亚里士多德先是把人类灵魂分为两部分，即“有逻各斯的和没有逻各斯的部分”(19)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139页，第1139页，第1139页，第1140页，第1140页。。有逻各斯的部分假定“又有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思考其始因不变的那些事物，另一个部分思考可变的事物”。思考始因不变的部分可以称为“知识的部分”，思考可变的事物的部分可以称为“推理的部分”。(20)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139页，第1139页，第1139页，第1140页，第1140页。“努斯(nous)”作为为某种目的而进行推理的东西，与欲求一起引起人和动物去活动。在这种意义上，灵魂中的“努斯”主宰着人类的“实践与真”，而“实践的理智其实也是生产性活动的始因”，实践理智的欲求使得“制作的活动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属于其他某个事物”(21)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139页，第1139页，第1139页，第1140页，第1140页。。因此，制作的活动即技艺本身是欲求着的，与“真实的制作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品质是一回事”(22)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139页，第1139页，第1139页，第1140页，第1140页。，正是欲求着“真”的技艺符合逻各斯的品质，“真”不是包含在技艺活动本身中，而是包含在技艺欲求的外在事物即技艺所产生的效果中。因为“所有的技艺都使某种事物生成，学习一种技艺就是学习使一种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的事物生成的方法，技艺的有效原因在于制作者而不是被制作物”(23)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139页，第1139页，第1139页，第1140页，第1140页。pan cl，所以技艺的活动不同于自然生成与必然生成，也就不同于科学。技艺关联于制作者及其运气，制作者如果从事的是虚假的制作，而不是真实的制作，当然是违反灵魂的逻各斯，而真正的技艺并非违反自然的必然之过程，而是人类灵魂施展能力的一个部分，好的品质保证人类的能力始终符合逻各斯的要求。

因此，对古代希腊哲人而言，技艺(techne)不仅是表示手工行为和技能的名称，也是表示精湛

技艺和各种美的艺术的名称。(24)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1页，第12-13页。真正的技艺符合善的知识的目的或者灵魂的逻各斯，是将真正的内在的价值“带出来”或实现生命的潜能。然而，苏格拉底没有用“更加简单的方法(什么知识为我们指明我们的利益)”(25)斯坦利·罗森：《哲学进入城邦》，朱学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6页，第55页，第59页。直接表明技艺知识和实践判断之间的区别，而是“选择了一种不同的、更加隐晦的攻击方式”(26)斯坦利·罗森：《哲学进入城邦》，朱学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6页，第55页，第59页。混淆技艺和技艺家、善的知识和生产性技术(techne)。就如今天人们所基本承认的那样，现代技术与善的知识的巨大分裂不是新鲜事。

(二)现代“独立”的技术观的产生：对目的因或善的解构

如果大家还记得，当苏格拉底所征服的对象色拉叙马霍斯得出一个奇怪的结论即“一个没有治好某种疾病的人，尽管他/她在其他情形中是一个技艺娴熟的医疗专家，也不是作为医生在行动”时，这个结论似乎“暗中接近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一门技艺的目的和技艺专家实现这种目的的能力两者都可以独立于技术程序的完善性而得到规定”(27)斯坦利·罗森：《哲学进入城邦》，朱学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6页，第55页，第59页。。不过，亚里士多德表达的意思并不应该在现代视角下被轻易批判，现代性的困境是，当技艺本身的目的反过来被技艺本身操作的逻辑思维反制时，技术的一个新特质显示出来了。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中对这一新特质这样解释:“解蔽贯通并且统治着现代技术。在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这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而“贯通并且统治着现代技术的解蔽具有促逼意义上的摆置之特征”(28)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1页，第12-13页。。摆置之特征并不属于亚里士多德关于技艺之描述，虽然制作者与制作之效果被亚里士多德加以区分。

当《理想国》的作者把政治当作一种生产性技艺而非仅仅一种理论技艺时，政治被特意安排进一种更具神圣价值的品质序列中，成了理智能力(phronesis)的实践性运用。对柏拉图而言，除了这种理智，其他由习俗和生产操作培育出来的品质接近于身体而非灵魂。政治的生产性本质跟随人类灵魂的脆弱而来，欲望对理智和激情的“非自然”统治必须由哲学的治疗性技艺来纠正。在最高的哲学的统领下，柏拉图实际上并没有对理论性与实践—生产性(practico-productive)技艺做出严格区分。然而，当柏拉图自己对政治与理论和生产之间的界限“纠结”和模糊时，却给某种技术现实主义提供了一个哲学基础，在这种现实主义中，政治与哲学/知识通过实验科学和数学科学以新的方式结合在一起。(29)Stanley Rosen, “Techne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ity，”in Technology in the Western Political Tradition, Cornell University, 1993, p.78.

准确地说，今天我们称作生产性、应用性的技术，应该跟“artficio(artifice)”联系在一起，而技艺(arte/techne)在古典学语境中更多地是与“模仿性技艺”联系在一起。这种区分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被切萨雷·里帕的图像所揭示。代表技巧(artficio)的是“一位标致的男子”，“他置于螺栓上的手表明引擎由勤奋发明，也正是通过勤奋，很多难以置信的事物，就像这永动机一样得以运行。蜂巢表明蜜蜂的勤奋，它们虽然微不足道，但因其行为方式而变得伟大”。代表技艺的是一位“讨人喜欢的女子，看上去心灵手巧”，她“右手拿着一只锤子、一把凿子和一支铅笔；左手持一根木棍，上面缠绕着葡萄藤。这三种工具用来模仿大自然，而木棍用来弥补大自然的缺陷，支撑起柔弱的植物”。(30)切萨雷·里帕：《里帕图像手册》，坦皮斯特英译，李骁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3页。当然，就如里帕描述的那个代表技巧的男子那样，“衣服华贵，因为技巧本身是高贵的”，高贵的原因是这种技巧体现人的勤奋与团结。而永动机需要某种动力才能持续运作，所以说不存在真正的永动机。当人类的心灵幻化成一台永动机而没有螺栓上的手的牵引时，现代技术将发展到最为极端的状态，成为一种不需要人的技术、一种“无”之技术。

根据《牛津英语词典》，今天的“technology”(技术)这个词原初的英语意思可以追溯到17世纪早期。其第一层意思是“对技艺或艺术活动的论述” (a discourse or treatise[logos] on art or the arts)，第二层意思是“对实践或工业技术的科学研究” (the scientific study/ logos of the practical or industrial arts)。这两层意思其实都涉及作为正确表达与言说的“logos”，只是第二层意义把“technology”等同于“technical nomenclature”(技术的专门术语)。到了19世纪下半叶， “technology”的意义才比较固定地指代实践技艺本身。(31)Leon R. Kass, “Introduction: The Problem of Technology, ” in Technology in the Western Political Tradition, Cornell University, 1993, p.2, p. 3, p.7.从《牛津英语词典》中可以识别出， “technology”其实应该包含两个词根“techne”和“logos”。卡斯(Kass)指出，古希腊人不知道这个混合词“technologos”，希腊词根“techne”不仅包括那些有用的技艺，也包括表达与言说的“logos”(32)Leon R. Kass, “Introduction: The Problem of Technology, ” in Technology in the Western Political Tradition, Cornell University, 1993, p.2, p. 3, p.7.今天，“technology”并不包括用于培养推论理性(discursive reason)的说服性言说技艺与修辞学。

现代技术，不仅涉及将机器、工具和其他人工造物带入生产，还涉及电力和其他能源的利用。传统上对技术发展动力进行人类心理学式的解读并不能完全解释现代技术的发展动力与前景。由于人类的生活需要、对死亡恐惧的消除，又或者是由于某种宗教情结的影响(如13世纪的罗吉尔·培根把发展科学当作对敌基督者与恶魔的抵御)而述说的故事，以及一切由荣誉、对秘义进行研究的好奇所推动的奇思妙想，都必然无法覆盖现代技术的发展本质。18世纪以来技术演变成一种应用科学(applied science)，如果要对现代技术的本质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与讨论，我们就必须去审视由现代技术主导的现代科学。(33)参见Robert Smith Woodnury, “History of Technology, ” The Encyclopaedia, 14th ed.,1973,vol. 21,p.750.

三、现代技术主导下的科学及其生产化结果

古代科学追求的是事物是什么的知识，沉思造物其中的目的满足了求知者。相比之下，现代科学寻求的是事物如何运作的知识，被用作减轻和安慰全人类(无论是有知识的人还是无知识的人)的手段。(34)Leon R. Kass, “Introduction: The Problem of Technology, ” in Technology in the Western Political Tradition, Cornell University, 1993, p.2, p. 3, p.7.更重要的是，现代科学的实践性延伸到知识与权力的互动，这种互动极大地提高了知识的生产性。一方面，自然在技艺的操作下“被生产出”更多隐藏的真相；另一方面，人类自身也同时通过机器与操作机制卷入整个生产性法则中。

就其方法和动机而言，新科学本质上就是技术的。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新科学认为人类心灵的自然运作是不值得信赖的，必须代之以专门的技术化程序去推理。现代科学并不像早期哲学那样，从完美的普遍的认知中成长出来并提升到“智慧”，而是重新开始，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技术和“科学的”知识大厦并与我们对自然的认知保持长期的张力。(35)在笛卡尔那里可以找到这种张力的早期版本。方法论科学实质上就是一种新的技术思维。现代方法论的内容及其形式，都是技术型的。无论是否是新的、实用的动机作用，还是新的认识论的推进，伽利略、培根和笛卡尔等所导向的问题是: 他们对“什么是进行理解的本质”这个问题的整体把握，使得他们的思维朝着技术方向发展。在进行所有的探究之前，他们倾向于忽略古老的关于“为什么”和“是什么”的问题。从此以后，了解自然就意味着要了解自然是如何工作的。(36)参见Arthur M. Melzer, “The Problem with the ‘Problem of Technology’, ” in Technology in the Western Political Tradition, Cornell University, 1993, p.287-321.

现代科技的逻辑内涵具有三个特征: 分析性、数学化与可实验性。这种科学探究摒弃把事物当作一个全体(如本质、形式原因等)或在更大的秩序和目的(如最终因)下来理解。因为这些预设的结构和目的扼杀了人类操作的可能性和合法性。现代技术就是帮助人类去自由地切割和整合自然。事实上，现代科学超越了简单的分析，而朝向一种物理上的独一的数学化(mathematization)。处理的对象变成了不同变量，形式上它们没有质的差别而只是量与关系的体现。

可以说，应用性科学和对自然的技术化掌控并非理论科学无罪化的发现，它们终将在理论科学“理解”概念以及方法论体系(分析性、数学化与可实验性)中产生出来，由此现代技术实现了对技艺与新自然哲学的整合。

当我们回顾现代科学的起源时，可以发现今天称为“应用性科学”的技术内容并没有在霍布斯、伽利略、笛卡尔、牛顿等人的理论阐述中得到与“理论科学”同等的重视。当新的宇宙论体系被阐述出来时，新的物理学也呼之欲出；然后，新的宇宙论提供一个新的宇宙形象(new image of the universe)时，并没有对新的物理学提供解释。新的宇宙论提供了一个解释某个物理对象模型与构造的契机。伽利略对运动学提供了富有成果的研究，而牛顿在伽利略运动学的基础上展开了经典物理学中的动力学研究。对“运动”的概念分析从经典的物理学理论中产生，之后便把近代科学理论革新的强大魔力传导到实验与技术经验，它启发了一个全新的发现、确证与实验方法。(37)参见Hans Jonas，Philosophical Essays: From Ancient Creed to Technological Man，Atropos Press，1974，Cha. 3.

今天，人文学者质疑现代知识生产方式的一个方面是， “知识”通过确定的法则变得体系化(systematic)，为了得到一个客观的可以理解的世界，知识被数学化的思维俘获，共同组织了一个非自然(unnatural)的世界，而这个世界里存在的是纯粹的同质化的可处理的变量，如果出现非同质的(unhomogeneous)“成分”，就要找出方法中存在的问题、优化方法或者对“实验结果”进行“合理化解释”。对一切被合理化算计的“讨厌”的同时又不得不肯定技术对治愈人类疾病、减缓生命痛苦(不必在大地上辛勤地劳作)、对抗自然暴力的积极作用。这种“矛盾”的态度其实可以归结于这样一种人文学者所认定的“事实”: 现代的各种科学门类不仅在方法论上对“更好与更坏”这样的价值问题冷漠，对道德和形而上的关切保持中立，而且也促使关于人类政治与道德生活的研究被“染得”抽象化与非道德化，变成了一种物理学化的现象式研究。

结语：恢复古典科学中人文(善的)价值的可能性

随着现代知识体系的逐步专业化与分科化，科学(科学研究与技术发明)与人文逐渐分裂，而且人文领域也逐渐受到技术谋划的蚕食，最终整个科学教育体系被导向一种要求“效率”与“力量”的理解型科学，并要求一种综合的领悟力。在理性化的过程中，人文主义(Humanism)中的“作为以人为价值中心、价值原点、最高价值的唯人主义”被放大化以致人逐渐背离自身的自由，因为“世界的对象化的结果是人同时被对象化即本质化，人与世界的关系成了一种既定的、给定的、固定的关系”，也就是说“人就会沦落为一个被动的角色，他只需按照所谓理性或科学的方式去反应”。(1)吴国盛：《科学与人文》，《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在对象化的世界里，我们是否还有“勇气”重新去追问人文学科的价值？如果有，我们又该如何思考人文的价值呢？对此，斯莫尔(Small)整理了几种经常被讨论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人文学科研究的是文化意义的创造与实践，侧重对文明的成果进行阐述和评价，这是作为人类不可缺少的主体性元素，这是基于人文学科独特的学科特点和对知识的独特理解。第二种观点认为，在高等教育中，人文学科的主要目标在于处理或者解释其他学科探究过程中未成形或者未知的价值问题。第三种观点认为，人文学科对我们个人和集体的幸福有特殊的贡献。近年来，以比经济利益更深层次的方式理解公共利益的努力正受到认真关注，并得到热烈的鼓励，人们正积极反对将情绪和激情本身视为商品。人文学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幸福是什么、我们如何更好地置身于幸福之中以及教育如何增加我们某些乐趣的种类并提高其质量。第四种观点主张人文学科的价值，是因为认为它们是集中关注、反思、辩论、批评和对想法的推测性测试的文化实践，对民主的良好运行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2)Helen Small，The Value of The Humaniti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4-7，p.6.以上对人文学科的主张，几乎都不是在人文学科自身的价值方面来讨论。人文学科之所以能被政策决定者纳入考虑，其中一个共同特征是，它们都是后果主义的，基本上基于一种信念，即“人文学科通过对我们的文化生活、我们的幸福和我们的政治的影响，对世界产生了好的影响”(3)Helen Small，The Value of The Humaniti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4-7，p.6.。这种结果主义对任何担负着展示人文学科“公共利益”任务的人来说都很有吸引力，只是人文学者尴尬地知道，诉求人文学科自己内在的价值总是显得那么的不可靠，对那些外表“真实化”的学科而言也是如此的“不真实”。当从智慧的理念王国下行到公共的生活世界时，人文内在的价值诉求(如果有的话)能否重新在分裂的学科乃至价值体系中重新勾连出一个生动的生活世界仍然是个问题。

应该注意的是，人文主义“Humanism”一词还有其他两种意思: “复兴古典学术和强调人的全面教养的人文主义； 作为仁慈博爱伦理的人道主义。”(4)吴国盛：《科学与人文》，《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当代科学和技术是否与人文教育截然对立是值得我们当下思考的重要问题，而人文教育在塑造人的自我创造性潜能方面，能否让人重新明白科学与智慧的联系维度？怀特海有言: 虽然“逻辑谐和在宇宙中是作为一种无可变易的必要性而存在的，但审美的谐和则在宇宙间作为一种生动的理想而存在着，并把宇宙走向更细腻、更微妙的事物所经历的残缺过程熔合起来”(5)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 19页。。人文教育也许将帮助我们重新在科学技术发展的路径中体会并构建“审美的谐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