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圣 李旭东

2021年是“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它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节点，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点。现代化无疑成为理论和实践中人们关注的核心范畴。现代化是一个包罗万象、内涵丰富的历史过程。一般来说，现代化是指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突破原有农业生产力形态转向工业大生产力形态所引起的巨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各个方面。现代化的实现大体分为两种不同的途径：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现代化通过发展工业、对外掠夺形成；对于后发国家而言，现代化是通过内向积累，摆脱不发达状态的发展过程。自19世纪中叶起，由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领导的现代化运动构成了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内容，但这些努力都以失败告终。直到100年前中国共产党诞生，才使得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有了根本性突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是现代化事业在中国不断探索、塑造和成长的百年。百年间，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现代化思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个历史节点上，回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演进理路，探究其内在规律，思考其当代启示，对于在新发展阶段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百年现代化思想的演进理路

历史逻辑是思想逻辑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的百年现代化思想建立在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上，根植于中国共产党百年以来追求现代化的实践土壤，依托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摆脱贫穷、愚昧和落后的百年奋斗历史。还原其演进的历史图景，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思想的发展历程可从四个维度进行探讨。

(一)时代背景：由被动“依附型”现代化发展为独立自主发展现代化

依附理论(又称“中心-外围”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萨米尔·阿明等学者提出的现代化理论。该理论将欧美等率先进入工业化的国家称为“中心国家”，将广大亚非拉后发国家称为“外围国家”。“外围国家”由于军事、科技和经济落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因而不得不依附于“中心国家”。近代中国是典型的“外围国家”。18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发生了工业革命，世界进入深刻变革的历史大转折时期。1840年以来，中国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被西方列强以炮火轰开大门，中国被迫纳入全球殖民体系，并客观上依附于“中心国家”。这一时期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可称为被动“依附型”现代化。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人民致力于国家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斗争有了主心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危亡之际力挽狂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开始了对现代化的探索。二战后的世界体系是由美苏两大阵营分割控制下的全球体系。中国尽管摆脱了对西方国家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依附，实现了完整彻底的主权独立，但由于资本稀缺、科技落后、国家积贫积弱，远不具备进入现代化的条件。此时，中国开始了以苏联模式为模板的工业化，承接了苏联转移的重装备生产线，“一化三改”为中国进入工业化提供了契机。在这一阶段，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客观上对苏联有一定依赖。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国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而在中国拒绝苏联“以主权换支援”的要求后，中苏两国关系彻底破裂，苏联撤走对中国的一切援助。这意味着中国面临被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封锁的形势，正式开启了独立探索现代化的道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强调现代化建设要“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1)《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0页。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对于世界形势作出了“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发展的主题”的重大判断。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从中国的特点出发，“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3页。。20世纪末，苏联的轰然倒塌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西方提倡的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颜色革命在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国内一度出现“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自由化”的思潮。在关键时期，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一锤定音，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和“社会主义本质论”等，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全新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用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科技水平正在迈向世界第一方阵，国际话语权不断增强，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巍然屹立于国际舞台。在新发展阶段，中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相比之下，西方发达国家自身出现了债务危机、治理危机、环境危机等，西方国家几百年里主导的现代化秩序遭遇巨大挑战。世界现代化究竟该往何处去，急需中国共产党人给出新的答案、指明新的道路、贡献新的方案。

(二)战略部署：由局部现代化走向全面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对于现代化的内涵和外延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与丰富，逐步勾勒出现代化的战略布局。在革命时期，军事力量尤其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人常感慨于敌我军事技术装备上相差之悬殊。所以，在革命年代，与“现代化”一词联系最为紧密的是“军队”“军事”“装备”“武器”等主题词。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11页。邓小平同样强调“尤其需要加强部队的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使科学为指战员所掌握，创造现代化的正规兵团。”(4)《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页。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中国共产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将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移，实现国家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5)《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第138页，第198页，第256-257页。由“革命”向“建设”的主题转向，实际上开启了“军事现代化”向“生产现代化”(或“经济现代化”)的转型。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首次明确提出“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6)《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53页。。1964年，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在20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即传统的“四个现代化”。2005年，在“十一五”规划建议中，使用了“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7)《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807页。的“新四化”。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将“信息化”加入“新四化”中。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新表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又提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8)《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页。，特别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目标。至此，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战略布局的认识实现了由局部现代化向全面现代化的转变。

(三)战略步骤：由“两步走”依次演进到“新两步走”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步骤的设计越来越具体、明晰。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两步走”战略构想。第一步，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20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9)《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第138页，第198页，第256-257页。邓小平在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即到1990年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20世纪末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21世纪中叶，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10)《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第138页，第198页，第256-257页。世纪之交，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新三步走”战略：第一个十年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个十年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

的社会主义国家。(11)《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第293页，第464页。党的十九大报告把“三步走”的第三步基本实现现代化提前了15年，即第一个阶段是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是从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2)《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第293页，第464页。纵观中国共产党对实现现代化战略的历次调整演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间表、路线图愈加清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信和使命担当。

(四)客体向度：由器物现代化渐次转向制度现代化

考察和梳理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思想的时代语境，其客体向度始终在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中。在100年的时空里，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思想经历了由“器物现代化”到“政治现代化”再到“制度现代化”客体向度的转型和演进。在革命和建设时期，面临强敌压境和缺衣少食的困境，中国共产党对于现代化的理解和认识也仅限于“器物”的层面，无论是对“军事现代化”还是对“四个现代化”的迫切追求，皆因军事力量和物质生产能力的不足。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在1979年指出，“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没有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搞四个现代化就不行”(1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9页。。1986年，邓小平谈到，“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1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6页。。当时政治体制现代化被强调，仍是作为一种手段，目的是服务于经济(生产)现代化，尽管围绕政治上层建筑的议题扩充了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思想的内涵，但其在整个党的现代化观念体系中并非处于中心地位。

实际上，“政治现代化”是由“器物现代化”向“制度现代化”过渡的“承接板”。自政治体制改革以来，国家的经济社会领域开始呈现出规范化和制度化趋势，例如“现代化经济体系” “现代产业体系” “现代企业制度” “现代管理制度”等新的概念的相继出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5)《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页。，成为中国共产党由“器物现代化”向“制度现代化”全面转型的标志。学界普遍称之为继“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不同于过去集中于某个领域具体制度的现代化观念，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在内的全方位国家制度体系朝着更为科学、规范、高效，发挥更大综合治理作用的现代化目标前进，进而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全局性优势。

二、中国共产党百年现代化思想的演进规律

演进规律反映研究对象在发展过程当中的必然联系和内在规定，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不断变化之中的不变的趋势。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追求现代化的历史图谱来看，百年以来历经三大时代主题转换，跨越两大社会形态，历经四次科技革命，走过了恢弘壮阔的现代化之路。这条道路总体体现为具体过程维度上“变”与一般规律维度上“不变”的辩证统一。所以，应以总体性视角从宏观上归纳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思想的发展逻辑，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历史观全方位把握和科学总结其演进规律。

(一)内生动力：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整合型领导力”

“整合型领导力”是一个管理学概念，“是一种以参与合作单元的领导要素整合为理论依托，以战略决策整合和关系整合为核心，通过制定达成共识的运行机制与保障机制，实现多方共同利益的网络式动态化的合作驱动力与保障力。”(16)张大鹏、孙新波、刘鹏程等：《整合型领导力对组织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管理学报》2017年第3期。笔者认为，将此概念放在中国的百年现代化的语境当中，亦能精准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成功的内在规律。中国从现代化落伍者、依附者到全面独立建设现代化，并推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历史性地冲破封建主义、苏联模式、西方自由主义的“三大阻碍”。无论在哪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整合型领导力”始终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核心的因素。只有读懂中国共产党的整合型领导力，才能读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现代化的根本逻辑。

第一，现代民族国家的整合。中国共产党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实际上面临历史的、地理的和外来的三个维度的严峻挑战。从历史上看，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典型的城市与乡土的二元社会结构。中国共产党没有历史文化意义上便利的、“路径依赖”式的现代国家建构助推力量。从地理上看，“地广人多”是中国的突出特征，“人多”意味着人均资源少，“地广”意味着整合难度大。邓小平曾对此做过简短精辟的概括：“中国就是块头大”(17)《邓小平年谱(1975—1997)》 (上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47页。。从现实角度看，19世纪末中国被西方列强瓜分，尽管国民党统治期间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但仍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而中国共产党依靠其强大的整合能力和领导能力，克服了小农社会固有的封闭落后的局限性，将广大农民发动组织起来，调动活跃起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细胞。中国共产党“开万国未有之奇”，建立了世界史上最具整合力、凝聚力和动员力的现代民族国家。

第二，社会经济发展的整合。外源追赶型现代化的属性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能够将有限的资源整合起来，而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强大整合领导力又使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在众多后发国家中矫矫不群。20世纪50年代，在资金短缺、科技落后的不利局面下，中国共产党发动人民群众，用成规模的劳动力弥补机械的落后，建成了大大小小的基础工程；60年代末，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和苏联的孤立打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备战备荒，进行“三线建设”；世纪之交，东北振兴、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发展战略使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通过加大财政刺激计划，使中国经济逆势增长，平稳度过危机……在每一阶段，中国共产党都是共和国大厦的坚定支撑者、社会资源的高效整合者、现代化事业的强健领导者。印度是我们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社会经济整合力的参照系。同样作为后发国家的印度，与新中国同时期独立，拥有几乎相同的历史起点，经过70余年的现代化建设，当今的印度基础设施落后、贫富差距大、社会治理无力，其现代化水平与中国不可同日而语。其根本原因在于，印度缺乏像中国共产党一样的强有力的整合型政党的领导。

第三，国家向心力的整合。国家向心力是指一个国家中不同地域、不同信仰以及不同阶层的大众在理想、价值、利益等一致的基础上所产生的聚合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的国家向心力得到空前释放，其原因在于充分运用统一战线这一法宝。在革命语境中，统一战线的作用是改变军事力量结构，由弱势变强势、化逆境为顺境，并取得战争的胜利；在和平年代，统一战线被赋予了新的战略功能，即由改变军事力量结构转变为稳定现代化建设的政治结构。多民族、多信仰是我国的一大特色，多个民主党派并存是我国的政治现实，社会各阶层利益分化也是一大难题，任何一重关系如果处理不慎，就会造成条块分割、尾大不掉、各自为政的局面。如果人心涣散，建设现代化强国也将无从谈起。而中国共产党以无可比拟的整合力和领导力汇集起全国各民族、各地区、各阶层的向心力，勾画出最大的“同心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筑起九层之台。

(二)逻辑主线：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每个民族追寻现代化的历程就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过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是中国文明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变革。它既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普遍规律与中国现代化的特殊规律的有机统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共产党具体实践的创造性结合。

作为人类文明史上具有开拓性的伟大事业，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不断探索中前进。不断探索意味着根据不同发展条件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要求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这种创新精神内蕴于中国共产党百年来领导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战略步骤的演进、内涵结构的丰富以及客体向度的转向中。从大的历史视野上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贯穿整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逻辑主线，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之钥，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接续推进的关键之基，是改革开放伟大事业造就“两大奇迹”的关键之柱，也将是在新发展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之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够保证中国的现代化始终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中国的现代化能够在守正与创新的张力中获得赓续，保证中国的现代化始终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要求。

要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百年现代化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主要从三重维度来认识。第一是路径维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符合由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向现代工业生产方式转变的一般规定，但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以及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我们的现代化道路起点与先发国家有所不同，并非“外向攫取”而始于“内向积累”；而且区别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初设想，没有遵循“发展—革命”而是“革命—发展”的现代化路径逻辑。正是在这种普遍与特殊的张力中，中国式的现代化路径得以可能。第二是方式维度。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现代化出现之前的民族和国家大都自给自足、封闭自守，所以世界性是现代化的一大特征。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的发展理念，同时，对于国外先进经验与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我们党始终保持开放态度与胸怀，主动拥抱世界、学习世界、融入世界。面临西方国家的几次封锁，我们都在练好内功的基础上冲破束缚，在保持独立与积极开放的辩证关系与动态平衡中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三是价值维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不仅是当代中国为实现民族复兴而进行的个别实践，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不断奋斗的一般实践。因此，它本身不仅拥有特殊价值指向，更具有普遍价值面向。过去，我们常强调中国现代化模式的特殊性，而随着世界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新认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问题愈加重要。从内部看，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蹚出一条现代化新路，创造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两大奇迹”，形成世界现代化历史上的“中国模式”；从外部看，当今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尚有130多个，占世界陆地面积和总人口的70%以上，他们十分希望自身现代化可以兼顾“发展”与“独立”。这就为中国现代化的特殊道路上升为普遍经验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三)基本理路：对内“发展追求”与对外“和平指向”的辩证统一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大的时代语境和国际环境。从世界历史演变的基本态势看，“战争与革命”构成20世纪前半叶的世界主题，而进入20世纪后期，时代的主题则转化为“和平与发展”。在这一阶段，全球尽管仍存在局部的冲突和紧张关系，但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大势，尤其是冷战结束进入21世纪以来，和平、合作、发展、进步已成为当下人类文明的最大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达成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几百年时间才取得的成效，同样是把握了“和平与发展”时代大势，并创造性地利用和转化“和平与发展”时代红利的历史结果。

然而，中国现代化事业的突出成就引起了部分西方国家的恐惧和抹黑。近年来，“中国威胁论”“中国扩张论”“邪恶国家”等污名化中国的声音甚嚣尘上，中国周边国家面对我国军事、科技、经济等现代化不断发展和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的现实，也同样表现出担忧和恐慌。一些西方国家和周边国家认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使国家摆脱了落后，即意味着中国要“打”落后于自己的国家。这种观点其实陷入了西方语境中“国强必霸”的逻辑。从民族性来看，以和为贵向来是中华民族血脉基因，中国没有侵略或殖民他国的传统；从现实需要来看，中国现代化发展离不开安定和平的国际环境；从领导力量来看，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具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情怀。中国共产党向来主张不结盟、不称霸，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目标是遏制战争、延缓战争，而不是挑起战争，我们的现代化军事力量是作为世界一股强大的“止战力量”而存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18)习近平：《在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3月29日。所以，中国的发展是以世界和平为前提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是以世界和平为目标的现代化，是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强必霸”强盗逻辑的现代化。

三、中国共产党百年现代化思想演进的启示

演进理路的梳理与演进规律的归纳，归根结底是为实践服务的。中国共产党的百年现代化思想是中国百年现代化建设的高度凝练，也是开启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的指路明灯。面向未来，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仍面临着诸多障碍与不确定性因素，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思想必须回应时代诉求，直面前进路上的新矛盾与新问题。在新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必须以建设现代化政党为根基推进国家现代化，用人民逻辑驾驭资本逻辑，从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这四者是一个紧密联系、有机统一的逻辑整体。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现代化建设是主体力量，以人民逻辑驾驭资本逻辑是主要手段，保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题中之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最终旨趣。

(一)以建设现代化政党为根基推进国家现代化

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不会自发完成，总要依靠一种引领动力。从20世纪的世界经验看，这种引领动力是在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运动中突显出的革命政党。当革命主题朝着建设主题转向，革命党也就成了执政党，延续其“革命权威”对社会进行整合，成为其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动力。然而，从多数国家的经验看，此类执政党难以长期保持现代化的领导地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国内逐渐形成对抗性的部门利益、地区利益、行业利益，而主流政治力量在此过程中被削弱分化，成为各方利益集团的“提线木偶”，阻碍本国现代化的进程。因此，执政党建设就成为后发国家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变量和核心逻辑。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加强自身建设，不被商品交换原则绑架肉体、麻痹精神、腐蚀灵魂，敢于刀刃向内、自我革命。要搞清什么是现代化政党，首先要清楚什么不是现代化政党。苏联式的“家长制”政党不是现代化政党；像欧美国家“掣肘式”政党也不是现代化政党；像印度、南亚等国家“迷信式”政党更不是现代化政党。所以，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政党是“法治型”政党、“战斗型”政党、“学习型”政党。

首先，建设“法治型”政党。从历史上看，由于在革命与追赶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对于法治的论述相对较少。而在新时代，建设“法治型”政党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必然抉择，是建设现代化国家必由之路。法治化是现代化政党的标志。建设“法治型”政党要求执政党在组织、制度和行为规制等方面要符合法治的基本规定，把法治的思维、理念与方法运用到政党建设上。近年来，党中央制定和修订了190余部党内法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逐步形成。其次，建设“战斗型”政党。与西方长期形成的“内耗式”的多党竞争政治体制不同，中国共产党从源头上说是革命党，即使在和平年代，其战斗性也丝毫不能减弱。而西方式的多党竞争、相互掣肘只能分散和削弱党的战斗力。面对“两个大局”和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要如期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共产党更应保持战斗姿态，凝聚起全党全国的磅礴力量，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进行一系列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最后，建设“学习型”政党。当下，全球科技发展、信息化水平日新月异，各种创新变革急剧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仅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的中国共产党人，而且需要创新型思维和国际化视野的中国共产党人。 “学习型”政党要一边从“老祖宗”那里学习基本理论，永远保持党的纯洁性，一边从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中丰富知识体系，完善知识结构，不断提高政治思想觉悟，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发挥“学习型”政党的先锋作用，带动“学习强国”，将知识与理论应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去。

(二)用人民逻辑驾驭资本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探索用“人民逻辑”驾驭“资本逻辑”，规制资本的过程。这一进程也是被西方资本主义称为“普照之光”的资本，经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辩证吸收，于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逐步发挥作用、不断创新的过程。马克思指出，未来社会应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30页。这一基本规定内蕴生产力标准和人的标准。一方面，资本按其本性来说是逐利的，它建立在对劳动者的剥削基础之上，以资本为主导逻辑的生产“是和构成整个这一发展基础的那一部分人口相对立的”(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35页。；但另一方面，资本又是被实践证明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配置资源的高效方式。生产力标准要求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应充分利用资本；而人的标准又要求中国的现代化要严格规制资本。所以，驾驭资本的实质就是在利用资本和规制资本两个层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从过去的几十年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对于驾驭资本的两条基本经验是：对内“引导式驾驭”、对外“防御式驾驭”。一方面，对于国内资本要趋其利避其害，秉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这个“我”就是人民利益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邓小平同志针对改革开放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一定程度上就是针对利用资本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另一方面，对于金融资本开放，我们始终保持谨慎态度，始终将我国金融资本市场控制在国家可驾驭范围之内。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国际投机资本趁机做空了泰国、马来西亚、缅甸、印尼等国的货币，使得其几十年的财富积累毁于一旦。而中国因对于资本市场的严格管控，平稳度过危机。再比如党的十八大前后，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投机资本企图“唱衰中国” “做空中国”，而拥有巨大的动员能力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经济承担的责任是任何西方政府所不能相比的，在这场“做空大战”中，中国再一次展现出对于国外资本扩张的驾驭能力。

如今，在全球化、数字化、信息化的背景下，金融资本、数字资本等出现膨胀势头，若放任其“野蛮生长”，并延伸到教育、媒体、医疗甚至政治领域，将扩大贫富差距，使财富代际传递率上升，甚至造成颠覆性后果。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对于资本驾驭的制度优势，发挥党对资本的领导优势，约束资本的过度空转、过度流动与无序扩张，防止资本在教育、媒体、社会和政治领域的过度蔓延，防止资本与劳动的群体性分割，继续优化财产分配格局，防止财产差距与收入差距相互强化。

(三)共同富裕是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社会主义现代化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目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首次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远景目标列入党的全会文件。根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要求，到全面实现现代化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将基本实现。也就是说，如果到了21世纪中叶中国仍然存在大面积相对贫困人口，地区间、行业间、城乡间的贫富差距依旧悬殊，即便我们创新能力、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军事能力等现代化指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这样的现代化也不符合中国现代化价值目标和本质规定，不能称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所以，如何在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小康社会全面建成之际，更加“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新发展阶段，实现共同富裕应以“三个避免”为基本要求：一是避免一些拉美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二是避免由市场经济体制引发的“两极分化”问题；三是避免绝对贫困人口“再次返贫”问题。而如何实现“三个避免”，向着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目标迈进，可以从以下几个着力点出发。

第一，继续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保障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动力之源。不同于拉美和中东国家高度依赖石油、矿产、农产品等资源输出国，我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而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必须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推动产业升级，促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并在双循环背景下扩大内需、扩大开放。第二，提升政策再分配效果。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着眼点是要促进居民收入增长，通过再分配政策来缩小收入差距。一方面，增强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公平性，通过转移支付调节区域、城乡和行业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加快税制改革，建立安全、合理、公平的税收制度，调节过高收入，在取缔非法收入的同时防止非法资本外逃。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强收入再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在促进居民增收方面继续加码，在“调高、扩中、提低”方面持续发力。第三，构建可持续脱贫的长效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新年贺词中庄严宣布：“现行标准下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但是，我们仍要树立底线思维，防止脱贫群众“再返贫”。要建立防止返贫机制，健全返贫动态监测机制和“分级施策”的帮扶机制，根据脱贫人口的致贫原因，兼顾因病、老、灾、意外等不可控因素，完善脱贫人口保障兜底机制，织起兜底保障的密网。

(四)现代化的终极旨趣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明确界定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深刻阐明了市民社会的本源性与国家的派生性。而在马克思的语境下，市民社会不是抽象的，而是由一个个“现实的、活生生的人”(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5页。在相互联系、交往、实践中有机组成的。也就是说，现代国家的生成与发展的基础是市民社会，那么国家现代化的目标指向也同样应该是一个个具体的人。马克思对于人的现代化的核心内涵早就做了精辟的总结，即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建设取得辉煌成就，这些成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人民接续奋斗的结果。我们必须始终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现代化是工具理性意义上的手段，而人的现代化才是价值理性向度的目标与追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取之于民”，还应该“用之于民”，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最朴素的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22)《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64页。。而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是“不见人”本身的现代化，是对人的“属人”本质的束缚和异化，使得人受制于物、成为物的奴隶。马克思早已对资本主义“拜物教式”的现代化进行了无情批判。因此，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贯穿人的现代化这一价值旨趣，开辟马克思主义人学的新境界。

从历史维度看，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阶段是摆脱了“人的依赖”阶段，正在超越“物的依赖”阶段，开始进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初始形态。(23)杨文圣、戚艳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是坚定中国道路自信的基本依据》，《长白学刊》2019年第6期。目前，中国的现代化水平尚不能为实现人的现代化提供充足、成熟的条件。在新发展阶段，“国家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两者应该是双向互动的辩证关系。所以，要实现在新中国成立100周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需要加快“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现代化人才的培养离不开现代化国家提供现代化教育，而现代化国家建设离不开现代化人才的创新与奉献。只有国家现代化彻底完成，不需要再靠人的现代化去推动，人的现代化不再以国家现代化为目标，而是以每个主体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就是人的“属人”本质的真正实现为目的，国家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双向互动形态真正被打破，“国家”与“人”的哲学矛盾与现实矛盾得到彻底解决，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终极形态——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