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群 高云鹏

从1868年起，马克思开始认真阅读毛勒、尼·卡拉乔夫、哈克斯特豪森、乌蒂塞诺维奇、卡尔德纳斯、克雷马齐、索柯洛夫斯基等人有关德国、俄国、南斯拉夫、西班牙社会史的研究著作。从1879年起，马克思又仔细研究并摘录了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摩尔根《古代社会》、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等人类学著作。这便是所谓的“人类学笔记”。这些笔记在晚年马克思的意识里无疑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以至于他为此暂时搁置了《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订正和出版工作。20世纪70年代，“人类学笔记”的陆续公布，在国内外学界引发了一股研究的热潮，但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探讨“人类学笔记”主旨的角度上，以马克思学术逻辑变化为视角研究“人类学笔记”的尚不多见。我们在这里不准备过多论及“人类学笔记”的主旨，而是以“人类学笔记”为焦点讨论马克思对黑格尔历史主义的扬弃这一命题，并以之求教于学界群贤。

一、马克思式的世界历史观

在1845—1846年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与恩格斯言及“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同时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时，将资本主义以前的所有制形式划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部落所有制” “古代公社和国家所有制” “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5-28页。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叙述中可以明显看出，这几个层次不仅代表着时间先后的顺序，同时也显现出一种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线索。

马克思在1947年撰写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又一次提及不同的社会类型。他认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每一个特殊阶段都是某种生产关系的总和： “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87页。在这里，马克思是从历史发展阶段这一角度审视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的，马克思对不同社会类型的描述依然体现出一种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线索。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将社会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他认为，上述第二阶段是为第三阶段的出现创造条件的，正所谓“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4页。。从马克思所概括的这三个阶段来看，马克思无疑相信整个人类社会具有发展的统一性。这一认识在马克思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那里被正式归结为四种形态：“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9页。可见，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上每一阶段都存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而且，这些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具有依次更替的特点。

1867年，《资本论》第1卷出版。在这部巨著中，马克思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态依然持先前的观点，如其提及“资产阶级的社会生产机体”产生之前的“古老的社会生产机体”时就写道：“在古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等等生产方式下……”(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6页，第94-95页。。也就是说，从“资产阶级的社会”向前追溯，可以追溯到“古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等等生产方式”，这无疑与马克思先前“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表述一致。

1873年《资本论》第1卷第2版出版，马克思在“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都有过的这种劳动的原始的形式”处添加了一个注解：“罗马和日耳曼的私人所有制的各种原型，就可以从印度的公社所有制的各种形式中推出来。”(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6页，第94-95页。可见，马克思认为亚细亚的公社所有制就是原始的公社所有制，罗马(古代的)和日耳曼的私人所有制(封建的)乃是其解体的各种形式。也可以说，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就是后世各种社会形态的先前形式，它不单为亚洲所独有，可以认为是一切人类社会的原初形态。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马克思就尝试分阶段地阐释历史上所存在过的所有制形式。马克思的这种阐释绝不是只针对欧洲，而明显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寻找统一规律。也就是说，当时，马克思是将人类历史看成一个单线索演进的系统，而不是多线索齐头并进式的。可以说，这就是马克思式的世界历史观。后来列宁《论国家》尤其是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五种社会形态说”，将其定位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固定模式，其理论源头无疑就来自马克思式的世界历史观。

马克思式的世界历史观其本质是一种历史哲学，学者们进行理论追溯时，往往将其追溯到维科那里。(7)姜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山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维科是“历史哲学”这一学科的创立者，“是黑格尔历史哲学思想当之无愧的先驱”(8)李秋零：《维科的〈新科学〉和历史哲学的开端》，《外国哲学》 (第10辑)，商务印书馆，1989 年，第65页。。然而，马克思与维科之间的时间跨度较大，影响也未必直接。一般来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最直接的来源乃是黑格尔。马克思虽然对黑格尔多有批判，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黑格尔的后继者”(9)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337页。，马克思在黑格尔那里承继的东西远比人们想象的多，尤其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的合理因素”(10)马俊峰：《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方法论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在德国古典唯心哲学那里，一直就有一种世界历史观念的萌动。如费希特认为经验自我生发出的自我意识通往绝对自我的过程乃是创造世界历史的过程；又如谢林认为人的自由从萌生到与必然实现同一的过程就是创造整个人类历史。黑格尔的看法与费希特、谢林一脉相承，他将世界历史视作“自由”这一“精神”的自我表现与自我实现，认为世界历史也就是“自由”的实现过程。当然，这一实现过程也要经历不同的阶段，而特定的阶段可以以特定的民族精神进行标识。黑格尔认为，一个民族精神的完成，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新的民族精神的诞生，在这种表现出“扬弃”的发展形态里，民族精神是有层次高低之别的。在黑格尔看来，东方各民族与古希腊、罗马民族及日耳曼民族就呈现出从低到高的阶梯形进展。如其所说：“东方各国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只知道一部分人是自由的，至于我们知道一切人们(人类之为人类)绝对是自由的”(11)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9页，第9页。。洛维特非常清楚黑格尔的主张，即以中国、印度、波斯这些东方帝国为世界历史的开端，而终结于基督教——日耳曼帝国，正所谓“世界的普遍精神就是在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太阳”(12)卡尔·洛维特： 《从黑格尔到尼采： 十九世纪思维中的革命性决裂》，李秋零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年， 第41页。。

黑格尔关于“精神”自我实现的论断可以视作马克思“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那种划分的先声，即便是马克思另辟蹊径，采用生产方式的视角进行了全新的阐释，但其对于世界历史走向的划分却是紧紧遵循了黑格尔的立场。

黑格尔哲学明显具备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这与康德乃至康德以前的哲学家不同。康德强调“纯粹理性”，这种“纯粹理性”之所以纯粹，乃是和神秘的“物自体”划清了界限，虽则“纯粹”，但也造成了明显的割裂。黑格尔认为：“真理就是全体”，割裂的体系不是全体。为了解决康德体系“割裂”的问题，黑格尔谋求以一种新的理性取代康德的“纯粹理性”。关于这种新的理性，黑格尔描述说，它是自己的生存的唯一基础，也是自己绝对的最后目标，同时也是实现目标的力量，它在“自然宇宙”与“精神宇宙”同时展开，是“真实的、永恒的、绝对地有力地东西”(13)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9页，第9页。。这种统摄“自然宇宙”与“精神宇宙”的理性在世界历史中辩证运动就会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恩格斯非常清楚黑格尔的思路就是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精神的世界描述为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发展同时具有内在联系的一个过程，并认为这是黑格尔的“巨大功绩”(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6页。。

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最深刻的支撑点在于历史主义的方法。马克思对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的吸收，从更深层次上来说，也是对黑格尔历史主义的一种认可。

二、“人类学笔记”与马克思对“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的搁置

人类童年时期的状况如何，向来为学界所关注。不过，在达尔文进化论思想提出以前，这种关注大抵处于一种推测与猜想的层次上。1959年，《物种起源》出版，为人类学提供了进化论的视野与方法。尽管我们不能把人类学学科的发展简单视作达尔文理论的扩展，但不能否认的是，进化论理论的确激发了人类学这一学科的突飞猛进。在《物种起源》之后，达尔文出版了人类学著作《人类的由来和性选择》。与此同时，泰勒等人的作品也纷纷面世。摩尔根《古代社会》、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等人的著作也应运而生。

与达尔文环球旅行获得了世界各地有关地质和生物学资料相仿，摩尔根等人采用严肃的田野研究方法并获得了众多关于北美洲、印度乃至伊斯兰社会的实证资料，取得了非常显著的学术突破。马克思晚年读到摩尔根等人的著作后，立即被那些新的方法和新的资料吸引，因此不惜中断了《资本论》第2卷、第3卷的订正、出版工作，一本又一本地做起了摘要。从马克思的笔记来看，马克思对摩尔根、梅恩、柯瓦列夫斯基、拉伯克、菲尔等人的著作都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有批判，有吸收，可以说是做到了积极的扬弃。这种扬弃也使得马克思对自己先前持有的一些观念做出了适当的调整。

首先，马克思接受了“氏族解体从而产生了家庭”的观念，由是放弃了先前“个体家庭扩大为氏族乃至更大的公社共同体”的认识。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提出过“社会结构只局限于家庭的扩大”(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5页。这样一个结论。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他将这一结论表述为“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以及“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页，第467页。。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原始社会人类组织是遵循家庭→氏族→公社的普遍规律的。当然，马克思的上述结论只是出于推想，并无田野方法和实证资料支持。在阅读了摩尔根等人的著作后，马克思发生了很大的思想转向。恩格斯对此就有过敏锐的察觉。他指出，马克思通过透彻研究后认识到，不是家庭发展为氏族，“而是由于氏族纽带的开始解体，各种各样家庭形式后来才发展起来”(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07页。。

其次，马克思接受了人类学者“原始平等”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先前关于“亚细亚专制”的认识。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家庭扩展为部落，部落联合形成自然的共同体，这就是“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如前所引，马克思认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可见，马克思笔下的“亚细亚的”不仅仅指代东方社会，同时也用以描述人类历史的第一个阶段。因此可以说，在马克思的固有印象里，东方社会结构与人类历史的第一个阶段无异。马克思认为，那种凌驾于所有小共同体之上的大共同体“是实际的所有者，并且是公共财产的实际前提”(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页，第467页。，而公社只不过是世袭的占有者进行占有的一种表象而已，因此，人类历史的第一个阶段往往表现为共同体天然首长以共同体的名义剥夺个体的权益和自由，由此形成为一种“虽无私产但极端专制”的社会结构。

然而，在阅读了摩尔根等人关于“原始平等”的描述后，马克思的思想受到了很大触动。摩尔根对北美的易洛魁人有过深入的研究，“原始平等”的观念就是在易洛魁氏族社会那里提炼出来的。他认为，易洛魁氏族成员生而自由，一律平等，即便是酋长都不能有任何特权，“自由、平等、博爱，虽然从来没有表达出来，却是氏族的根本原则”。(19)《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11页，第7页。马克思对摩尔根关于易洛魁人的描述进行了详尽的摘录，显然是充满了浓厚的兴趣。不但如此，马克思还对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所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中的“卡尔普里”进行了详细的摘录。“卡尔普里”系定居于墨西哥、秘鲁的红种人的公社，苏里塔曾详细论述这种“卡尔普里”，柯瓦列夫斯基进行了引用。马克思则一并摘录，尤其是强调土地是卡尔普里全体公社成员的共同财富，公社的每个家庭都能得到一块长久使用且完全不许出让的土地，“如果某个家庭完全死绝，则属于它的财产就重新归还公社，由公社的部落长处理，交给最需要土地的家庭使用。”(20)《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11页，第7页。

在马克思所做的摘要中看不出“卡尔普里”是平等还是专制，但从马克思对殖民者破坏公社土地制度的强烈谴责来看，马克思应该倾向于“卡尔普里”有平等的性质。后来恩格斯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原始平等”的观念，譬如他指出：“在野蛮时代结束以前，总是不大可能有严格的世袭制，因为这种世袭制是富人和穷人在氏族内部享有完全平等权利的秩序不相容的。”(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16页。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马克思接触到摩尔根等人“原始平等”的氏族社会模型后便不再提及“虽无私产但极端专制”的“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了。究其原委，可能是摩尔根著作的田野方法与实证资料的优势令马克思无法辩驳。此时，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的”也就是人类历史第一阶段“虽无私产但极端专制”的推想陷入了困境。承认摩尔根等人的“原始平等”的观念，也就意味着要在一定程度上搁置原始共同体自带专制的设想。这可能就是此后马克思不再提及“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的重要原因。

理论上陷入了困境，马克思不得不重新调整自己的学术逻辑。按照摩尔根的说法，原始社会是自由平等的，倘若接受这一观念，那就必须要说明后世社会所出现的专制源自何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马克思开始尝试对原始社会进行界定与区分。在接触摩尔根等人的著作之前，马克思对原始社会笼统地理解为“无私产”，但在阅读了《古代社会》以后，马克思发现，公社土地除了公有的属性外，也存在私有的状况，因此他提道：“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正像地质的形成一样，在这些历史的形成中，有一系列原生的、次生的、再次生的等等类型”(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32页。，如“建立在自己社员的血统亲属关系上的”较早的原始公社和“最早的没有血统关系的自由人的社会联合”的农业公社就颇不相同。作为一种最新类型的古代社会形态，农业公社具有公有制社会向私有制社会过渡的性质。在“土地私有制已经通过房屋及农作园地的私有渗入公社内部”的同时，私有制产生专制的状况也就发生了。柯瓦列夫斯基就此指出，那些部落首领权力增长得越来越大，他们在法律虚构层面的能力越来越强，“凭借这种法律虚构，民族首领成了本民族所占全部土地纵然不是事实上的、也是法律上的最高所有者。”(23)《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7-48页。马克思对柯瓦列夫斯基的这一段原话进行了摘录，可见是予以认同的。通过对原始社会的界定与区分，也就顺理成章地引出了私有制产生专制的理念，这也使得马克思摆脱了暂时搁置“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后出现的理论困境。

如前所述，马克思“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观念的产生乃是黑格尔历史主义所促成，搁置“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着断开了与黑格尔历史主义的脐带联系。虽然马克思一直想从黑格尔历史主义的笼罩之中突围出来，但真正使他破茧而出的乃是“人类学笔记”这一契机。

三、对黑格尔历史主义的扬弃

马克思不但曾以“青年黑格尔派”自居，而且还公开承认是黑格尔“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页。。黑格尔的历史主义的目的乃是探索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这一点马克思是始终认同的。但是，马克思反对将辩证法神秘化。他认为，在黑格尔那里，“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18页。马克思显然不满于黑格尔哲学因脱离现实世界而产生的“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马克思所理解的历史，应该是由处于生产生活中的作为现实的人所合成的现实的历史。唯有挖掘这种现实的历史的内在联系，才是真正的历史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也是批判并改造黑格尔历史主义的过程。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神圣家族》一直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历史主义方法的积极因素，同时又从根本上对之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26)齐艳红：《历史主义：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南开学报》2013年第6期。。 《德意志意识形态》系统地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与方法，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但这并不就意味着马克思彻底清除了黑格尔历史主义的幽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完成后的二三十年里，马克思一直坚持着“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这样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序列，这无疑是源自黑格历史主义的旧模式。而对这一旧模式的清除，直待“人类学笔记”时期才得以最终完成。

在对黑格尔历史主义的幽灵未予以彻底清除的时期，马克思认为“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乃是人类社会的第一阶段，古希腊罗马式的、日耳曼式的生产方式都可以从“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当中推演而出。阅读摩尔根等人的著作后，马克思认识到“较早的原始公社”才是人类社会的第一阶段，而东方的农村公社已经不是人类社会的第一阶段，而是向次生形态过渡的阶段。因此，在“人类学笔记”时期，马克思不但摒弃了原始社会“虽无私产但极端专制”的固有认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搁置了“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为人类社会最低阶段的想法。在马克思学术逻辑转变的过程中，他更进一步去除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从而将东方社会结构作为一种并行的机制加以研究。

在“人类学笔记”时期，“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着力肯定了古代东方社会的法律文化面貌，并且将其放置到世界法律文明的背景下来加以观照。”(27)公丕祥：《东方法律文化的历史逻辑》，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26页。从法律角度来审视，马克思的确着力思索了古代东方社会的法律文化的独特机制。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虽然未必明确系统地探讨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和未来前景问题”，但也绝不仅仅限于“探索人类的原始社会及文明时代的起源”(28)林锋：《再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主题》，《江汉论坛》2009年第8期。。综合考量，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时期及其后，的确着力思索了东方社会独特的发展机制问题。

在“人类学笔记”时期之前，具体来说就是1877年10～11月，马克思写有《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在这封没有寄出的信中，他批评了米海洛夫斯基对自己思想的曲解。他指出，自己批评过赫尔岑，但这不意味着自己反对“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这样的观点；同时他也指出，自己赞赏过车尔尼雪夫斯基，但同样也不意味着自己赞同“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这样的认识。可见，在这时候，马克思对俄国道路尤其是俄国的公社并未形成深刻的认识，因而在观点表述上有些模棱两可。

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并不主张自己在《资本论》中阐述的理论被泛化使用，就像他后来说的那样， “‘历史必然性’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0页，第466页。，因此，他反对米海洛夫斯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的学说彻底变成一切民族都具备的一般发展道路的理论，同时也强调了各个民族因“所处的历史环境”(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0页，第466页。不同，是不会注定都走与西欧相似的发展道路的。

马克思将历史必然性限制在西欧范围内而不是将其普世化，这明显展现出他是具有一种反欧洲中心主义思维的。众所周知，黑格尔对于世界历史的看法带有一种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思维，更具体来说，乃是为德意志中心主义张目的。而马克思的犹太人出身以及其“世界公民”的信念，使得他对欧洲中心主义不以为然。马克思对“莱茵—日耳曼模式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以及在近代以来支撑或解释欧洲中心主义的法兰西激进传统、犹太教传统的多重批判”(31)邹诗鹏：《马克思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与超越》，《哲学研究》2018年第9期。，就明显带有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质疑。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反对自己的理论普遍适用，与其一贯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思维相吻合。

然而，在“人类学笔记”之前，马克思虽然具有反欧洲中心主义思维，但由于对世界各地区的情况不甚了解，他很难对一种在大脑间业已根深蒂固的思想进行大胆的扬弃，这与他在“人类学笔记”之前无法彻底清除黑格尔历史主义的幽灵相仿。在阅读摩尔根等人的著作之后，马克思对人类学田野方法和实证资料充分汲取，使得他较为深刻地理解了世界各地的情况，尤其是对各地历史上的、现实中的农村公社有了进一步的掌握。在“人类学笔记”之后，马克思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思维进一步落到了实处，因而再谈及俄国公社与俄国道路就具备了明确的指向性。

在潜心研究了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摩尔根《古代社会》两书以后，具体来说，在1881年的2～3月间，马克思四易其稿写了《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在给这位俄国女革命家的信件里，马克思审慎地提出，在俄国这样一个具有东方国家特征的国度里，由于农村公社“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35-436页，第451页。或者说， 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35-436页，第451页。。 “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这一观点在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有了更加明确的表述，即俄国不必经历西欧历史上所经历的那个封建制度瓦解过程，而可以通过公社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公共占有制，“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页。可见，马克思此时已经认识到，在俄国，由于有公社的存在，是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欧洲资本主义的独特的道路的。这种观念的生成对于其反欧洲中心主义的确是一个有力的支撑。

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里，马克思提到了摩尔根，显然是在阅读中受到了触动。所谓“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显然也是受摩尔根等人关于界定农业公社的观点所引发。正是通过摩尔根等人的著作，马克思认识到：“农业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6页。也就是说，马克思已经认识到，原生形态的原始社会可以发展为东方社会的农业公社形式，也可以发展为古罗马式的奴隶制和日耳曼式的农奴制，东方社会与欧洲乃是并行的关系。这一论断不但意味着马克思反欧洲中心主义思维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意味着其身上附着的黑格尔历史主义幽灵的进一步去除。如前所述，“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由低到高的序列乃是黑格尔式的，而“人类学笔记”以后以东方社会与欧洲并行发展的设想则意味着对黑格尔历史主义的扬弃，同时也进一步完善了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