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英娜

按照丹·席勒(Dan Schiller)(1)丹·席勒是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在其出版的《数字资本主义》 (该书中文版于2001年出版)一书中率先提出了“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的概念，随后又相继出版了《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 《数字化衰退 信息技术与经济危机》 《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网络与尼克松时代》等著作，致力于对数字资本主义的反思性批判。的描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展到一个独特的数字阶段，但“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则并没有改变”， “发生深刻变化的是其运行模式”(2)王建峰：《告别信息崇拜 解构数字资本主义——访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教授丹·席勒》，《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月19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就曾明确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0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判断揭示了对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而言，数字技术维护了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换言之，数字资本主义由于其“毋庸赘述”的运转逻辑而具有圆满的自洽性。实际上，在它创造的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传奇之下，亦催生了不同形式的、难以跨越的层层壁垒。在当代，对数字资本主义的讨论仍然没有溢出传统资本主义的论域，以商业逻辑为表征的数字资本主义并没有改变，并没有抽离资本主义的本质特性，反而借用数字技术的便利实现更大程度的利润攫取。比如，数字资本主义下劳动剥削依然存在，甚至新的异化正在产生。但这一现象却具有集体无意识的总体倾向。因此，回归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视域，对数字资本主义进行破译和解码，审视数字资本主义隐形的话语机制和叙事策略，揭示数字资本主义的三重悖论，成为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一、数字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型样态

国外学界关于数字资本主义探讨的典型范式是美国学者丹·席勒于1999年发表的《数字资本主义》和瑞典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于2015年发表的《数字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席勒认为，“数字资本主义的到来引发了社会与技术剧变”(4)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杨立平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引言”第12页。。随后，他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在完成数字转型后，内在仍然镶嵌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危机趋势，因此，数字时代不过是完成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现代转型。福克斯则指出了在数字资本主义对世界进行大规模殖民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理论返场的必要性和有效性(5)参见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文森特·莫斯可主编：《马克思归来》 (上)，“传播驿站”工作坊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导论”第1-30页。。乔纳森·佩斯( Jonathan Pace)于2018年发表的《数字资本主义的概念》一文除了指出席勒和福克斯对数字资本主义的认识具有名义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方法论谬误，还主张以辩证的方法将数字资本主义定义为“数字技术调解资本主义结构倾向的过程、地点和时刻的集合”，从而否认把数字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结构性的整体和历史时期”的认识。(6)Jonathan Pace，“The Concept of Digital Capitalism，” Communication Theory,Vol.28,No.3,2008,pp.254-269.对于数字资本主义今后将呈现何种具体形态，日本学者森健、日户浩之有言，这“取决于人类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构建起后资本主义的世界，人类在数字化应用领域的不同价值观及文化，以及各国政治经济体制等因素”(7)此本臣吾主编，森健、日户浩之著:《数字资本主义》,野村综研(大连)科技有限公司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 8页。。

比国外稍晚，国内学界对数字资本主义亦有所关注，也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立场和学术观点，包括从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层面对数字资本主义展开批判；以数字资本主义为分析视域，探讨数字劳动、时间剥削、情感异化等问题；追踪西方学界研究数字资本主义的最新动向并进行评析。国内学者基本认可数字资本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只是资本在数字技术条件下表现出了新的盘剥方式。其中，蓝江从本体论、存在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对数字资本主义予以解释。从本体论角度，他认为，在数字时代，个体或物都被数字中介，并转化为一般数据；从存在论角度，他认为，经数字中介化之后，主体进一步抽象化为数据关系和数字产物，变成虚体，而虚体成为数字时代最基本的构成单位；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他指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标是资本家的不平等占有。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样也是如此——真正的问题在于大型公司对一般数据的垄断和占有。(8)蓝江：《一般数据、虚体、数字资本——数字资本主义的三重逻辑》，《哲学研究》2018年第3期。俞可平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时代。当然，这是西方左右翼学者共同的认定。他重点介绍了西方左翼学者的观点：资本主义的本性没有发生变化，正在造成严重的“数字鸿沟”。(9)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西方左翼学者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若干理论的评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1期。袁立国则提出，数字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数字化升级，它使数字技术的布展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进入新的数字文明；它在生产中创造了更多的像合同工、临时工等具有流动雇佣关系性质的新的无产阶层。从生存论的角度来讲，数字资本主义也重构了人类的存在，成为安排人类生活的强制性力量，使全部生活商品化、数字化，并成为一种普遍性现象。(10)袁立国：《数字资本主义批判：历史唯物主义走向当代》，《社会科学》2018 年第 11 期。这些学者的研究表明，随着数字技术的增殖，数字设定与算法越来越成为资本开发的新对象与新工具。

在以上意义讲，对于数字资本主义，大体上可以理解为由数字技术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究竟在何处或者数字技术如何历史性地影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引发的一种新的理论思考。此外，从资本主义现实境遇上看，对数字资本主义的理解也可以概述为数字资本借助数字技术对社会的直接接管和全面渗透，它是一种基于数据网络、多媒体终端、数字平台等设备产生的资本主义的阶段性变动，但它并没有超越和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制度。在这一阶段，一方面，数字技术持续为数字社会注入生产动力和消费活力，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扩大生产的规模，提升产品的质量，拆解实体性质的劳动场所，重组传统的分工体系，提供更多的流动性岗位，弥补实体行业的销售落差，使得生活方式更加多样且便捷。另一方面，由于数据成为数字社会的核心单位，数字资本总是倾向于将人类的生产、消费、生活等一切活动换算成一种抽象的数字符号。在此基础之上，“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98页。，数字技术的资本使用构序了新的盘剥机制，开始挤压主体的生活空间，引发数字化的结构性变革：数字寡头借助其高超的运算系统成为超越数字个体对象的僭主，使用户、商家甚至所有个体依循数字规则运作。最终，在数字资本社会，数字技术沦为服务于数字资本和数字寡头的一种控制生产、刺激消费、获取利润的工具和手段。

二、数字中立与数字资本主义剥削逐利的悖论

数字资本主义外显出数字中立、算法无罪的表象。在这种话语下，数字技术成为一种相对进步的客观存在，它的功效被无限张扬。技术的顺延与更迭实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更新与重置。和传统的技术模式相比，大数据、移动电子设备、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作为不同用户群体进行交互的数字基础终端，在实现数据资源聚合、进行数据记录、批量分析上具有的优势无可比拟。正如法国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在《技术与时间》中指出的，数字技术的确促进了资本主义当前的发展状况。甚至在涉及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策略时，贝尔纳·斯蒂格勒也主张求助于数字技术自身的解毒、疗效功能。(12)参见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1卷，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第89-114页。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数字技术的中立价值、驱动作用、粉饰姿态被推及台前，隐藏在数字技术背后深层次的剥削与异化机制退居幕后。当数字技术成为一种辩护的手段时，其价值中立性便遮蔽了数字资本主义剥削逐利的价值偏向。

在现代技术蓬勃发展背景下，当对其进行价值判断时，本雅明在文化影响的受众和范围上充分肯定技术的解放作用，对技术保持一种乐观态度。而阿多诺对技术的态度则是悲观的。他认为，文化产业可通过对生产技术力量的调整使人们成为被操控的对象，且没有产生任何形式的抵抗。(13)Theodor W.Adorno,The Culture Industry: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London:Routledge,2001,pp.92-93.可见，无论是技术乐观主义者亦或技术悲观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基调——否认技术的中立性。其实，技术作为工具产物，在对它进行伦理判断时取决于以何种价值观念、德性目的、实践方式去应用。与其说数字技术有善恶之分，毋宁说数字技术是价值中立的。首先，数字技术是一种纯粹的生产工具。数字技术的发明能够使生产工具的性能发生革命性变化。这要求生产功效更大、结构趋于合理，而且能以可视化、数字化、自动化的机能优势代替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体力劳动和部分脑力劳动，同时改变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占比，使知识性劳动量增大。承载当下数字资本主义内在规定性的数字技术所覆盖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其超强的附之其上的创新增殖能力能够满足诸般生产、消费需求，实现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数字技术的发展无疑提高了人类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客观事物的内在结构特征及其运动规律的认识水平，而对它的价值判断则取决于它是否正确解决了利用数字资源为人类文明服务的问题。其次，数字技术应用的价值判断与用户自身高度关联。技术产生的社会效用不是技术本身的自然属性，而是在一定社会价值观念支配下把技术工具化带来的不同的价值取向。技术应用产生的社会效应有正负之分，技术却是价值中立的，数字技术同样如此。进而言之，对数字技术的使用可以采取良性运用和恶性运用两种手段或方式，产生的社会效应也分属两端，更多的伦理责任在于数字用户本身，即那些具有潜在文化价值信仰和实践的深度数字体验者。数字用户是具有理性能力的行为者，需要承担所有可能的非理性后果。数字技术只是增加了新的选择，提供了一种选择的权力。对数字技术进行良性使用，则“人—物”交互关系和谐；对数字技术进行恶性使用，则“人—物”交互关系篡位。因此，对数字技术资本使用的价值判断要回归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借助社会背景和文化关系来辨析。

这里，需要进一步检视数字资本主义如何利用了数字技术。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早已指出，能够进行机械复制、批量生产的技术清除了文化的否定性向度。哈贝马斯甚至提出了“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这一著名的论断。马尔库塞也有言，“技术‘中立性’的传统概念不再能够得以维持”(14)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 “导言”第6页。。更准确地说，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数字技术不仅承担着建构者的身份，也承担了操控者的身份。对于操控者的身份而言，它具有一定的遮蔽性。数字技术在原有的社会空间通过调控规约、理性算计等一系列实践策略，建构出一个没有固定边界的商品生产空间——“数字车间”或“社会工厂”，它虽然打破了工厂车间的物性“围墙”，让劳动融入人们的生活世界，但强化了传统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些普遍现象，诸如生产社会化、自由市场、私人占有、功利导向等通约规则，并在这些规则之上成就了数字资本主义的统治体系和治理体系。数字资本主义需要在资本投入与商品收入之间求取更大扩展空间。它所追求的盈利方式并没有保持住数字技术的中立本性，而是附魅其上，使数字技术发挥了对人类主体支配、宰制的一面。在资本扩张的机制之下，数字生产链条只会越拉越大。数字技术与数字资本结成牢固的“联合体”——数字技术可以通过监控、跟踪网络用户的喜好，分析最简单的浏览记录、转发留言、点赞评论等用户行为，随后以广告推销之名耦合商业数据包的积累与变现逻辑。它们不会放弃追逐不断再生、积累、膨胀的资本体系，而是通过各种途径发现、利用并创造价值来获取利润。比如大型网络巨头，包括著名的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亚马逊(Amazon)、优步(Uber)等，都会围绕数据采集、数据整合、数据处理的方式，不断促使数字社会的快速流动，不仅将数字劳动的生产运作方式泛化，还能实现跨国数字资本的持续运作。相比于传统工业时代的机械性工具，数字技术的自动化、标准化、可控性、精准性等优点支撑起了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组织效率和物化力量。在数字资本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应运而生的数字资本家，开始借助数字平台抓取数字用户的元信息，占有数字商品，捕捉数字商机，致力于数字垄断和数字控制。甚至在日常生活中，数字劳动者就可以和生产资料结合，传统的雇佣关系也变得更具弹性、流动性、远程性，劳动和闲暇的边界模糊，出现了不必支付工资就在从事劳作的数字劳工。

总之，数字技术既可以成为一种致力于社会发展，追求社会质性改变的手段，也可以成为一种资本追求盈利的工具。数字技术的中立性并不代表数字资本主义的中立性。数字技术确实为人类社会呈现了美好前景，带来了种种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想象，代表了具有世界历史普遍意义上的人类文明状态。然而，数字技术不能摆脱资本主义的逻辑框架和导控制约。具体而言，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下，数字技术带来的丰裕服务于资本逐利逻辑，逐步形成和强化了依循商品本性和商业原则建立起来的剥削体系，并将其正当化、普遍化、全球化。

三、程序民主与数字资本主义权力掌控的悖论

数字资本主义因其“效用原则” “增殖原则”导致了它对数字技术无止境的利用，因而形成了一个涵盖多重领域、与现实世界平行的数字世界。在数字资本主义的辖域之下，数字用户借助数字社交平台占有了话语权表达的更多渠道，各种社交媒体平台成为政治参与和活动的主要场所。从“街头政治”也可以实现“网络政治” “数字政治” “电子政治”，数字用户主动借助搜索引擎、网络直播、手机电脑等数字设备了解政治生活的实时变化，增强了政治生活的参与感，从而提高了程序民主。一方面，数字技术为数字用户提供了大量的、即时性、价值立场相近或相反的政治资讯和政治观点。以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为例，它拥有上千万数字用户，可以为他们提供全天候的新闻节目。“现在民主”(Democracy Now)(15)美国左翼电视、广播和互联网新闻节目。同样也是如此，它通过报道每日突发性、世界性的新闻事件为西方数字资本社会进一步扩大民主参与提供路径支持。可以说，数字技术鼓励了数字用户政治情感和政治诉求的表达，方便他们后续在各种网络媒体中发表意见。另一方面，数字用户凭借数字平台，可以对政治领域的热点问题进行曝光、回应和评论，实现全过程参与，甚至尝试影响现实的政治层面，以满足政治诉求。对于美国黑人数字用户来讲，更是如此。譬如，2020年一名涉嫌违法的黑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一名白人警官暴力执法致死，该事件首先是在网络中发酵，后来才引发了广泛的抗议游行活动。这一事件显示了数字社交平台的广泛影响力和覆盖威力。总之，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多数个体的政治生活仿佛具有了更为多样的媒介载体，使根本利益相互冲突的阶层不至于在无谓的实际斗争中过度内耗，起到了缓和和降低社会冲突的作用。

虽然数字技术作为一种进步意义上的社会生产力，能够获得经济生产等方面的巨大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治体制也随之更进步——政治结构能够独立于生产发展的程度，且不因生产方式的更替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2020年7月，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对使用社交媒体网站的美国成年人进行调查。调查数据显示，大多数美国成年人认为社交媒体网站对美国当前的发展方式产生了消极影响，只有1/10的美国人认为社交媒体网站对美国的发展方式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还有1/4的美国人表示，这些平台既没有正面影响，也没有负面影响。其中，那些认为社交媒体网站产生负面影响的美国人认为，这些数字平台起到了煽动和分化的作用。(16)参见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数据，2020年10月15日，https://www.pewresearch.org/，访问日期：2021年4月7日。实际上，数字平台不仅在积极意义上促进了政治生活的民主参与，也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并存的若干症候。

第一，数字资本主义只会进一步拉大电子政务的“民主鸿沟” “代际鸿沟”。经过民主过程赋权，数字资本主义可以通过数字平台攫取和垄断性地占有更多数字信息，并为用户预设价值立场，从而在用户面前进行既定的政治叙事，自然化、美化、强化主流意识形态，深度介入并形塑用户的价值观念。如果说，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在信息资源配置的程序意义上讲，数字资本社会的程序民主确实日臻成熟，比如依托各类平台的信息传递结构更加扁平化、实时化，流通成本降低，程序多元且高效，但是，对于不掌握社会优势、处于城市底层、具有依附性质的边缘群体和不具备数字网络素质的老年群体而言，数字民主之殇却极为外显。电子政务通过数字技术手段来维持其运转，但这种民主政治的方式并不能覆盖全体，只能带来有限的个体参与。被排斥在数字技术之外的个体不仅对先进数字工具带来的程序民主缺乏体验，而且会感受到因缺乏数字素养导致的社会关系的高度不对等。对于他们而言，并不会因为上下级间的信息传递层级减少和数字基础设施的增多而有任何实质性的民主推进。

第二，数字技术、数字网络也可以成为操纵民主选举结果的工具和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能否掌握互联网、宽带设施、移动通信等先进数字技术手段，能够影响竞争性的政党能否在议会大选中取得选举胜利。各种数字技术具有天然的媒体优势。数字资本主义只要按照资本原则精细计算，便可构筑数据茧房，进行场景预设，诱导数字用户接受主流意志、理论和实践的全部内容，进而操控数字用户的行为。其中，占据数字资本优势地位的政党对政治生活中异己的、敌对的、越轨的因素之克服不再是简单通过悬置或拒斥的方式来解决，而是可以通过数字技术，积极尝试解构与重组在社交平台上持有反对意见或者摇摆不定的选民，并对其注入新的价值判断，使之成为服务于自身发展的一个构成性要素。比如，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特朗普借助数字社交平台发布Twitter，并通过资本投入等系列操作，左右了选举结果，最终战胜了希拉里，成为美国第四十五任总统。

第三，数字资本主义进一步加速了政治民粹化的兴起。19世纪之前，西方社会的民主大体上还属于精英民主。19世纪末期，大众民主时代才缓慢出现。到20世纪末，尤其是随着21世纪的到来，数字技术培植了民主观念兴起的土壤，加大了政治参与力度，使民主范围的重心不断下移。这样，在原有政治语境中原本由精英主导的社会模态开始解构，平民大众的力量逐渐崛起，他们不仅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开始追求更大的参与空间、更广的活动范围和更有力的话语权，甚至更为激进地追逐利益诉求的满足，寻求政治上的合法性。虽然民主崇高化、至上性的程度以前所未有之势压到了一切，但实际政治运转中的价值冲突并没有因此而有所缓和。在大量数字平台的帮助和导引之下，政治层面中“自我” “他者”的身份意识塑造日益浓烈，同质化认同形成风尚，政治民粹化的程度愈来愈高。在这个意义上讲，程序民主并没有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而发展，“实际上，人民仍然被排除在决策体系之外，现代政治主体出现了空缺”(17)约迪·迪安：《数字资本主义与政治主体》，张可旺译，《国外理论动态》2021年第1期。。虽然西方社会在数字背景下实现了不同权力之间的制衡，但政党之间争吵不休，选举制度遭到挑战，甚至种族歧视越演越烈。这是脱离既定民主规则行使资本权力可能带来的后果。

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与程序民主复杂化的积极样态相反，现实的民主样态则趋向于简单的对立，左翼右翼力量交锋更加明朗化、激烈化、极端化，相互之间不可通约、不可公度。就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政治主体的讨论，约迪·迪安深刻地指出，数字“与其说它告诉了我们政治主体是如何出现的，倒不如说它告诉了我们如何阻止这种主体出现的过程。”(18)约迪·迪安：《数字资本主义与政治主体》，张可旺译，《国外理论动态》2021年第1期。因此，在数字技术助力下，在程序民主更具参与感的同时，政治环境的顺畅性和有效性并不见得比前数字资本主义社会更好。

四、自由至上与数字资本主义隐性规训的悖论

作为英国知名左派学者，马丁·雅克曾指出：“对于西方政客们而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已经成为固化的、不容怀疑的认识，渗透进他们的骨骼、血液，成为思考处理一切问题的基本模式。”(19)马丁·雅克：《新自由主义的死亡与西方政治危机》，《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2期。自由精神在整个漫长的西方社会发展史中可谓渊源久远，深入人心，在推进社会一体化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亦不容小觑。

与之抵牾，数字资本主义的隐性规训对西方社会主流价值之自由精神却体现出了破坏、解构的一面。马尔库塞指出，“在抑制性总体的统治之下，自由可以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统治工具。”(20)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8页。这是因为，在任何一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下，私有者的自由总是以牺牲他人的自由为代价的。私有者自由的最大化必将最大限度地控制社会公共层面的自由，成为他们剥削他人的自由，或他们获得超额利润而不需要作出相应贡献的自由。有论者指出：“数字资本主义就是以数字资本逻辑打造的新自由主义

体系。”(21)邓伯军：《数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逻辑批判》，《社会科学》2020年第8期。这一判定是有一定道理的。在数字资本主义秩序内寻找自由，只会获得自由的虚假表象。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意志表达自由的虚假表象。在数字资本主义语境下，数字技术与网络环境的双重塑造为数字时代建立了一个自我与他人、社会互动的对话机制。数字用户作为具有高度自由意志的群体，以数字平台为主要活动场域。用户的“自我” “自由”意志佐以数字技术得到强化。换言之，随着数字技术高强度、高频次的日常使用及其带来的多重可能，数字用户能够以数字软件为基地，利用诸如 Facebook、Twitter等公共社交平台表达他们“自由”的言论，甚至行动。通过将数字用户的主体力量客体化、对象化，生产表达主体意志的数字产品，数字技术使数字用户相信他们是自由行为主体。这种“自由”之所以产生，看起来是取决于数字用户在数字平台中能够运用各种理性化、自动化、个性化、异质化、可计算的方式进行生产、消费、娱乐、休闲、创造等活动，但实际上，数字用户仍旧逃脱不了数字资本主义附属物的工具属性。在意识自由的深层机制中，有个极易被忽略的问题：数字用户的个性化、自由度和认同感在多大程度上被数字资本主义“操持” “给定” “喂养”，或者说自由是否被蒙蔽，信息是否经过数字中介剪裁加工，是否存在被数字资本强加而无意识的扭曲现象。最终，个体意志成为“虚假意志”、“表面意志”而不自知。诚如福克斯所言，“脸书的主要劳动工具是平台本身及其人类用户的大脑。用户大脑的异化意味着有人试图传播意识形态，将脸书和其他企业平台描述为纯粹的积极因素，而没有负面影响。”(22)Fuchs Christian, Sebastian Sevignani，“What is Digital Labour? What is Digital Work? What’s their Difference? And why do these Questions Matter for Understanding Social Media?”Triplec：Communication,Capitalism&Critique, Vol.11,No.2,2013,p.258.因此，数字用户不仅没有借助数字技术获得真正的意志自由，反而因为数字技术的资本属性，使得意志异化得到进一步加强。

第二，尊重隐私自由的虚假表象。隐私自由意味着数字用户主体有权控制自己的数字信息是否可以传播以及传播的范围。在数字资本主义支配下，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方既可以为数字用户提供一种自由的社交模式，也可以成为僭越数字用户自由，甚至监控数字用户自由的一种手段。以Facebook这类数字社交平台为例，它似乎给了平台用户自由言论和个人意志表达更多的机会和途径，而事实上，其广泛的数字来源一方面带来的是监管数字生产空间的紧迫，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愈益透明化的生活领域。随着数字技术的纵深发展，数字殖民的触角愈深愈广，带来的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绝对权力和监控体系。数字资本不仅要求在一国范围之内，甚至企图掌握全球范围内的数字情报，其扩张版图日益扩大，大有解构西方社会一直以来所标榜的民主、自由之势。美国的左翼学者早在20世纪70年代便已指出，互联网系统已经被美国安全局收编在内，成为用来监控、干预公众的一项手段。(23)福罗伯特、麦切斯尼：《监控式资本主义：垄断金融资本、军工复合体和数字时代》，刘顺、胡涵锦译，《国外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在日趋常态化、合理化、数字化的监控体系下，不断增加信息网络的监控强度成为西方数字社会治理的常规方法。可以说，在数字资本主义视域下，自由与监控存在着复杂的联系：一方面，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霸权内在价值的自由与监控存在不可通约的矛盾；另一方面，自由又无法避免地受到数字资本权力的监控、引导、压制。著名的“棱镜门”事件就很好地佐证了这一点。2013年，前中情局职员爱德华·斯诺登披露了美国国家安全局一项秘密项目，即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互联网服务公司对美国互联网用户的数据信息进行抓取，继而满足并服务于决策者领导的权力需求。这些大型互联网公司包罗了像微软、谷歌、苹果等知名企业，它们为上层决策者提供了海量的数据参考，却严重侵犯了网络自由环境和数字用户的个人隐私。

第三，消费选择自由的虚假表象。与一般的实体消费相比，数字平台、数字软件化简了消费的繁杂程序，大众消费实现了数字转向。消费主体的购物欲望和对消费产品的需求都通过一个个数字平台、数字软件和标准化的物流网得以实现。隐藏在数字屏幕背后的消费意识、价值倾向、自由选择归根结底是由数字产业生产、制造、建构出来的，甚至数字消费个体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商品化”，沦为了其他数字用户的消费对象。当数字消费者标榜自由个性的同时，实际上总是定位于外在的数字产品。面对琳琅满目的数字消费商品，即使是小众商品的购入和消费，也是大众数字工业生产出来的，并经过大数据精准预测，代表了一定范围和受众的消费观和价值观。换言之，在深层次上，数字商品能够进入市场，只是因为它们满足了一定的普遍标准和潜在需求，否则，就有悖于自由市场的商业逻辑。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新闻客户端还是社交类的平台软件，附之其上的数字消费都始终摆脱不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规训的循常。对此，马尔库塞深刻地指出：“在大量的商品和服务设施中所进行的自由选择就并不意味着自由。何况个人自发地重复所强加的需要并不说明他的意志自由，而只能证明控制的有效性。”(24)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8页。数字消费用户在购买了数字商品、实施数字消费行为之后，仍旧坚定认为是个人化且自由选择的结果。比如，通过大数据推送，Amazon这类购物网站在已知某一数字用户存在购入儿童科普、儿童文学或绘本类型图书欲望并有检索的行为后，会精准地加大对该用户这类型图书的广告推销力度，借助“People who viewed this also viewed”的关联投放有可能为该用户带来额外且不必要的诱导性消费。最终，数字消费者日渐迷失在所谓消费自由的迷沼之中，失去对消费自我的有效控制，依照数字文化工业环境对自身的期许和强化来形塑自己的消费欲望并实践消费行为。

总而言之，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实际上只是一种自由的幻觉。这种自由仍处于数字资本社会所能提供的自由范围之内，进而言之，是在可供选择的有限自由范围之内。数字用户本欲通过对各种自由类型的选择，以此确证自身的存在和主体性，却受到了数字资本主义的隐性规训。数字资本主义制造的自由幻觉正是由于意识形态表面的“不在场”，才具有极大的自洽性、遮蔽性和欺骗性。若以新自由主义的现实标准来衡量，数字资本主义囹圄下的个体实际上仍然摆脱不了自由相对贫乏的状态。

五、结 语

一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对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等错误思潮进行揭露(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64页。，对数字资本主义的辨析同样需要回归数字技术应用的社会制度背景。数字技术与资本社会相结合，由于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社会化数字生产的基本矛盾，数字资本主义依然隶属于资本主义的基本范畴，只不过它借助数字技术这一中性工具将数字秩序、资本权力的领土范围延伸，对日常生活进行了数字殖民。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也要用马克思主义视角辩证地看待数字资本主义的双重性。对数字资本主义内在悖论的指明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回归前数字技术时代。数字技术作为一种全新的代理工具，蕴含着巨大的生产力量和高附加值的产业回报，它将人类劳动从传统工业时代那种固定的工厂车间解放出来，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能够让人自由、灵活地从事休闲娱乐活动。当前，中国也在面临数字机遇，成功地运用数字技术释放数字红利，规避一切可能出现的负面效应，助力数字社会建立，为中国人民提供福祉，是正确引导数字经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