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元元，高恒天

(中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5)

庄子对北冥之鱼、濠梁之鱼、再到江湖之鱼的建构，可以为我们理解逍遥之辩与观物之辩提供独特的视角。笔者认为，庄子关于小大之辨有两条进路：第一条进路也是第一层次的理解就是赞大抑小。首先是赞扬北冥之鱼代表的大体，这条鱼之所以谓“大”关键在于它能以道观物，即从“鲲化鹏”中超越自我形体之局限性。其次知濠梁之鱼得乐是一种大知，这处鱼“得乐”折射出了超越狭隘的物我分判之界限。最后肯定江湖之鱼“相忘”方可回归自然是一种大爱，这里的鱼表达出了庄子想要超脱世俗的仁义礼智价值体系的大道情怀。第二条进路也是第二层次的理解是解构大小从而进入“齐”的逍遥境域。庄子心之所向的最高境界是同于大道的逍遥游，故而庄子尚大体、大知、大爱实际上是要人们超越小大的区分，解构人的以己观物的认知方式从而进入齐大小的超越境界，这亦是老子所谈的“玄同”境界。

一、北冥之鱼

(一)赞大——以道观物

北冥之鱼是庄子在《逍遥游》里构建的第一条鱼。鲲原本是一条北冥的大鱼，在水中的鲲自然受水的限制不能向上飞，但鲲并未囿于现实之束缚而选择积蓄力量化而为鸟，即鹏。大鹏脱离水的束缚能凭风飞向与北冥相对的南冥，且其在飞行途中不是以己观物，而是以天的视域即以一种第三者视角来观万物，这时大鹏看到的似乎是苍茫一片，万物玄同而无所分别。从“鲲”化“鹏”迎来的是从“北冥”到“南冥”境遇的转换。观察的角度一转换，看到的景象便全然不同，这个“化”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突破自身局限的质变。鲲化鹏不仅使它获得了超越人世的视角，也让它拥有了比水更广阔的空间和比在水中游泳更轻松的天际翱翔。鲲在水中的游是一种不得不囿于自身境遇的以己观物的游，而鹏在空中的游是一种主动超脱自身境遇转而以道观物的逍遥游。庄子强调水中和空中境遇的不同亦引出了空间、鱼鸟以及视角的不同，这并非有悖于万物齐一的思想。庄子并非泯灭万物的差别，而是教人不要以己为中心去评判万物，庄子认为，大道遍及万物，甚至在屎溺之中。人亦要像大道一样，无有偏爱地、平等地对待万物。庄子借境遇、视角以及鱼鸟的转换来强调，人要敢于超越自身局限性进而超拔自身，要学会用以道观物的方式认知自身与外物。

(二)抑小——以己观物

我们来看《逍遥游》对蜩、学鸠的描述。蜩与学鸠采取的是“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的安于现状的态度，并对徙于南冥的大鹏提出“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的疑惑和嘲讽。可见，蜩与学鸠偏安于自己周围的树木和地面，看似达到了自恰的状态，实则是一种“温水煮青蛙”的状态。“小”者囿于自我认知故而以己判己、以物观物，其所展现出来的就是世俗之人的局限性，而拥有阔远视域之“大”者因为知道世间尚存无限之所在，因而拥有主动突破自我、脱离桎梏的精神。庄子借用鲲鹏比作胸有大志追求逍遥的大体之人，以蜩与学鸠比作那些追求功名利禄的世俗之人。因而“大体”和“小体”孰高孰低自见高下。究其本质，鲲鹏实为一体，正因其有高阔的眼界故能超越以己观物认知方式。鹏是鲲前期积蓄力量大而化之的，故“小体”与“大体”之相形见绌是不言而喻的。

鲲和鹏追求的境界都是“逍遥游”，北冥之鱼象征的是“大体”，亦是逍遥的化身。徐复观先生曾这样解读《庄子》之“游”：“游者，象征无所拘碍之自得自由的状态。”[1]350“游”字亦是整部《庄子》的中心。庄子自当是知道“人无所逃乎天地之间”的现实，故而教人可以承认自身局限性的同时，像北冥之鱼一样“忘”形以“游”心，“大体”与“小体”的区分最根本的亦是“心”之大小的区分。

(三)齐小大方得逍遥游

解构大小之分的方法是以道观物，而齐大小则是以道观物的结果，这里的解构大小之分的本质，是解构以己观物所造成的狭小与固执，而不是解构事物本身的大小区别。无小大之分别的超越境界似乎是庄子《逍遥游》的画外音。

首先从庄子其人、其作品及其所处时代背景来分析。庄子，姓庄，名周，宋国蒙人，曾做过蒙地漆园吏，一生不慕名利，逍遥自在。庄子生活的时代和齐宣王、魏惠王差不多。庄子所生活的宋国处于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交汇区域，是其思想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重要原因。庄子文章风格富有南方色彩，思想奔放，多用寓言明志，带有超现实的色彩。庄子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庄子》中。庄子的生活环境可以称得上惨烈，诸侯争霸愈演愈烈，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宋国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外有强大的齐国、魏国和秦国的打压排挤，内有史称“桀宋”的宋王偃残暴统治。人们为了所谓的“仁义”和名利等而“危身弃生以殉物”，整个社会充斥的横流的欲望。庄子认为“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的原因是社会充斥着各家思想的流弊。庄子批驳自以为站在制高点的各家学说的争鸣局面，认为儒家和墨家的思想不但不能直抵人心深处反而使人变得更加虚伪和痛苦，故而呼吁人们要“绝圣弃知”、“安情”、“顺命”，追求个人的“逍遥游”、社会的“至德之世”。于是，“小”也好，“大”也罢，在庄子看来只是一时一地的分辨，仍然脱离不开人思维的结果和价值的判定，这自然不符合庄子想要以“道”观物后万物一齐、是非一齐的思想。

其次，从《庄子》文本来考察超越“小大之辨”视域下的解构性思维。在《逍遥游》中鲲鹏、蜩与学鸠、宋荣子和列子甚至是尧等，无论是小者还是大者都未能到达逍遥游的层次，反观之由庄子虚构许由、居住在藐姑射之山的神人才是行逍遥之游者，即能“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无待”者。也就是说，世俗生活中的肉体凡胎无论是小大是永远不会上达到逍遥境界，因为受到形体、社会关系、欲望和认知等方面的限制永远不可能成为道体本身，至多只是拥有无限接近“道”的心之所向。庄子似乎教给世人的是让人不要再做徒劳的功夫去妄求认知这个世界，人一经降生于世便是处于“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处境。他更多的是要让人“离形去知”，只有这样才能免于“以有涯随无涯，殆已”的危害，这是一种只有对主体本身及其思维、认知的解构才能上达的境域。由此，超越“小大之辩”的无小大之境界，正是以“道”观物、万物“适性”自足之境界。因此，希冀上达至超越境界的人并非凭借其大体、大知或大时空所进入的，而是因为其用无知、无名、无我、与物无间隔的心观照天地万物，只此一心虽在俗世亦能体悟“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逍遥游”。

最后，“小大之辨”隐含的泯灭小大之分的超越境界渗透着审美艺术的自由精神。庄子正是在解构了人以己观物的思维方式、价值判断，超脱理智的藩篱后才能飞升至自由之精神的艺术境界。庄子追寻的自由只有在自然中能够追求，这里的自然指的是没有杀戮，没有所谓的“仁义”的束缚，万物一齐，各顺其性的状态。

二、濠梁之鱼

《庄子·秋水》建构的第二处鱼，叫作儵，是濠河之鱼。有一天，庄子和惠子路过濠水的桥上。庄子说：“你看这些儵鱼在下面游得多么快乐。”惠子却说：“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快不快乐？”庄子立刻答道：“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鱼之乐到底是可知还是不可知的呢？

(一)以道观物方知鱼之乐

庄子言“鱼之乐”是一种价值判断，而惠子“安知鱼之乐”之问属事实认知。有些学者是肯定庄子的说法的。如成玄英说：“惠子云子非鱼安知鱼乐者，足明惠子非庄子，而知庄子之不知鱼也。且子既非我而知我，知我而问我，亦何妨我非鱼而知鱼，知鱼而叹鱼？夫物性不同，水陆殊致，而达其理者体其情，是以濠上彷徨，知鱼之适乐；鉴照群品，岂入水哉!”[2]540王夫之说：“知吾知之者，知吾之非鱼而知鱼也。惠子非庄子，已知庄子是庄子非鱼，即可以知鱼矣。”[3]148物各适其性，顺遂自然自是最大的乐。庄子的濠梁之鱼自然是得到了适合自己生存发展的外在环境，远离外在束缚，故而可以说是得到了快乐。鱼在濠河自由畅快悠然自得类似于人在世间与物为春得养天年。庄子据此反对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的错误。惠子代表的是一种小知，而庄子能与物为春代表的是大知。庄子的破除物我之间隔关键在于其以道观物故能知鱼之乐。

(二)大知亦无知

庄子在《逍遥游》和《齐物论》中对“小大之辨”的态度并不矛盾。《逍遥游》中庄子赞赏作为大体的鲲鹏，并不是教人一味的崇尚大，这里的大是一种接近于“道”的大。就像老子谈道与名的关系时：“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4]47庄子对大的崇尚旨在消解小大之分从而以“齐”的视角观照万物。

《齐物论》开篇讲到了南郭子綦达到“吾丧我”状态，而后又对天籁、地籁和人籁进行辨析。由于“人籁”是人囿于自己认知而发出的言论，故远比不上天籁、地籁。自然而然就可以得出无论是大知小知、大言小言皆会蒙蔽自我，伤神害体。如：

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其发若机栝，其司是非之谓也；其留如诅盟，其守胜之谓也；其杀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为之，不可使复之也；其厌也如缄，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喜怒哀乐，虑叹变蜇，姚佚启态——乐出虚，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5]52

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持有各种认知、言论并以此进行论辩的人会陷入无边的泥淖中。这种人无论睡觉还是清醒都保守自己的形体和成见，终日疲敝不堪却沉溺于俗世的形形色色勾心斗角，由此而产生喜怒哀乐之情态。所以在庄子看来，以己观物之成见均是小知，只有以道观物的无知之知、不言之言才是真正的大知、大言。

庄子在《齐物论》中还讲到“成心”是造成是非、大知、小知的根源所在。世界万物本来是“道通为一”的“和”的状态，人应该采取的是“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的态度。可是，人却固执的以己为天下贵，形成自己的偏见，从而以心分判事物，这样就会陷入有封界的分离状态中。人会以贵己贱物、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来评判自我和世界，进而来评判是非，这就是言、知。庄子最痛恨那种自以为参悟大道的人去辩论、传授自己的思想学说，所以他才会说“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于是庄子以齐是非消解了“成心”之知。

最后，我们看到的是庄子和惠子的辩论以庄子偷换论题“我知之濠上也”驳倒能言善辩的惠子告终。这个结局也从反面论证，言语和逻辑在大道面前是苍白无力的。后又有庄子在《德充符》篇中说惠子：“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内伤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天选子之形，子以坚白鸣。”这也就是表明庄子拒斥惠子这种自以为掌握天下之大道理而到处与人争辩的行为，他认为这些辩论都是被添加了人的好恶、情感的东西，与“大辩”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濠梁之鱼得乐犹如人得道以与世俗处。濠梁之鱼教人不要囿于自身对物之成见，更不要以世俗之社会评价体系去溺物伤性，总而言之教人有“大知”，要“不遣是非以与世俗处”。

三、江湖之鱼

庄子建构的第三处鱼是江湖之鱼。《庄子·大宗师》中这样谈到：“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泉水干涸后，鱼儿一起被迫在陆地上相互嘘唏给彼此湿气，这样的状态当然是比不上鱼儿遨游于江湖之中。庄子借鱼的困顿来描绘文明状态下人的困顿，文明状态下的圣人君主自以为自己得到了大道而教化人们习得仁义礼制，却使人们陷溺于虚伪、造作和痛苦的桎梏之中，这俗世的仁义根本比不上人在自然状态下的自由无待的状态。小爱是社会化的、世俗的仁义道德，即以己观物在道德实践中的运用；大爱则是处于自然状态下淳朴的道德仁义亦即以道观物在道德实践中的运用。

(一)小爱——以己观物的道德实践

庄子对文明的批判折射出来的亦是对人回归自然状态的憧憬。他一方面认为世俗价值判断即道德性的认知是对人的戕害，另一方面也对知识性的认知即科技文明持否定态度。《庄子·天地篇》有这样的论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5]372人如果追求机巧的机械，就会做机巧之事，尔后，就会有机巧之心。人受到机心的驱动，人就不再纯洁，因此人的本真就丧失了。庄子承认机械能给人带来的好处，但那些好处与其所带来的坏处相比是很少的，它带来的坏处是不可逆转的，它破坏了人的道德源头——人心，而人心的破坏是最大的破坏。技术的使用还会破坏物性，如伯乐善治马，却使马之本性丧失。庄子之所以主张抛弃技术，正是他看到了技术的双面性，看到了技术隐藏的危险。

(二)大爱——以道观物的道德实践

相濡以沫象征人间小爱，相忘于江湖展现出来的是人间大爱。正所谓“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鱼之乐就在于“相忘”，忘记所谓的仁义礼智，忘记人与人之间的纲常伦理，回归到至德之世的大爱中去。就像老子所讲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不仁”、“相忘”恰恰是大仁大爱。

庄子的“道”具有无限性、整体性和自由性的特点，宇宙的整体就是这种顺道的混沌状态。庄子追求的自然是没有杀戮，没有所谓的仁义的束缚，万物一齐，各顺其性的状态。《庄子·盗跖》中描述自然状态为：“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庄子描绘的太古时代呈现一片祥和之景象，那时的人住在树上，安静闲暇，优游自得，几乎没有社会关系，和麋鹿生活在一起，更没有害人之心，这正是道德鼎盛的时代。《庄子·马蹄》描摹的这种自然状态的人为：“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他的意思是处于至德之世的人行动举止十分持重，眼神纯净。人与万物和谐共生，不分彼此，禽兽成群，草木茂盛。人与禽兽在一起生活，人己、物我平等而自由，更没有什么君子小人之分。

《庄子》三处鱼的寓言从不同的视角揭示了其人生旨趣之所在——乘物以游心。在他的理想世界里，自己可以是一条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