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存玖，彭 若

(四川农业大学 人文学院，四川 雅安 625014)

作为世界三大符号学宗主国之一，俄罗斯在世界符号学发展史占有重要地位。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最早在俄罗斯相遇并从对立转为对话，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俄苏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列宁、托洛茨基、赫拉普琴科等一批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与符号学、形式主义有过激烈的对话和论争；20世纪40、50年代，以巴赫金为代表的苏联学者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对话中形成了以对话、交往为鲜明特征的巴赫金符号学理论；20世纪60-90年代，苏联塔尔图-莫斯科学派又在致力于结构、文本、文化等符号学研究中，形成了享有世界级声誉的国际符号学研究中心。20世纪80年代以来，俄苏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引发了中国学界的强烈关注，有关巴赫金和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符号学思想陆续引介国内，对中国文论话语的建构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主要对俄苏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土化进程、核心命题、贡献与不足等进行梳理，理清俄苏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中国的接受脉络，推进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文论批判反思。

一、俄苏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本土化历程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在20世纪早期就受到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影响，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深入吸收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符号学的激烈交锋，甚至没有充分地吸收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出的符号学思想。”[1]早期俄苏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之间的关系，傅其林曾形象地将其比喻为一种猫和老鼠的关系，“两者看似各自独立，彼此不相往来……，实则生死纠缠，相见恨晚又彼此敌视，彼此纠结在一起”[2]。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对符号学与形式主义的批判态度深刻影响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在20世纪40-60年代，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就曾以其强烈的意识形态性、革命性和实践性而激烈反对过“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理论主义，但遗憾的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反对的同时并没有深刻吸取俄苏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之间的论争成果，也未对其后在世界范围兴起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思潮引起足够重视和进行深入了解，从而丧失了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等进行马克思主义批判和审思的维度。佛克马和易布思认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排他性和措辞的不可辩驳性，阻碍了中国作家探索符号与概念或语词与现实的关系。”[3]可以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并没有像俄苏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有过激烈的论争和深刻对话反思，也未能充分吸收20世纪30-70年代俄苏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理论成果，使俄苏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中国的很长一段时期里鲜被提及，影响微乎其微。

这种状态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被彻底打破，随着中国学界思维和眼界的不断开阔，以及中国当代文论的发展转型，国外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研究作为一种国际性思潮受到了中国学界的高度关注。同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言必称巴赫金、洛特曼符号学研究，也促使俄苏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加快进入中国学者视野。20世纪60-90年代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不断切入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维度的研究，在80-90年代进一步达到鼎盛，也进一步引发了中国学者对加强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结合研究的兴趣。20世纪80年代凌继尧等学者都专门到苏俄本土访学并积极将俄苏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想引介到国内。乔雨对当时俄苏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和中国学界的这种精神给予了高度肯定，他认为“在苏联学者开始重视‘文本·结构·符号·功能’这一研究取向的大潮中被重新关注，乃是一种本来就内孕着生命力的学术思想的‘复生’，是一种原本就有价值有前景的理论思想内核的精神能量的再度‘射放’。”[4]近四十年中国学界对巴赫金、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研究长期保持长盛不衰的态势，并在本土化进程中屡次形成研究的热潮。

(一)大力引介，重点研究阶段(上世纪80年代)

在总体性引介巴赫金、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符号学思想的基础上，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进行了重点关注。在钱中文、凌继尧、夏仲翼、张杰等一批国内重要学者的带领下，俄苏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中国的影响持续扩大。

夏仲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和小说复调结构问题》是国内首篇涉及巴赫金符号学思想解读的论文，其中虽然是附带提及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但却“透露出这样一种信息……巴赫金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理论引起了国内的兴趣，巴赫金及其思想的独特价值开始显示出来。”[5]其后不久，钱中文的两篇文章分别从叙述理论角度讨论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多声部”、“对话”性质，认为其理论方法上具有重要的现实实践意义。何茂正和干永昌重译卢那察尔斯基《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多声部性”—从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诸问题>一书说起》，对深入理解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对白性、多声部性和开阔学界视野具有重要作用。钱先生对“作者与主人公”之间的复调归属问题还引发了张杰、宋大图、黄玫等多位学者的积极讨论。在钱先生那里，他基本赞同巴赫金的看法，认为作者与主人公之间是平等对话的关系，两者具有独立性；而在张杰、宋大图、黄玫看来，作者与主人公不存在独立、平等的问题，两者不能相提并论，它是“设定作者”的一种艺术创造手段，受作者控制。张杰在此基础上撰写的《复调小说理论研究》一书，是国内首部系统研究巴赫金及其复调小说的理论专著，深刻揭示了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本身及其话语分析方式，批判性解读了巴赫金忽视作者与心理视野等问题，有里程碑式的研究意义。

其他俄苏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家也开始受到关注。吴元迈在评介前苏联学者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同时，重点评述了赫拉普钦科、巴赫金、洛特曼等的文学系统分析、文学类型、文学历史功能、文学结构符号研究方法。凌继尧在访学苏联的基础上专题向国内介绍苏联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符号学家洛特曼、乌斯宾斯基、叶果洛夫等学者及其该学派的理论渊源、符号学研究特征、倾向，他认为“要了解国际符号学、包括艺术符号学的发展趋势，不能不研究塔尔图-莫斯科学派。”[6]孙静云从结构角度对洛特曼的符号艺术模式、符号诗学系统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开启了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周启超深入讨论了俄国形式主义与巴赫金、洛特曼符号学之间在指导思想、方法论的继承与区别，认为巴赫金体现了对俄国形式主义的逆向“对接”，而洛特曼则体现了对俄国形式主义的一种顺向延续。

(二)整理翻译，拓展研究阶段(上世纪90年代)

在90年代中后期中国当代文论加快转型发展的宏观背景下，有关俄苏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译作和论文增加不少，关注的重点也从复调小说理论、结构诗学理论转移到对话、狂欢化、“超语言性”等研究上，对当代中国文论转型发展的时代意义、理论价值与贡献也得到了更多关注。

1993年洛特曼的去世引发了国内外学界对“塔尔图学派”符号学思想的系统整理与总结，周启超的《“塔尔图学派”进入总结时期》一文及时跟进报道了该学派的这一重大转变，有关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符号学思想源源不断引入中国。张冰的两篇论文对洛特曼基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理论方法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融入了社会、文化、历史等研究维度，克服了反人文主义、反历史主义的结构主义缺陷。黎皓智在比较洛特曼与赫拉普钦科结构符号学思想异同的基础上，认为苏联结构符号学体系建立在形式论、模式论、符号论基础之上，既重视结构文本分析，也注重语言符号研究。黄玫认为洛特曼的诗篇结构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雅可布逊的诗功能原理，但更加关注诗歌语义问题。洛特曼的艺术符号学、电影符号理论也备受关注，翻译发表了他的《电影语言与电影符号学》、《艺术文本的意义及其产生与确定》等论文，并将其电影符号理论运用于外国作品现象分析。

有关巴赫金研究转向了他的对话理论与狂欢化理论。姜靖翻译加拿大学者克里夫·汤姆逊的《巴赫金的对话诗学》一文，开启了这种研究转向之先声。董小英的《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试图在巴赫金对话理论基础上建构一种普遍适用的文学对话理论，是国内第一部研究巴赫金对话理论的专著。刘康、钱中文等学者把巴赫金对话理论视为一种转型期的文化理论，充分展示了其在当代文论中“被重新发现”的重要现实意义。夏忠宪深刻解读了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民间笑文化及诙谐文化、《红楼梦》中的狂欢化等论题，用力颇深。在他看来，狂欢化诗学理论超文学意义巨大，其理论本身有未完成性和多义性，应该从多义角度予以解读。其《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和《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分别是国内巴赫金狂欢化思想研究的首篇论文和首部专著。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进一步延伸到其理论局限、现代维度、对人文科学研究的意义价值的评述，以及对国内外作家、作品的分析上，标志着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研究的成熟。

(三)全面关注，多元解读阶段(新世纪以来)

钱中文主编的《巴赫金全集》奠定了国内学界多元化解读巴赫金符号学思想的基础。胡壮麟的系列论文把巴赫金符号学理论纳入系统功能语言学、社会符号学的理论视野，建立了巴赫金符号学与语言学之间的关联。张杰、沈华柱、萧净宇等考察了巴赫金符号学的超语言性质，认为巴赫金语言思想是其哲学思想的支柱，其超语言性将句子词汇置于言语主体与受话人、主体与主体间的动态中考察，体现了与语言符号学研究的不同方向。王永祥认为，“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超语言学思想本身就是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对话中发展起来的”[7]；“他的语言学理论核心充满了辩证法的动人智慧，闪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明彻欲流的光辉!”[8]赵光慧、张杰把充满对话性的巴赫金理论应用于伊格尔顿作品解读，认为其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观具有强烈的政治与艺术对话性。这个时期有关巴赫金符号学研究的博士论文、专著增加不少。凌建侯基于对话哲学考察巴赫金对话本质，认为其“对话思想不仅涉及整个人文领域，而且实实在在以语言为依托。”[9]李曙光探讨了巴赫金超语言学理论的重新语境化问题，并将其引入书面新闻语篇分析；汪洪章、袁俭伟、孙秀丽、齐晓斌、魏兰等从接受阐释、言语体裁、结构主义、意识形态、艺术时空、对话叙事策略等角度进行解读，呈现出多元解读倾向。

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符号学思想研究也迎来丰收。周启超的《“塔尔图学派”备受青睐》凸显了中国学界对洛特曼符号学思想的研究兴趣。张杰的系列论文对塔尔图—莫斯科学派艺术符号学、文化符号学进行了大量理论与文本分析，其与康澄合著的《结构文艺符号学》是国内首部研究洛特曼艺术符号学的专著。在对该学派洛特曼和乌斯宾斯基两位领袖人物比较分析的基础上，他指出，“洛特曼构建了艺术符号学理论，而乌斯宾斯基则创立了文化符号学体系。”[10]其后从文本文化角度考察该学派符号学思想的论著大为增加，诸如康澄、张祎对作为其文化符号学核心概念如文本、诗歌文本、符号圈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张海燕的《洛特曼的文化符号诗学理论研究》成为了国内首部研究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系统的专著。同时从符号学思维模式体系、生产机制、特色创新、演变发展、接受传播、电影叙事学等方面进行研究的论文也增加不少，并与神话学、人类学、后结构主义等背景思潮结合解读，体现新的研究变化。此外，乌斯宾斯基的符号以及列宁、托多洛夫与符号学的批判对话也引发关注，管月娥、苏畅、颜文洁等学者从其结构类型、意识形态、话语层面、叙事等角度进行分析，视野更加开阔。

总体来看，俄苏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中国40的本土化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附带引入、重点研究，再到全面系统深入研究的过程，参与研究的国内学者众多，出版的学术论文和专著成果极为丰硕，在现当代形成了全面解读、多元化解读巴赫金、洛特曼符号学思想的良好局面，为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提供了理论参照和良好基础。

二、俄苏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土化核心命题

俄苏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代表作家巴赫金的复调、对话、狂欢化以及塔尔图学派的结构文艺学、文化符号学等理论概念或术语，已成为当代国内学界耳熟能详的话语，并被灵活运用到中国文学理论话语建构及国内外重要文学文化现象分析解读中，展示出了强大的理论阐释力和时代活力。

(一)从“复调”到“对话”、“狂欢化”

这组概念在巴赫金符号学思想接受过程中出现出现频率极高，迥异于对阿尔都塞式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理论的接受，对中国当代文论的转型发展也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张碧指出，“巴赫金是首位将成熟的符号学思想运用于文化批评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者；巴赫金对整个马克思主义批评传统的符号学理论建构及批评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先导意义。”[11]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学者，他对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结合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影响十分深远。正如周启超所说，“巴赫金文论的一些关键词，诸如“复调”、“对话”、“狂欢化”，巴赫金文论的一些核心范畴，诸如‘多声部’、‘参与性’、‘外位性’，已成为当代中国学者文学研究乃至人文研究的基本话语。”[12]曾军统计也发现，“中国学者对巴赫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话’(含‘对话主义’)、‘狂欢’(含‘狂欢化’‘狂欢化理论’)……以及“语言’(含‘话语’“杂语’‘互文’等)等方面。”[13]巴赫金符号学对中国学界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在巴赫金那里，“复调”最初作为一种音乐术语使用，又称为“多声部”，他主要用这个概念来概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众多独立而互不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纷呈，由许多各有充分价值的声音(声部)组成真正的复调”[14]的重要特征和性质。对话理论是“巴赫金对世界的存在状态构成方式以及创生过程的总的看法和观点。”[15]在巴赫金那里，“对话”是巴赫金复调小说的理论基础和中心，他者和差异性的存在构成“对话”的根本条件。对话关系无所不在，浸透于整个人类语言、人类生活关系及表现形式等一切有意义的事物当中。而“狂欢化”作为西方节日用语也被巴赫金引入文学理论研究，用来指一些狂欢节式的庆贺、仪式、形式对文学的渗透或转化。在某种程度上，狂欢也是一种对话，而且在更大意义上体现出对话性。宋春香认为，“从形成过程来看，狂欢是一种文化形式和意义衍生的符号代码”[16]，彰显了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中重要的符号学意义。

国内学界目前对这组概念的研究事实上已建构了一个较完整的巴赫金符号学理论体系。有从基本内涵、重要特征角度进行考察的，像钱中文、凌建侯、王永祥、潘新宁、张俊苹、袁建军、段建军等学者就对巴赫金“复调”、“对话”、“交流”等的理论内涵、符号学特征等进行了研究，贯穿了巴赫金符号学理论体系研究的始终。也有从其理论渊源、现实意义、影响发展等角度探讨的，诸如李衍柱、赵晓彬等学者的解读，看到了巴赫金符号学思想重要意义和价值。夏忠宪、陆道夫、曾军、凌建侯等学者将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置于大众文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宏观背景和视野中考察，体现了较为宽广的理论视域。同时也有大量商榷或讨论性论文，涉及对巴赫金狂欢理论局限与缺失等方面的讨论，具有较强的现实反思性。更多研究是从应用角度进行分析讨论的，诸如卢珊、李志强等学者对作品的解读，基于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对话理论、狂欢化理论讨论多元文化社会中身份的重建、人性、《红楼梦》及新时期大众文化中的狂欢化等问题，有很较的现实针对性。

国内学界对巴赫金“复调”、“对话”、“狂欢化”理论的接受，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当代中国文论加快转型的迫切需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论发展面临着“失语症”、中国文论话语重建等一系列话题，一些有识之士不约而同提出要加快“走向交往对话”的文艺理论建构之路。钱中文先生率先从巴赫金“复调理论、“对话立场”中提出了建立“对话的文学理论”的倡议，正反映了中国当代文论由不自觉向自觉加快转型发展这一历史进程。在他看来，“东西文学理论的相互关系不是跟着说，甚至不是接着说，而是对着说，对着说则是真正的对话的理想境界。”[17]他对建设“对话的文学理论”的思考和倡议，正与巴赫金“复调”、“对话”、“狂欢化”理论的精神实质息息相通。同时期宋大图、张杰、黄玫、刘康等学者主张突破文本对话的局限，将其纳入作者与读者、与时代的对话框架中来看待，以及把巴赫金理论视为一种文化转型期的重要理论，也同步体现了巴赫金研究与中国文论转型的这一重要特征和变化。国内对巴赫金研究形成了多次讨论的热潮，张素玫认为其中原因有二，“一是巴赫金理论体系的核心思想“对话”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精神有共通性，这使得巴赫金理论和中国问题之间具有了一种解释上的适洽性；二是巴赫金理论适应了中国文化转型的当下的需要。”[18]应该说，对话、复调、狂欢等理论术语已经频繁用于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研究，诸如大众文化、民间文化、文化转型等，正在潜在影响着中国学者的研究思维与方法，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批判反思。

(二)从“结构符号”到“艺术符号”、“文化符号”

这组关键词既反映了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符号学的数度转向，也间接反映了国内学界对该学派符号学思想的接受进程及其与中国文论转型发展的关系。

塔尔图-莫斯科学派在符号学研究过程经历了数次研究转向，建构了目前异常丰富复杂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形态。20世纪60年代，该学派运用结构符号学语言学探究结构文本问题，建构了文本结构的符号学；20世纪70、80年代又将结构主义方法拓展运用到电影、图像、绘画等领域，建构了艺术符号学；20世纪70-90年代还将语言学领域进入符号学领域，建构了文化符号学，使“结构”、“文本”的研究进一步上升到“历史”、“文化”研究的高度。杨明明指出，“终其一生，洛特曼都在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互动与对话中，构建着自身的方法论体系，其从社会历史批评到结构主义，再到文化符号学的转型也充分印证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演变轨迹与发展路径。”[19]该学派认为，结构符号分析的核心就是对文本进行分析解读，文本是一种具有意义的互动活动，具有独特结构的艺术文本所蕴含的信息量远远超过任何非艺术的文本形式。孙静云高度评价了该学派结构符号学所作出的贡献，在她看来，“洛特曼继承了苏联结构类型学研究的传统，吸取了西方艺术符号学与结构主义学派的某些方法以及传统文艺学的成果，利用当代系统科学的理沦，把结构文艺学的探讨向前推进了一步”[20]；“洛特曼关于艺术本文与非本文结构的理论更是具有开创性的新命题，堪称是二十世纪文艺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21]塔尔图-莫斯科学派之所以能从结构文本角度进入到文化历史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巴赫金符号学理论的影响。洛特曼把艺术视为与语言类似的交际工具或符号信息系统，建构了一种艺术符号学；而乌斯宾斯基则声称其全部研究都以文化符号学为中心进行，建构了一种文化符号学体系。在他们那里，任何人类活动都被视为一种文本，文化成其为文本的扩大模式，而文本的研究也就被拓展到了民族、社会、文化的认知、思维与交流等层面上。

国内学界对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关注也经历了从文本结构符号学到艺术符号学、文化符号学的接受历程。凌继尧较早就指出，塔尔图-莫斯科学派具有与结构语言学关联、较多关注文化符号学研究等两大基本特点。但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中国学界更多关注该学派的结构符号学研究而较少关注其文化符号学、艺术符号学等方面研究，究其原因，可能与国内学界兴起的一股去意识形态化研究的理论思潮息息相关。国内学界长期习惯于从意识形态角度吸纳和接受国外思想，文本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引介使80、90年代的中国学者如沐清风，吸引了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但随着90年代中后期解构主义、殖民主义、对话诗学、女权主义等现代、后现代思潮的大量涌入，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中国学界在面对西学强烈冲击下进一步全面加强对文学理论的批判、对话与反思，关注跨学科、边界、差异、个性等分析，关注领域和解读方向也呈现出多元化特点。可以发现，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学界在关注结构符号学的同时也关注艺术符号学、文化符号学研究，并对以洛特曼为代表的塔尔图学派和以乌斯宾斯基为代表的莫斯科学派的异同进行了区别。新世纪以来，以张杰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又积极从艺术文本、诗歌文本、思维模式、思想渊源、演变发展等角度推进艺术符号学、文化符号学研究，理论视野更宏大，解读更加具体和多元化。近年研究范围还在进一步拓展，把伊万诺夫、托波罗夫的戏剧符号学、电影符号学也纳入研究视野。

(三)从“形式主义”、“语言符号学”到“超语言符号学”

这组概念反映了国内学界对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的“重新发现”和对巴赫金符号学思想的总体概括。

以往我们较多关注洛特曼的结构符号学、艺术符号学研究，而对该学派的另一位领袖式人物乌斯宾斯基的符号学思想较少关注。事实上，塔尔图-莫斯科学派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学派合称，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符号学研究方向。以洛特曼为代表的塔尔图学派继承了俄国形式主义特别是什克洛夫斯基、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学派的研究传统，从文本结构角度切入对文化的研究，融入了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科学方法论，建构了一种独具特色的结构符号学、艺术符号学研究传统。而以乌斯宾斯基为领袖的莫斯科学派，大量继承了俄国形式主义尤其是莫斯科语言小组的理论传统，并基于语言研究推进和建构文化符号体系，把人类创造的各种文化也视为一种语言或者多种语言的融合，其研究的基石、立场和主要方法就是语言学。陈勇对此指出，“塔尔图符号学派实质上是莫斯科的语言学方向和彼得堡的文学方向这两个学术方向或称两种语文学传统的合流。”[22]张杰、陈勇等学者深入考察了塔尔图-莫斯科学派这一“超语言学”倾向并对此作了较多讨论，引发了国内学界的关注。

巴赫金的超语言符号学倾向也引发了国内学界的重要关注。胡壮麟、张杰、沈华柱、萧净宇、李曙光等学者就深入讨论了巴赫金的超语言符号学特征，充分看到了巴赫金这种基于语言研究而又超越语言研究的发展倾向。王永祥曾指出，“巴赫金的超语言学思想: 他要从旁边，或者说，要站在语言之上看待语言。”[23]在潘兆一、王永祥看来，巴赫金的“符号意识形态论”也是对其“超语言学”理论的补充，因为作为一种“符号”的语言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功能性和普泛性。应该说，巴赫金的超语言符号学弥补了索绪尔语言学研究之不足，但又没有全盘否定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他在索绪尔语言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其所忽视的语境、功能分析等纳入到符号学研究，建构了多元、动态的超语言符号学研究模式，与强调对语言形式、结构、系统等作静态分析的索绪尔模式构成了一种互补格局，为世界符号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俄苏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土化的贡献与不足

近40年俄苏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本土化成绩无疑是巨大而独特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学界明显感受到巴赫金、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符号学思想中迥异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中对话、交往、互动等理论元素，启发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如果说中国学界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诸如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布迪厄的语言交换经济理论等的接受中多感受到其静态一面，那么在巴赫金、洛特曼等人的俄苏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接受中，则更多感受到动态、对话研究的一面。无论是列宁、托多洛夫与符号学的激烈批判与对话，还是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对话理论、狂欢化理论，以及洛特曼的结构文化符号学，都能够感受到这种强烈的对话性、互动性和批判性。巴赫金最擅长与他人“对话”，他的对话理论不仅对法国哲学家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雷蒙·威廉斯的意识形态分析、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产生影响，而且对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产生过重要影响。该学派就是在受巴赫金影响下由科学符号学研究逐渐向文化符号学研究转变，带上了巴赫金浓厚的对话色彩。正如张杰所指出的那样，“洛特曼、乌斯宾斯基等理论家不像皮尔士等大多数西方符号学家那样把注意力放在单独的符号上去分析符号对意义对接受者的关系，而是集中探讨作为传达内容的机制的语言以及这种机制所利用的某种基本的符号系统”[24]，体现了鲜明的交流与对话特征。从目前国内接受情况看，“复调”、“对话”、“狂欢”、“文化”符号等具有明显动态、对话特色的词语频频出现，成为俄苏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的热点，已全面融入到中国文论话语的日常建构当中。

俄苏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为中国文论的转型发展，特别是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提供了不少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无论是巴赫金带有强烈对话特色的符号学思想，还是洛特曼带有强烈科学主义的结构符号学，以及乌斯宾斯基带有强烈语言学色彩的符号学，都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俄苏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当中迥异于世界其他符号学研究的特色创新之处，极大开阔了国内学界的理论眼界。正如周启超所说，几十年来，“我们一步一步地引进文学理论家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哲学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文化学家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语言学家巴赫金的‘话语理论’，并加以积极的阐发与运用，运用于外国文学文本的解读，也运用于中国文学文本的解读，运用于文学学自身的建设，也运用于美学、哲学等人文学科方法论的反思，已取得十分丰硕的成果。”[25]近40年国内学界对以巴赫金、洛特曼、乌斯宾斯基为代表的俄苏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作出的重要符号学贡献，以及所展现出来的重要历史、人文意义和价值等给予了充分肯定，对20世纪俄苏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献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出现了大量论文与专著，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结合研究提供了良好借鉴。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在如何借鉴俄苏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成果、加快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话语阐释力等方面的批判反思较少，有待进一步提升。正如傅其林所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符号学维度仍然缺失，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经验的有效性。”[26]如何建构充分当代合法性的中国马克思义符号学，持续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话语的阐释力，是下一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的重要工作。

应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苏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情感上具有天然的共通性，有利于我们从俄苏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之间的对话批判中找到两者结合点，进而深入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论建设。俄苏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之间的曲折结合进程，以及俄中两国之间社会、宗教、民俗的异同，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之间的结合研究提供了历史性借鉴和考量。像严志军、张杰就指出，俄苏宗教的“聚和”思想和中国文化的“聚合”思想，使得中国学界在接受俄苏符号学思想中更强调各流派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出于社会背景等原因，中国学者在对巴赫金、洛特曼、乌斯宾斯基等人符号学思想的研究中，很自然地会从意识形态视角去解读。”[27]但随着国内学界对巴赫金、洛特曼符号学研究和理解的深入，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的不断扩大，“中国学者在接受苏俄文艺符号学的过程中，做出了自己的改造，尤其是在方法论上表现出明显的创新性质。”[28]在接受过程中近年也进一步加强反思，审视立场和态度更趋客观与理性。

总之，俄苏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学界被“重新发现”的重要历史事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之间的结合研究，进而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提供了良好契机。近40年俄苏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中国的接受经历了积极引介、拓展研究、系统研究、多元解读等接受进程，从当中感受到了打破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马克思主义和以文本、结构等为主导的符号学、形式主义之间敌对隔膜的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之间融合找到了一条哲学与文化的合理路径。俄苏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中国40年的接受建构了“复调”、“对话”、“狂欢化”、“结构符号”、“文化符号”、“艺术符号”等一系列重要概念和命题，也感受到了迥异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动态、对话、交流等特征的一面，为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提供了现实动力与理论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