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 聪

（1.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100732）

当前，绿色已成为世界发展的潮流之一，特别是 “绿色复苏” 成为世界各国新冠肺炎疫情后的发展目标。欧盟已将绿色转型确立为新的经济增长战略；中国 “十四五” 规划也提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习近平主席同德国和欧盟领导人在2020年9月举行的视频会晤中，共同决定打造 “中欧绿色合作伙伴” 关系。可以发现中欧更好地对接绿色发展目标，开展绿色合作，将有助于促进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健康发展。

“绿色合作伙伴” 对中欧关系来说是一个新概念，但在外交实践中，中欧的绿色合作已不是新鲜事物。纵观中欧关系发展的七十余年，中欧绿色合作从环境保护领域起步，而后能源、科技、金融、贸易、投资和循环经济等政策领域不断加入，并在合作中朝着节能、高效、低碳、可再生、循环利用、生态友好的方向发展，逐步促进了各政策领域的绿色化。当前，欧盟视中国既为 “伙伴” 又是 “竞争者” 和 “对手” ，绿色合作之于中欧关系的良性发展就具有了新的意义。

本文第一部分将首先给出 “中欧绿色合作” 的工作定义，限定本文的讨论范围；在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中交代中欧绿色合作的生长土壤和绿色合作伙伴关系的产生。第二部分重点梳理中欧绿色合作的内容、领域、机制，其从环保领域向资源、能源、科技、金融、贸易、循环经济等部门的外溢过程，以及绿色合作在中欧关系中的主流化趋势。第三部分重点讨论中欧绿色合作在技术创新、第三方市场、加强国际贸易可持续性等方面面临的机遇，以及由欧盟的单边约束性措施和中欧不同的气候伦理关注点带来的挑战。最后，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尝试提出政策建议，希冀 “绿色合作伙伴” 助力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

一、绿色合作与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在 “可持续发展” 理念得到全球广泛认可后，与 “绿色” 连接在一起的概念开始涌现。 “绿色经济” “绿色增长” “绿色发展” 出现在各类国际组织报告中。英国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David Pearce）等首次提出了 “绿色经济” 这个术语。他认为，绿色经济不应盲目追求生产增长而造成社会分裂和生态危机，或因为自然资源耗竭而使经济无法持续发展；绿色的经济发展必须是自然环境和人类自身可以承受的。①David William Pearce，Anil Markandya，Edward Bardier，Blueprint 1 F or a Green Economy，Routledge，1989.“绿色经济” 与 “可持续经济” 的基本内涵相同，是皮尔斯为英国政府实现可持续发展开出的 “药方” 。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起了绿色经济倡议，呼吁全球领导者及宏观经济、金融、贸易、环境等部门的政策制定者关注绿色投资对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减贫的贡献。

2015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 “绿色发展” 理念。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绿色发展理念被转化为 “支持绿色清洁生产，……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发展绿色金融；推动低碳循环发展；推进能源革命，……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推进交通运输低碳发展……实施新能源汽车推广计划；提高建筑节能标准，推广绿色建筑和建材”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建议”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5年11月3日，http：／／www.gov.cn／xinwen／2015－11／03／content_2959432.htm，访问时间：2020年10月27日。的政策规划。从上述国内外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和倡议可见， “绿色” 已经超越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拓展到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层面。相应地，金融、贸易、能源与资源、科技、循环经济皆进入绿色国际合作的范畴。

综合上述国内外文献、政策报告及政策实践，本文将 “中欧绿色合作” 概括为，中国与欧洲（包括中国与欧盟机构、中国与欧盟次区域，以及中国与欧盟成员国）在双边范畴内，为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国家经济和环境安全，实现绿色经济增长、追求可持续发展，而在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和能源开发利用、科学技术研发、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微观经济部门（如金融、贸易、投资等领域），共同开展政治对话、制度构建、项目联合实施，以及人文交流等过程中的平等、双向的互动行为。中欧绿色合作是中欧绿色合作伙伴关系的核心内容，中欧绿色合作伙伴关系则是中欧对这个重要范畴内双边关系的概括与定位。鉴于欧盟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联合体，同时绿色和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全球性议题，中欧绿色合作伙伴关系呈现出兼具全球、地区与双边关系的复合、杂糅属性。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仅围绕中欧绿色合作的政治和经济层面展开分析论述，为避免 “失焦” ，人文交流不在文章讨论范围之内。

中欧绿色合作在中欧伙伴关系发展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侧重和方式，可以大致划分为起步、发展、主流化三个阶段。中欧绿色合作的第一阶段是从中欧建交到进入 “蜜月期” （1949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之前，合作的重点是环境管理与污染防治联合行动。这一时期，中欧关系的主线是联合欧洲平衡美苏霸权和开展经济合作。①冯仲平： “50年的中欧关系及其特点” ，《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10期，第16页。20世纪80年代中欧经贸关系快速发展。受巨大的市场潜力吸引，欧洲的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进入中国。中国与英国、法国、荷兰、丹麦等欧洲国家签订了环境保护合作协定，确定了双边合作的制度框架。与北欧国家的环保合作得到发展，利用北欧国家的赠款②丹麦向中国提供3 020万丹麦克朗赠款，用于河北省邯郸市污水处理工程；瑞典援助30万美元，帮助天津市制定污染治理规划。王子强、杨朝飞主编：《中国环境年鉴1990年》，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9页。和先进经验，开展了环境管理、污染防治等方面的合作。③王子强、杨朝飞主编：《中国环境年鉴1991年》，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9页。中欧开展的环境污染治理合作，一方面恰为中国工业化时代所需，另一方面也是欧盟坚持践行环境外交的体现。中国在工业化初期，由于对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倡导的 “环境与发展” 主题的重视程度不高，④曲格平： “中国环境保护四十年回顾及思考——回顾篇” ，《环境保护》，2013年第10期，第13页。环境污染问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逐步显现，同时党中央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的提高。事实上，欧洲同样走过环境污染大爆发的阶段，并在20世纪50、60年代引发了绿色社会运动。此后，欧共体将环境治理作为一体化发展中的优先事项，同时将环境治理合作纳入外交政策。《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将对内统筹兼顾、对外发挥影响力作为共同体的环境政策目标。甚至早在1973年提出的《第一个环境行动规划》中，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就已提出在环境政策中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⑤张超： “欧盟的环境援助政策及其实践分析” ，《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4期，第66页。总的来说，这一时期，中欧的绿色合作开始起步。中国从欧洲获取了社会主义建设迫切需要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经验，有力地服务了经济建设，也使得中欧关系的影响辐射到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不同层面。⑥丁纯、纪昊楠： “中欧关系70年：成就、挑战与展望”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9年第6期，第134页。

第二阶段为中欧绿色合作大发展的时期，中欧关系总体上也进入发展平顺的 “蜜月期” （1995—2005年）⑦David Shambaugh， “China and Europe：The Emerging Axis，” Current History，Vol.29，No.9，2004，pp.19－20.。在这10年中，中欧关系完成了从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1998年）到全面伙伴关系（2001年），再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03年）的伙伴关系三次飞跃。同时，世界日益走向全球化，开放的中国与一体化不断深化的欧盟之间的相互依赖不断加强。欧盟提出，希望加强与中国在地区和国际重大问题上的合作，以应对全球性挑战。⑧周弘、金玲： “中欧关系70年：多领域伙伴关系的发展” ，《欧洲研究》，2019年第5期，第5页。这一时期，中欧绿色合作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提高。其一，中欧双方共同支持联合国倡议的 “千年发展目标” 等环境与发展行动。在1992年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中国确立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并将之写入国家 “九五” 规划和《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其二，在双边层次上，中欧绿色合作在这一时期围绕欧方帮助中国发展经济，同时树立环保意识、解决污染问题而展开。德国等更多的欧盟国家与中国签署了《环境保护合作协定》，开始机制化的中欧绿色合作。中国与欧盟在2001年建立了部长级环境政策对话机制。此外，中欧还建立了联合委员会等机制化的合作方式，利用欧方（如法国、荷兰、挪威和德国等）提供的资金在中国推进生态和污染治理方面的项目合作。其三，在全球层次上，中欧就环境保护以及地区安全、应对非传统安全、消除环境贫困等议题进行了广泛地接触与合作。特别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框架下，中欧间全方位、开放性的合作使双方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⑨傅聪：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中欧关系” ，载周弘主编：《2014年中欧关系研究报告——盘点战略伙伴关系十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53－156页。

第三阶段是2013年《中欧合作2020年战略规划》发布至今，中欧绿色合作日益主流化的时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顺利融入全球化后，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与日俱增。欧盟东扩以来经济竞争力并没有出现明显提高，而且由于经济增长乏力，相对于中国的传统优势出现减弱。出口欧洲的中国产品，从传统的纺织品和服装转变为机器设备等欧洲的传统优势产品。有学者对中欧贸易出口相似度进行分析，显示2004—2012年中欧出口的相似度指数在逐年上升，①胡玫、滕柳： “浅析中欧贸易结构与全球治理结构的重建——基于贸易互补性与竞争性的分析视角”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第77页。这说明中欧的贸易竞争程度在加强。2006年10月出台的欧盟对华政策文件开始强调来自中国的竞争和中国应当承担的 “责任” ，这标志着中欧关系开始进入了调整转型期。但欧盟委员会在2007年也指出，在解决各类全球性问题时，欧盟都离不开中国，应当协调对话立场，全方位加强对华关系。对华关系定位在经过一段时期的摇摆后，欧盟在2019年推出的《中国和欧洲：战略前景》文件中给出了欧中在不同领域中进行合作、竞争和 “对手” 三重关系的新定位。中欧关系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利益重合与竞争、制度磨合与冲突、观念差异与融合犬牙交错。②周弘、金玲： “中欧关系70年：多领域伙伴关系的发展” ，《欧洲研究》，2019年第5期，第7页。这一阶段中，绿色合作在中欧关系中的主流化趋势开始加强：其一，绿色合作的战略性得到提升， “可持续发展” 进入《中欧2020年战略合作议程》。其二，中欧绿色合作不仅涵盖了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自然资源等传统环保领域，还在清洁能源、碳市场、绿色金融、经贸和科技等部门取得进展。但是，在欧盟对华定位转变的大背景下，如何继续在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在更广泛的绿色合作中深化中欧绿色合作伙伴关系，将之打造为中欧关系新的 “压舱石” ，是当下亟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二、中欧绿色合作的主流化演进

环境保护是中欧全球治理中的共同责任，是中欧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从中欧关系七十余年的发展中可以发现，中欧的绿色合作已不再局限于环境保护的单一维度，而呈现出一种层级上升、视域拓展、结构深化的主流化演进过程。

2.1 从发展援助到伙伴关系

中欧绿色合作中的行为体关系经历了从借助发展援助到背靠伙伴关系的演变。在这当中，中欧合作的视角及其关系结构平衡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提高、环保意识加强、环境治理初步取得成效，在中欧的环保合作中，援助者—受助者关系逐步淡化，互惠的伙伴关系得到加强。

在中欧环境合作初期，发展援助成为推动合作的一项重要工具。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增长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技发展水平不高、国力有限，不可能靠高科技、高投入解决环境问题。③曲格平： “中国环境保护四十年回顾及思考——回顾篇” ，《环境保护》，2013年第10期，第14页。有学者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国逐步确立了 “争取国外资金和技术援助，进一步推动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 的环境外交基本目标。④张海滨： “中国环境外交的演变” ，《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11期，第14页。2003年发布的《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写道，欢迎欧盟增加对华发展援助，特别是在环保、扶贫、卫生保健和教育等领域的援助。⑤“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03年第33号。由于环境问题多有跨界性和弥散性，加之全球化对各国相互依赖的放大作用，欧盟也重视与新兴经济体合作开展全球环境治理。欧盟在《2007—2013年中国战略文件》中指出，欧洲拥有 “支持中国可持续发展和向稳定开放国家过渡的重大经济和政治利益”⑥European Commission， “China Strategy Paper 2007－2013，” EU，2006，p.3，https：／／eeas.europa.eu／archives／docs／china／csp／07_13_en.pdf，访问时间：2021年1月28日。。

在此期间，欧盟及一些成员国也为中欧环保合作提供了一定资金。中德在1994年签署了《环境保护合作协定》，自2004年起，两国以综合扶贫开发为目标，优先支持环境政策开发、自然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经济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发展、饮用水卫生以及水资源管理与废弃物处理等领域。德国援助的总体规模达到每年2 000万欧元。截至2012年，德国政府共向中国提供无偿援助12.1亿美元。①“德国对华无偿援助简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12年2月4日，http：／／gjs.mofcom.gov.cn／article／as／au／201109／20110907733665.shtml，访问时间：2021年1月11日。作为欧盟曾经最重要的成员国之一，也是对外援助大国，英国在1998年提出了《英对华无偿援助新战略》，环境保护成为四个援助重点领域之一（其他三项为国企改革、医疗卫生和普及教育）。②“欧洲对华无偿援助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05年1月28日，http：／／gjs.mofcom.gov.cn／aarticle／ar／200501／20050100340595.html，访问时间：2021年1月11日。英国对华援助的总体规模为每年4 000～5 000万英镑。欧盟 “在发展援助和经济合作的基本预算项目下，1991—1994年期间，向亚洲每年拨付的资金不足2 000万欧元。”③European Commission， “A Long Term Policy for China－Eu⁃rope Relations” ，COM（1995）279 final，5 July，1995.在2002—2006年期间，欧盟向中国提供了2.5亿欧元的无偿援助。④同②。促进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成为中欧发展合作的三大领域之一，在2002—2004年得到的资金达到5 500万欧元。⑤EEAS， “China Strategy Paper 2007－2013，” EU，April 3，2013，p.24，https：／／eeas.europa.eu／archives／docs／china／csp／07_13_en.pdf，访问时间：2021年1月12日。

尽管欧盟对华发展援助规模在其外援总额中的占比较小，但欧盟进入中国市场后，成为环保知识扩散与提供技术性援助的重要国际行为体。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2001年，中国开展的规模化工业污染防治、大规模流域污染防治和重点城市环境治理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欧盟的环境标准、环境管理和全球治理经验。例如，中欧辽宁综合环境治理项目是当时中欧规模化工业污染防治合作领域的成功案例。项目通过七个子项目涵盖了环境意识建设、城市总体规划、水资源管理、大气质量管理与环境系统能力建设、能源效率管理、清洁生产，以及工业结构调整和投资促进，解决了辽宁省面临的深层次环境污染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⑥“可持续发展的欧盟—中国辽宁综合环境项目” ，新华网，http：／／www.ln.xinhuanet.com／zhuanti／huanbao／index_b3.htm，访问时间：2021年3月13日。辽河流域规划被世界银行评定为中国当时最先进的流域规划。⑦OECD， “Evaluation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Cooperation and Partnership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ountry Level Evaluation，Final Synthesis Report，” April，2007，p.79，https：／／www.oecd.org／derec／ec／37274405.pdf，访问时间：2021年1月20日。

随后，援助的视角逐步在中欧环保合作中消退，伙伴关系为中欧绿色合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前后，欧委会提出从 “共同利益” （mutual gains）的新视角看待与中国的合作。2011年，欧盟宣布不再将中国视为双边发展援助项目的对象国。德国、英国等成员国也宣布不再向中国提供双边发展援助。欧洲对外行动署指出，中国已从传统的海外发展援助接受国转变为战略合作伙伴，欧盟与中国合作处理的政策问题更加广泛。⑧EEAS， “China Strategy Paper 2007－2013” ，EU，April 3，2013，p.2，https：／／eeas.europa.eu／archives／docs／china／csp／07_13_en.pdf，访问时间：2021年1月12日。

此后的中欧环境合作重视政府间外交与公共外交相结合。2014—2020年欧盟与中国的双边环保合作预算达到3 284万欧元，项目主要集中在政策咨询、能力建设和技术性合作等领域。⑨“EU Partnership Instrument World Map，” EU，https：／／pimap.eu，访问时间：2021年1月18日。欧盟注重通过环保合作使绿色化合作走向更广泛的领域。例如，提高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软环境，重视进行生产技术标准等方面的战略性合作，或投资于改善中国贸易、投资政策及法规等规范性环境的绿色化。通过环保项目合作，欧方实现了知识扩散、规范输出，并从中国项目中吸收了特有的知识和经验。中国则注重从中吸收专有技术（know－how）、最佳实践经验和绿色创意；开展能力建设、人才培训。中国与欧盟及其成员国定期进行环保政策研讨、管理经验交流。在绿色合作中，中方的智力投入和知识贡献度逐步提高，合作中的单向输出不断让位于双向互动，中欧间平等互利的绿色技术合作与成果越来越多。总的来看，中欧合作起到了推动政策扩散与融合、增进互信、开拓市场商机、改善营商环境、拓展交流领域的作用，还带动了绿色经济和投资，创造了就业岗位。上述特征在 “中欧生态城市链接” 、 “中欧碳排放交易政策对话和合作平台” 、 “中欧水资源交流平台” 、 “中欧环境、绿色经济和野生动植物保护” 、 “中欧能源合作平台” ，以及 “国际海洋治理” 等项目中均有所体现。①参见欧盟委员会网站、中欧碳市场对话与合作项目网站、中国驻丹麦使馆网站、中欧能源合作平台项目网站、EMODEPACECEMDNET项目网站。

2.2 从环保治理到绿色合作

生态环境是一个联通的整体，承载了人类所有的生产和生活活动。环境问题易跨界，影响具有弥散性，与经济、社会生活存在诸多连接点，特别是在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共识后，它成为国际关系中的纽带性议题。在中欧关系的演进中，环保合作理念的扩散带动了新的绿色议题不断加入，丰富了中欧关系的立体性与复杂度。

中欧在环境领域有着成功的合作，为拓展绿色合作奠定了基础。中欧于1996年开始环境问题对话，2003年环境政策对话机制升级为部长级，2005年中欧建立气候变化伙伴关系。2013年发布的《中欧合作2020年战略规划》提出，推动制订资源高效利用、着眼长远、社会包容和低碳发展的政策，最大程度发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欧盟资源效能战略的对接效益。绿色不仅限于环保合作，而是进入中欧经济合作的方方面面。2020年中欧领导人提出了构建 “绿色合作伙伴” 的战略目标，绿色合作在中欧关系中主流化的趋向更为明显，有望成为提升中欧关系的新动力。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绿色金融、低碳科技、低碳城镇和绿色贸易在实践中都发展成为中欧绿色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内容参见表1）。

表1 中欧绿色合作概览

在应对气候变化和 “能源革命” 的背景下，国际能源体系变革加速发展，第三次国际能源转型的大幕拉开。②吴磊： “新能源发展对能源转型及地缘政治的影响” ，《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1期，第66页。能源转型也成为中欧绿色合作中的重要内容。中欧能源政策对话从1994年开始定期举行，2005年中欧建立了部长级年度对话交流机制，开始加强清洁能源的合作。2018年中欧领导人签署《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联合声明》，清洁能源、低碳转型、清洁投资在中欧能源合作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③“中欧领导人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联合声明” ，人民网，2018年7月16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8／0717／c1001－30150825.html，访问时间：2021年2月19日。在2019年发布的《中欧能源合作实施联合声明》中，中欧明确了具体的清洁能源过渡总体目标，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能源系统设计和改造，以及创新实体成为四个优先开展合作的领域。在全球转向碳中和的时代背景下，2020年举行的第九次中欧能源对话提出，中欧将推进能源转型和经济复苏协同增效作为主要任务，明确了中欧在与第三方合作中共同促进绿色能源投资的责任。

21世纪的绿色合作需要科技合作的助力。中欧绿色合作重视可持续、低碳、绿色化的科技合作，显示了中欧伙伴关系的全面性、战略性，以及绿色化的发展路径。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有巨大和多样化的市场需求。欧方看重中国市场发挥大规模创新研发场所和检验新技术、产品、服务的 “实验室” 功效。而欧盟是全球科技研究和创新的领导者之一，中欧科技合作对于中国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有颇多助益。在欧盟科技计划 “第七框架” 中，中国是位列俄罗斯和美国之后的第三大欧洲域外参与国，参与了包括环境、能源、交通和农业等在内总共462项科技合作。④《地平线2020欧盟科研创新框架计划——中国实用指南》，欧盟出版署，2014年版，第9页。在2015年第17次中欧领导人峰会上，中欧建立了 “科研创新联合资助机制” （CFM），共同优先支持可持续发展（城市化），安全、清洁、高效的能源，以及智能和绿色制造的研发合作。①中欧科研创新联合资助机制官网，http：／／chinainnovation⁃funding.eu／zh／eu－china－co－funding－mechanism－2／，访问时间2021年3月14日。

绿色金融合作是中欧合作应对全球变暖的重要工具，还可为中欧绿色合作加速发展提供融资支持。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且金融行业绿色化有助于传统产业避免 “碳锁定” 。碳中和目标正在成为中欧推动绿色金融创新的重要动力。其一，中欧都制定了可持续投资标准，并推动中欧绿色分类标准趋同。2017年，中国和欧盟联合发布了《绿色金融报告》，用来对比中欧的绿色定义标准，促进全球气候方面的投资。中欧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计划也都注重以金融系统支持经济的低碳转型。随后，在2020年7月生效的《欧盟分类条例》（EU Taxonomy Regulation）中，欧盟还推出应对气候变化且涉及燃料转型的技术筛选标准。而中国在《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的基础上，央行等三部门于2020年联合发布了《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0年版）》和《绿色债劵发行指引》。②彭场： “央行等三部门就《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0年版）（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 ，《中国证券报》，2020年7月8日。新版目录剔除了备受争议的煤炭清洁利用、燃煤发电机组、煤炭开采和洗选等化石能源项目，标志着中国绿债与国际通行标准接轨又迈进了一步。其二，中欧银行界共同支持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金融。其中，欧洲投资银行提出转型为 “气候银行” ，从2021年底开始停止对化石燃料能源项目的投融资；在2030年前将累计提供1万亿欧元绿色贷款，所有贷款必须确保与《巴黎协定》目标相一致。而面对碳中和时代的基础设施发展转型大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宣布2025年将实现气候融资比重达到50%的目标。③“亚投行2025年气候融资将占‘半壁江山’” ，新华网，2021年1月13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1－01／13／c_1126979216.htm，访问时间：2021年3月7日。人民银行在2020年提出，要以碳中和目标为约束条件，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保障绿色金融支持目录中的项目在完成其他环境目标的同时，不损害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④“发展绿色金融，促进低碳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新加坡金融科技节上的视频演讲”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2020年12月9日，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4141550／index.html，访问时间：2021年3月7日。中欧绿色金融的协同发展有助于扩大全球绿色金融市场，带动更多的公共和民间资金进入气候友好型项目，为全球投资者树立投资标准导向。

绿色经济不是线性经济，循环经济是中欧绿色合作领域中培育经济新增长点的新内容。其中，中国在2008年出台了《循环经济促进法》；2021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推行从生产、流通、消费、投资、基础设施、技术和规划等经济全链条的绿色发展。⑤“国务院印发指导意见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人民网，2021年2月23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1／0223／c1001－32034180.html，访问时间：2021年3月7日。而欧委会在2015年发布了第一版《循环经济行动计划》并在2020年更新。循环经济是欧盟在绿色新政中着力打造的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中欧开展循环经济合作符合《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的要求。中欧于2018年签署了《循环经济合作谅解备忘录》，建立起部长级对话机制。中欧合作的重点内容包括，循环经济宏观政策协调，如就战略、立法、政策研究、规划和实施进行对话；开展管理和政策工具的交流，如生态设计、生态标签、扩大生产者责任和绿色供应链；在工业园区、化工产品、塑料制品和废弃物等关键领域进行循环经济最佳实践交流；进行循环经济投资和融资交流。第一阶段选定塑料为优先合作领域。中欧在循环经济方面的合作对于全球价值链和全球贸易方式，以及中欧贸易关系绿色化改革都具有推动意义。

2.3 从经济层面到战略层面

中欧绿色合作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其战略性也愈加凸显。第一，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欧绿色合作在全球环境治理结构中的战略性增强。中欧都面临着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体系中相对位置的变化。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逐步升高，在2007年已被指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①Nicola Jones， “China Tops CO2 Emissions，” Nature，June 20，2007，doi：10.1038／news070618－9.2010年，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②“专家：中欧二氧化碳排放约占全球23%” ，中国新闻网，2011年12月4日，http：／／www.chinanews.com／ny／2011／12－04／3506192.shtml，访问时间：2021年3月12日。欧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至全球第四，2015年时的人均排放量在20国集团中排名第11位。③Olivier，J.G.J.，Janssens－Maenhout，G.，Muntean，M.and Peters，J.A.H.W.， “Trends in global CO2 emissions：2016 Report” ，European Commission，Joint Research Centre，Directorate CEnergy，Transport and Climate；PBL Netherlands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gency，The Hague，November 2016.这种变化引发中欧全球环境治理力量结构的调整，欧盟与中国合作推动全球气候保护行动的重要性，对于中欧战略目标的实现变得更为重要。

第二，中欧绿色合作以高级别、机制性的政治对话为支撑，服务了中国和欧盟协调引领全球环境治理的角色。中欧在2005年建立了气候变化伙伴关系，2010年建立气候变化部长级对话机制。五年间的跃升显示了中欧气候变化合作的战略高度和对全球环境治理的影响力。中欧在后2012时代的气候变化合作中，引领了自愿承诺的气候变化治理新模式。中欧和中法在2015年发布联合声明，促成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COP）接受 “考虑不同国情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并在就核心议题达成共识的基础之上，推动了有史以来第一份打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界限、由国家自主决定贡献目标的《巴黎协定》的达成。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后，中法两国外长连续在2018年和2019年举行气候磋商会议，发布会议新闻公报，④“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9年度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2019年11月27日，https：／／www.mee.gov.cn／ywdt／hjnews／201911／W020191127531889208842.pdf，访 问 时间：2021年2月18日； “法国外长、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联合国秘书长气候变化会议新闻公报” ，中国新闻网，2018年12月1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8／12－01／8690324.shtml，访问时间：2021年2月18日。降低了美国 “退群” 给全球环境治理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三，中欧巨大的国际市场影响力是全球环境治理的风向标，也具备规范全球产业链的能力。以甲烷减排为例，这是当前联合国和世界大国非常重视的一项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⑤“Global Methane Assessment：Benefits and Costs of Mitigating Methane Emissions，” UNEP，May 6，2021，https：／／wedocs.unep.org／bitstream／handle／20.500.11822／35917／GMA_ES.pdf，访问时间2021年5月24日。被纳入国家自主贡献（NDCs）目标的趋势愈加明显，中欧有必要在甲烷控排方面开展国际合作。欧盟在2020年10月发布了减排甲烷的《欧盟甲烷战略》，并提出希望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油气购买国协调减排行动。而中国政府在 “十四五规划” 中提出，加大对甲烷的控制力度。中国油气企业也已采取行动，在2021年5月成立了甲烷控排联盟，提出 “力争实现2025年天然气生产过程甲烷平均排放强度降到0.25%以下”⑥黄祺茗、王芳： “中国油气企业甲烷控排联盟成立” ，《中国石油报》，2021年5月19日。目标。例如，中国燃气控股有限公司在2021年6月宣布加入联合国环境署和欧委会等发起的 “油气甲烷合作伙伴关系” ，成为加入这项自愿性倡议的第一家中国油气企业。提高全球天然气供应链的甲烷管控水平，形成统一协调的国际甲烷排放标准及 “检测、报告、核查” 的监测体系都需要中欧的紧密合作。

综上，中欧绿色合作从发展援助起步，并从环境保护领域向外溢出，在政治对话和项目合作的支持下，逐步深入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诸多部门与领域。环保、低碳、节能、可再生和循环等绿色维度在中欧关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且双方通过战略性的绿色合作不断地为全球环境治理输出具有影响力的规范性成果。

三、中欧绿色合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在经历深度调整。绿色合作是中欧具有共识的领域，在2021年举行的多次视频会晤中，习近平主席与欧盟领导人、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都强调了中欧的合作意愿。在顶层共识之外，中欧绿色合作在技术创新、三方合作和经贸领域蕴藏着大量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一定困难与挑战。

第一，中欧在实现绿色发展的过程中，在政策和社会层面都拥有绿色技术创新合作机遇。中欧具有一致的政策导向。例如，中欧政府都将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作为科技政策的方向。2015年，中欧建立科技联合资助机制，培养了中欧科技人员，构筑了双方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等方面广泛的共同利益。在社会层面，中欧具有技术、市场和资金方面的互补优势。其一，中国在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方面的优势，为中欧深入开展绿色技术创新创造了条件。实现碳中和需要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先进低碳技术的深度融合，以便全面大幅提升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运输成本，最终降低碳排放量。中国的数字技术优势可以促进中欧在绿色交通、绿色制造及绿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领域开展技术创新合作。其二，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和产业升级的强大吸引力，使欧盟有意愿与中国深化合作。中国的市场可以承接低碳技术创新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转化。中国 “产学研金介” 在空间上分布紧凑，具有联动转化、成本低的优势。其三，中欧在很多领域具备互补合作潜力。中国在能效、储能、消纳及负排放等许多关键低碳技术和软实力方面还存在很多短板和缺项，企业创新能力和创新动力不足。①王毅、顾佰和： “中国可持续发展进程：探索迈向碳中和之路” ，《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2021年7月5日。而欧盟在智能电网、氢能网络、碳捕集与封存，以及建立安全、可循环和可持续的电池价值链等方面，拥有领先的技术和实践经验。中欧在上述领域的互补发展将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更大的贡献。其四，中欧还可以做到资金互补。中国的疫情后投资计划确立了包括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推广新能源汽车等在内的 “两新一重” 投资方向。绿色金融政策框架起到了引导资金进入绿色发展领域的作用。大量的中国资金希望进入全球绿色高科技产业。欧盟方面，实现绿色复苏需要大量的投资，是对公私投资部门的一项挑战。仅实现2030年气候和能源目标，每年预计需要追加2 600亿欧元的投资，约占欧盟2018年国民生产总值（GDP）的1.5%②European Commission： “The European Green Deal” ，Brus⁃sels，December 11，2019，COM（2019）640 final.。其五，中欧通过绿色技术合作可加强引领全球绿色产业标准制定的影响力。例如，中国和欧盟是全球的第一和第二大光伏市场，目前全球光伏组件超过70%均由中国制造。中欧可以联合开展光伏产业标准研发，引导全球光伏行业向着更低碳排放，甚至负排放的方式发展。③“全国人大代表姜希猛：建议与欧洲方面合作开展光伏电站全生命周期生态足迹评估规范” ，中国能源网，2021年3月5日，http：／／www.cnenergynews.cn／guonei／2021／03／05／detail_2021030592420.html，访问时间：2021年3月10日。

第二，中欧共同与第三方开展绿色合作可为合作发展共赢开创新模式。中欧可将 “一带一路” 倡议与 “欧亚互联互通” 战略对接，共同建设绿色 “一带一路” 。其一，中国正在自上而下的推动 “一带一路” 项目投资绿色化。2017年，习主席倡议建立 “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国际联盟，致力于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推动绿色发展理念，加强政策对话、信息交流和技术转让，与沿线国家共同践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19年，中国金融协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与伦敦金融城牵头起草了《 “一带一路” 绿色投资原则》，全球14个国家和地区的机构参与其中，其中，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金融机构是其中的重要参与者，这是中国银行业首次联合欧洲等国外同行，引导行业机构关注投资经营项目的环境和社会影响。其二，中欧在 “一带一路” 建设过程中可以共同开发风能、太阳能、生物能和核能等新能源技术产品，并将它们在 “一带一路” 建设中转化、应用，提高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水平。其三，中欧智库开展合作可以助力 “一带一路” 沿线的绿色发展。2020年，生态环境部联合包括欧盟智库在内的国际知名智库，研究发布了 “一带一路” 项目 “交通灯” 制分级指导体系，为监管机构等利益相关方的海外投资，为进一步识别并应对生态环境风险、筛选重点项目领域提供规范性指引。此外，中欧绿色三方合作的另一个潜力点在非洲。《欧盟绿色协议》和中欧领导人在2020年9月14日举行的视频会晤，都提及要加大对非洲绿色复苏和低碳转型的推动，提高对中欧非合作的支持力度。

第三，中欧双方在贸易可持续性和绿色化方面分享共识和责任。其一，中国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全面践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2021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习主席指出，中国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不搞歧视性、排他性标准、规则、体系，不搞割裂贸易、投资、技术的高墙壁垒。①“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 ，新华网，2021年1月25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01／25／c_1127023884.htm，访问时间：2021年2月1日。欧委会在2021年贸易政策文件中将 “开放战略自主” 和 “可持续发展” 作为欧盟最新贸易政策的关键词。②“Trade Policy Review－An Open，Sustainable and Assertive Trade Policy” ，COM（2021）66 final，Brussels，February 18，2021.可见，双方在可持续和绿色化贸易理念和原则上具有共识。其二，中欧作为全球大型商品进口国，拥有改革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力。当前，全球价值链中存在着环境损害问题，如大豆、棕榈油和牛肉等大宗软性商品贸易造成森林砍伐，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并与气候变化、野火等风险叠加，造成了地区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欧可以在多边和双边贸易协定中促进建立软性商品绿色价值链的相关规则，推动供应链透明度、环保标准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提高。双方需要从全球贸易体系的全局着眼，追求环境与发展共赢的合作效果。同时，中欧需要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产业链带来的冲击，抵制关税、出口管制等贸易保护主义；共同将产业链绿化形成的环境壁垒限制在必要且合理的程度。

与此同时，干扰中欧绿色合作的挑战主要来自欧盟具有域外效力的约束性规则及中欧对气候正义的不同认知。其一，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给中欧贸易增加了碳壁垒。从2005年开始，欧盟通过碳排放交易系统内化高排碳设施和产品的外部性。欧洲的碳价达到了约50欧元／吨的历史高位。③汤翠玲： “欧洲碳费突破50欧元，碳税法案也在酝酿中” ，《上海证券报》，2021年5月7日。2020年欧委会提出了 “碳边境调整机制” 动议，希望保护欧洲的经济和产业，摆脱域外碳排放竞争对手的压制。碳边境调节机制具有 “碳关税” 性质，虽然可能起到促进域外市场降低碳排放的作用，但是它也违反了WTO规则，特别是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负担。中国需要与欧盟就碳关税的目的、影响和规程进行沟通，争取达成碳市场豁免协议。同时，中欧在碳关税方面的协调成果也可为全球形成碳足迹赋值规范提供参考与借鉴。

其二，欧盟已经或正在立法进程中的涉及国际贸易与投资的法规，以 “国家安全” 、保护环境为由，给中欧经贸合作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欧盟在2019年批准《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条例》，即是为了迎合近年来欧盟对中国并购欧洲高新技术企业和投资基础设施引发的所谓 “安全关切”④叶斌： “欧盟外资安全审查立法草案及其法律基础的适当性” ，《欧洲研究》，2018年第5期，第25页。，很难说无贸易保护主义之虞。另外，欧盟正在进行供应链绿色化立法（如《企业尽职调查指令》）工作，同一类型的德国《供应链尽职调查法》已在2021年6月11日正式颁布。两部立法的核心内容即是将环保标准纳入供应链治理，要求供应链上的企业符合欧盟规定的环境保护要求，无疑将加重中小企业的负担。在中欧投资、经贸关系被政治化，欧盟认为正在面临与中国 “第三次制度之争”①赵柯、李刚： “欧盟产业结构变化对中欧经贸关系的影响” ，《国际贸易》，2020年第4期，第77页。的氛围之下，中欧企业在绿色合作中，包括绿色产品、服务和技术贸易、绿色直接投资、高科技企业并购等需要着力化解这些挑战。

另外，对于维护国际气候正义，欧盟与中国的优先关注有差异。中国尤其注重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机会，维护全球低碳化发展的公平性。而欧盟将实现1.5℃温控目标与遵守《巴黎协定》作为首要目标。欧盟大力推动全球放弃煤炭，绝大部分欧盟成员国为实现《巴黎协定》目标均已制定 “撤离煤炭” 的政策。欧盟力图引导全球，特别是欧洲地区尽快向低碳能源转型，避免项目投资陷入 “碳锁定” ，产生高额的改造成本风险。欧盟的思想虽有前瞻性，但也需兼顾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础、能源结构及当下亟待解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中国的海外投资往往看重东道国政府的期待和需要，同时在 “不干涉内政” 的外交原则指导下，尊重东道国政府的意愿是关键性的决策因子。对于发展中国家在能源转型中遇到的发展与环保悖论，中方有更多的感同身受。当前，放弃煤炭在全球已是大势所趋。习近平主席在2021年9月召开的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作出了 “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 的最新承诺。②“习近平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 ，人民网，2021年9月22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1／0922／c1024－32232447.html，访问时间：2021年9月22日。中欧在绿色低碳发展的战略认知上具有一致性，但会在时空进路上有所不同，双方互相协调兼顾各项政策和举措的外部影响，更能推动、促进中欧绿色合作伙伴关系的平顺发展。

四、总结与展望

中欧绿色合作伙伴在中欧关系的结构上趋向对等，在地位上趋向主流化，在重要性上具有全局和战略意义。因为它不仅作用于中国和欧洲的环境、经济和社会等领域，也是中欧维护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推动性力量。

第一，随着中欧绿色合作工具从借助发展援助到背靠伙伴关系的转换，中欧绿色合作的关系结构朝着更加对等、互利与共赢的方向发展。在援助色彩浓厚的早期，中欧环境合作关系体现出援助—受援的结构关系。欧洲的专业知识是中国从与欧环保合作中获得的最重要收获。欧洲的绿色文化、价值观、治理模式和规制范式通过项目合作、公共外交等方式向中国扩散、转移，为中欧后来宽领域的绿色合作奠定了基础。在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实力不断增强后，平等的伙伴关系拓宽了中欧绿色合作的视域，助力绿色在中欧合作中的主流化趋势。

第二，中欧的绿色合作已突破环境治理的范畴，涉及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市场准入、产品标准和国家补贴等对经济竞争力构成损益的问题，因而面临了更多的挑战与机遇。碳边境调节机制、绿色化产业链及淘汰煤炭等举措，既涉及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自由贸易原则，又事关如何在国际贸易中加强对地球环境的保护，是全球经济治理中的重大课题。中欧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双方经贸联系紧密，同为能源、资源和软性商品的大型进口方，并向第三国出口与投资，是全球市场中重要的规范性变量。

第三，中欧绿色合作从项目性合作开始升级到规范性合作，并具有了战略性。项目合作建立了中欧在全球、地区和国家三个层面间开展环境政策对话的联接。通过环境项目实践，中欧在人力资源、机构组织和工作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和借鉴，带动了中国与欧盟多层次的接触；也为欧洲产业界进入中国市场开拓了道路。在治理污染、保护生态等项目进行合作的基础之上，中欧之间的规范性合作渐趋加强，并对全球具有战略性影响。例如，在《巴黎协定》的谈判和实施、国际绿色金融、 “一带一路” 绿色化等领域，中欧的规范性合作都承担了引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功能。

近年来，中欧关系总体呈现既合作又竞争、竞争性趋强的局面。欧盟将中国视为 “谈判伙伴” ，绿色合作恰是中欧可以多多沟通、以谈促合的领域。展望未来，构建中欧绿色合作伙伴关系，其一，从机制层面来看，中欧应充实 “绿色合作伙伴” 机制的内涵，使其成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下的一个跨领域、去政治化的伙伴支柱。可以对现有的环境政策部长级对话、气候变化部长级对话、科技创新合作对话、能源对话、循环经济高级别对话、自然资源保护合作、绿色产业合作以及创新金融合作进行系统性整合与再升级，并与中欧经贸高层对话和人文交流机制相互协调，使之成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绿色 “名片” 。以 “绿色合作伙伴关系” 统领中欧在碳中和时代复杂的全球环境、经济治理互动，将之打造成 “牢牢把稳中欧关系前进航向” 的 “稳定器” 。

其二，从行动层面来看，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的主办国，中国应利用对生物多样性大会的贡献，增强欧方对中国坚持多边主义、建设基于规则的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理解与信任，树立中欧共同应对人类面临挑战的合作范例。中欧可共同发出生物多样性行动倡议或承诺，推动构建更具执行力和约束力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机制，包括更明确的目标和履约机制、更多的生物保育资金，如可以借鉴中国的量化 “生态保护红线” 制度及国际认可的 “可测量” “可报告” “可核实” 的行动透明度规则，设立东道国生物多样性专项基金，与重债国开展 “债转生态保护” 金融合作等。生态系统保护、生物多样性与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具有联动效应，中欧可以借助《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下文简称COP26）及《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间的互促效应，引领、推动全球落实《巴黎协定》的努力。在COP26谈判中，欧美英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关心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强化，发展中国家则关注气候融资的落实。中欧如果能将发达国家加大提供气候资金支持力度与缔约方提高国家自主贡献相结合，协调各方立场并落实全球合作，那么将成为格拉斯哥气候大会的重要成果。

其三，针对经贸领域的绿色化，中欧可以双边绿色合作引领国际经济治理，加强可持续性和韧性的改革，共同推动可持续金融国际标准、绿色商品和服务贸易自由化、贸易援助绿色化、减少化石燃料补贴，以及放弃煤炭投资等全球性议题。具体来说，中欧可联合推出第三方 “煤电升级改造投资指引” ，设立环境、气候、资源、增长和就业等综合指标，评估煤电项目上马的可行性，帮助煤炭依赖型国家解决能源转型过渡与经济社会实现平衡发展的难题。中欧可在经贸高层对话中，设立 “绿色合作经贸小组” ，跟踪双方在绿色经济、贸易和科技领域的规制动向，磋商并协调双方在贸易、投资、金融和产业链等方面的立法和措施，降低贸易争端出现的几率，并向全球推广中欧商定的议程和规则。此外，中国的绿色商品出口额虽然高，但与德国等欧盟国家相比，国际竞争力较弱。①曲如晓、李婧、杨修： “绿色合作伙伴建设下中欧绿色贸易的机遇与挑战” ，《国际贸易》，2021年第5期，第37页。中国需与欧洲加强绿色高新科技联合研发、实验与市场转化的行动，通过官方、学界和企业三个维度的合作，促进中欧绿色科技创新的共同提高。

其四， “双碳” 目标之下，学界应加强对中欧绿色合作伙伴关系理论的研究，从政治、经济和非传统安全等多视角，关注并分析影响伙伴关系的变量、关系结构的演变、全球治理和大国关系间的互动与相互影响。关注中国与欧盟、与欧洲次区域、与欧洲重点国家间，不同层次的绿色合作关系与实践。实务界应采用积极的沟通和建设性的协商来管控分歧，将纷争控制在绿色生态、经济、技术和人文交往之内，避免不必要的议题关联及向意识形态领域泛化。如此，中欧绿色合作伙伴将成为中欧战略伙伴关系新的 “压舱石” ，双方推进全球治理的纽带，中欧引领全球绿色复苏、应对全球挑战的切入点和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