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倩，岳婧霞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从严格管制到有限放开再到扩大开放，投资趋势也历经初步探索、高速增长、结构调整和稳步发展的动态演进过程。202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1329.4亿美元，同比增长3.3%。“一带一路”倡议统筹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曾倩等，2018），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加快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扩张的步伐（申韬和蒙飘飘，2020）。

近年来，学者们关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投资动机（裴秋蕊和卢进勇，2019）、模式与区位选择（赵云辉等，2020）、影响因素（Peter J.Buckley et al.，2007）、宏观风险（王健朴，2010）、创新与就业效应（李磊等，2016）等问题。投资便利化通常被认为是通过简化和协调各成员国在跨境投资活动阶段涉及的各种程序，为企业创造透明和可预见的投资环境（王海燕，2012），国内外学者对其水平的测算主要沿用贸易便利化的度量方法，采用世界银行的企业营商环境指标或其他宏观、微观指标构建评价体系（彭羽和陈争辉，2014）。已有研究通常把市场准入限制、审批程序繁复度、信贷融资难易度、投资保护和争端解决效率等指数纳入评价指标体系。这种衡量方法逐渐被国内学者引入“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崔日明和黄英婉，2016；张茉楠，2016），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投资效率与潜力研究（秦琳贵和储怡士，2019），但系统性研究成果并不多。

鉴于此，本研究首先构建了投资便利化指标体系，从综合水平、分项指数、时序趋势和洲际差异这四个维度刻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便利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