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业革命下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政策发展战略研究

2021-12-08蒋萌

职教通讯 2021年10期

摘要：新工业革命正以空前幅度深刻影响着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进程。职业教育面临改革发展的机遇与挑战，职教政策迫切需要与时俱进、适应变革。在新工业革命背景下，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政策必须确立人本与科技协调、类型与创新发展的新理念，实施价值立教、目标强教、体制兴教、科技支教的新战略，拓展政策空间，再造政策范式，创新发展动能，走开放包容、协同创新的发展之路。

关键词：新工业革命;职业教育政策;发展战略;改革创新

作者简介：蒋萌，男，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党委（校长）办公室副主任、政策法规处副处长，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职业教育管理。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747（2021）10-0042-08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提出：“当今世界最重大、最有前景、也最具颠覆性的趋势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各类技术的不断融合释放出巨大的变革性力量，正在模糊数字、物理和生物世界之间的界限。”[1]这次工业革命也被誉为“新工业革命”。在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科技正飞速迭代发展、外溢交融，职业教育亦面临着深刻变革。基于此，《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职业教育要“对接科技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完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向“类型教育转变”的改革战略和发展方向。其中，素有政治禀赋与治理工具属性的职教政策再次被推到历史转型和时代变革的前沿。本文基于环境变革与自身发展的战略需求，从问题源流出发，以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职教政策理念选择、内涵构建和对策选择为三维逻辑分析框架，着眼于完善体系与促进发展，最优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政策体系（以下简称“新职教政策”），持续释放政策新红利，以期为职业教育改革与创新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2]。

一、新工业革命下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政策发展战略的理念选择

新世纪，职业教育进入了政策变革的新时代。所谓“新职教政策”，从历史进程看，是现行职教政策体系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发展与自我完善;从战略地位看，是现行政策主体基于新工业革命特点和自身发展需要所制定的职教中长期改革发展战略框架和实施路线;从体系构建看，纵然实践层面离不开政策环境、主体、工具与路径等要素协调互动，但理论层面特别是理念选择与创新，则是“新职教政策”发展的价值根基和逻辑起点。

（一）坚持以人为本的政策价值观

在战略语境下，人本对于政策发展极为重要，它关系着“为了谁”和“依靠谁”的根本问题。当下，传统工业正面临转型升级，新兴工业互联网应运而生，催生了生产方式变化，使人本意义得以重新定义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如果将人本理念进一步延伸，落到职教肩上，付诸政策面上，就是要树立人本发展的价值观。一是确立以人为本的政策发展观。“因为政策永远是证据、价值观和专业知识的整合”[3]。而人的改变是新工业革命的根本，提高到职教政策的战略地位，即意在把人的需求与发展摆在根本位置，并满足社会转型对人力资源的新期待。当前的问题是要转变传统“重普轻职”与“重物轻人”的观念，并在一个多义框架中实现政策功能和价值信仰的辩证统一，建设新时代的新职教。二是坚持“立德树人”的政策定位观。这是党和国家教育方针的核心理念和根本原则，而且在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教育中又各有其特殊性。因此，《方案》提出“完善国家职业教育制度体系”，“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的育人机制”的改革方向和原则。由此出发，“新职教政策”既要坚持“德育为先”，协调好德育与技术、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又要坚持“扎根时代生活”[4]，处理好历时与共时、传承与发展、经验与创新的关系，不断赋予职教德育以时代特征，更好地培养数以千万计的具有大国工匠精神的新一代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二）树立科技支撑的政策平台观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把科技提高到“新职教政策”的战略地位，赋予科技支撑职教政策平台的重要意义，是由新工业革命时代特征所决定的。一是树立政策技术发展观。当今科技日新月异，“新职教政策”正进入技术革命的新时代，科技成为引领职教发展战略之窗，其所带来的“不是物理变化，而应当是化学变化”[5]。因此，我們迫切需要解决的是职教政策与科技如何结合和怎样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而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转变传统外溢嵌入式增长理念与发展模式，重构“政策+科技”包容协同发展的新理念，这成为“新职教政策”的发展趋势和战略选择。二是确立政策发展平台观。平台是“新职教政策”与科技跨界融通的产物，是建立开放、集约、互动、信息化、网络化现代政策体系和运行机制的重要支柱。打造平台，选择与运用先进的政策技术工具是关键，如合理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和“互联网+教育”等[6]。完善的政策平台能够通过资源整合、制度创新、功能互补及成果共享，使科技转换为政策发展的重要力量，有效地促进政策决策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发展。

（三）践行类型教育的政策发展观

类型（type）是一个源远流长的话题，形成类型学也有百余年的历史。进入新世纪，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加快发展，但职教改革正步入“深水区”，体系构建已到了关键时期。《方案》提出“职教类型”之命题，不仅为职教改革奠定了学理方位，而且为“新职教政策”发展洞开了类型之窗，成为发展战略的新拐点和新起点。一是确立政策类型定位观。职教不同于其他教育，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决定了“新职教政策”发展的走势。目前，职业教育向类型化塑造转变，意味着要立足于我国职教发展的实际，并借鉴《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2011）》的有益做法，建立分类教育体系和分型教育模式，确立职教类型化发展的新思维和新方案，以体现“新职教政策”发展的战略新方位。二是树立政策类型发展观。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职教萌芽虽然早于普教，但却滞后于普教建制，又长期依赖于普教经验和国外职教路径。究其原因，其中确有复杂的历史因缘，但与对职教类型的不明确有着直接的关系。当下，中国职教改革发展进入了类型化发展的新阶段。这是对传统同质化教育发展观的终结，迫切需要转换观念和思路，重塑类型化的叙事方式，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现代新职教发展的新路子。但这并非是要完全另起炉灶，“新职教政策”理应在已有政策基础上更加突出职教类型的本质与特征，使学科定位、体系框架和实践路径回归职教本位，再造职教新形象，推动职教高质量发展。

二、新工业革命下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政策发展战略的内涵建构

政策内涵发展是政策生命周期成长的基础。目前，“新职教政策”正面临新工业革命空间跨界、要素重组、方式转变和体系再造的历史变革，实施价值立教、目标强教、体制兴教及科技支教的新战略，这是凸显时代特征与促进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政策价值立教战略与工具选配

1.明确政策价值立教的基本原则。这是由国情社情民情、职教本质和政策特性所决定的，体现在“新职教政策”价值上就是要坚持社会服务方向和自身持续发展目标，这是“新职教政策”价值立教的战略支柱。一是坚持改革发展服务方向。宏观上要服从服务于国家社会经济改革发展战略目标与总体部署;中观上要与区域经济产业发展相适应，与普教、成教和终身教育协调发展;微观上要坚持职教类型发展观，立德树人，走特色化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之路。二是落实惠民利民富民宗旨。教育为民生，民生系教育，这是职教不变之常态和政策持守之根本。展望新时代，民生福祉增长发展，“新职教政策”面临着新的需求与任务。具体而言，根本是为民生福祉提供制度保障;核心是建立大职教体系，为终生教育服务;关键是发展优质职教。职业教育只有解决好自身发展的根本问题，才能不断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学科站位和教育品味，促进劳动力素质全面提升，为更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政策和条件保障。

2.优化政策工具选配的合理布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政策工具合理性选择将对于政策价值理性转化为生动的现实政策图景具有战略意义。一是合理选择政策工具。所谓合理，是指从历史环境与现实条件出发，选择得心应手的政策工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事业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就是积极政策工具选择运用的结果。但相关研究显示，这一期间供给型、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比例较高，而对旨在调动社会力量参与职教建设与发展的需求型政策工具运用偏少，因此，合理选择职教政策工具，既是当前体制改革的重点，也是今后政策调整的方向。职教政策工具的选取必须从时代特征和环境需求出发，合理优化政策工具的配置，不断完善提升政策工具的功能。二是提升政策工具效能。这是政策工具理性与实践的落脚点。“新职教政策”不仅需要站在时代前沿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指点江山”，而且也要从新工业革命与职教政策交融发展的特点出发，精准工具的选配，把好实施的布局，建立良好的循环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提质增效的既定目标。当下，各级部门尤应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为职教改革发展提供文本与数字并举、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快捷高效的技术支持。

（二）政策目标强教战略与路径选择

1.确立政策目标强教的基本方略。“建设教育强国”，加快职教发展，是新时代我国职教改革与发展的战略目标。贯彻到“新职教政策”之中，就是要将宏观战略目标加以可视化和制度化，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国家大政方针和教育发展目标的落地生根。一是目标可视化。这是“新职教政策”目标强教的重要方略。2014年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确立了“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发展目标和改革方向。可视化就是要以此为总纲，从职教类型出发，凝练出政策决策的具体目标，陈述好施政的行动路线，形成一套科学、系统且可操作的政策方案。2019年，教育部、财政部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就是为此量身定制的重大政策举措，对“进一步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7]具有重要的引领与推动作用。二是目标制度化。这是政策目标强教战略的关键。所谓“目标制度化”，就内涵而言，是将政策目标任务内化为行动的准则和方式，为政策展开的提供保证;就形式而言，是从政策形态向制度方式转化，以形成一种长期、稳定与规范的法制化制度保障。因此，“新职教政策”既要在政策目标层面上确立面向发展、着眼现实、注重实效的指导性意见，又要从实施效能上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推进制度和规范机制，从而为实现预期的改革发展战略目标提供制度保障。

2.创建政策目标强教的路径选择。政策目标路径的选择是“新职教政策”战略内涵构建的重要环节。一是加强政策目标要素的创新性。从宏观看，我国职教政策始终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处在不断的调整发展之中。目前，全球正面临新工业革命的时代背景，新情况、新因素不断呈现，已有格局被打破，新的秩序正在重建。基于此，创新成为“新职教政策”发展的不竭动力，是“新职教政策”达成既定目标、实现强教之梦的基石和动力。从微观层面来看，职业院校也要因势力而动，强教必先自强，基础是关键，创新是核心，包括硬件创新（投入、资源、师资、环境）与软件创新（理念、制度、管理、文化）两个方面。二是增强政策目标功能的协同性。“新職教政策”要构建起一个多功能聚合的成长共同体，包括政策目标导向、条件支撑、治理调控和动力输出等功能单元，并衍生出就业、创业、脱贫、防控风险等后功能要素。职教政策单以自转显然难以奏效，必须纵横联动、统筹协调、形成合力，方能举重若轻，最大化地释放政策目标功能效能，并转化为现实发展图景。三是打造政策目标方式的集约性。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我国职教借鉴联盟合作框架的思路、模式和方法，组建了多种内容形式的跨界合作联盟。时下，新工业革命为“新职教政策”进一步做大图强、垒高职教合作平台提供了空间张力，如通过组建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珠三角九市）等职教高质量协同发展战略新联盟，卓有成效地促进政策目标主（政、校、企）客（区域办学资源条件）体的共生性、联动性、互补性和共享性，从而为打造职教特色化发展标杆和品牌优势奠定基础。

（三）政策体制兴教战略与依法治教

1.确立政策体制兴教的关键支点。之所以把政策体制提高到兴教战略地位，意在强调“新职教政策”制度改革的重要性。目前，职教政策制度日趋成熟，但整体上还不够完善，以校企合作为例，突出表现为“企业参与办学的动力不足”。因此，“新职教政策”理应从问题出发、理顺关系、健全体制，这是深化职教体制改革的关键。一是理顺关系。经过多年调整，职教政策主体关系虽然在不断改善，但其发展还不平衡，究其原因，既有参与主体价值预期的原因，也与多主体合作办学的复杂程度有关。新工业革命实现了行业的跨界重组，为“新职教政策”理顺政策主体深层关系并建立职教参与共同体提供了契机。而理顺关系的关键是提高参与主体的社会责任感，增强彼此的包容发展意识，同时优化政策工具，放大激励机制，为形成多主体积极参与职教办学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二是健全体制。迄今我国多主体参与职教地政策体制已基本形成，改革重点是“完善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管理体制”[8]。从多维视角来看，宏观上要加强政策顶层设计与分类指导，进一步健全国家职业教育制度体系，“完成由政府举办为主向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转变”[8]中观上要推进区域职教均衡持续发展战略，形成因地制宜、错位竞争、特色发展的政策体制;微观上要深化职业院校改革，建立教育教学标准，启动1+X证书试点工作，推进职教国家“学分银行”建设，深化校企合作，建立健全质量评价和督导评估制度，形成完善的办学体制。

2.完善政策体制兴教的法治保障。政策与法治虽属于不同范畴，但彼此之间相互合作，仍可共生协调发展。因此，加强两者结合既是建設法治职教的应有之义，也是“新职教政策”体制兴教的必由之路。一是确立全面依法治教观。从历史维度看，1996年颁布《职业教育法》是中国职业教育从政策治理走向依法治教的里程碑，目前职业教育正处在向全面依法治教转变的重要阶段。所谓全面，就是加强政策与法治的辩证统一，树立两个离不开的法治观念，即现代职教发展既离不开法治的根本保障，也离不开政策的指导推动。这是形成“新职教政策”全面依法治教的思想基础。二是推进政策法治化进程。“以政策促法治，以法治带政策”是“新职教政策”体制兴教的重要原则和方法，两者之间是双向互动、包容发展、彼此作用、相辅相成的关系。具体而言，推进职教政策的法治化，前提是有法可依;根本是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和依法办学;实质是“坚持依法办事与依政策办事的统一”[9];关键是将依法治教的理念与原则贯穿于政策制定、执行、管控、评估全过程，形成合作共治与协调发展法治体制。这是“新职教政策”内涵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四）政策技术支教战略与文化建设

1.创造政策技术支教的必要条件。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工业革命必然为“新职教政策”发展提供了必要支持。一是提升政策技术地位。以经验为参照是传统政策决策与发展的基本技术路线，但在今天新工业革命“大智移云”强大新兴技术面前已是势单力薄、力不从心，因此变革势在必行。但职业教育利用技术的现状依然不容乐观，突出表现在对技术作用关注不够且应用乏力，存在理性迟钝和发展滞后的现象。“新职教政策”迫切需要打开政策技术之窗，将技术摆到政策发展的应有位置。新工业革命背景下，职业教育只有通过观念变革，改变落后状态，依靠科技，促进转型，加快发展，才能有效推进政策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二是发挥政策技术作用。新工业革命“带来足以改变其业态、形态的新技术、新工具”[10]。但新工业革命的科技力量融入“新职教政策”发展，形成内生动力，绝非自然天成，依然存在众多着技术层面的问题，取决于政策主体和组织对现代信息通讯和人工智能技术熟悉程度和有效应用能力的提高，只有政策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不断调整创新，不断加大技术投入，深化协同发展，充分利用多种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方法和手段，才能提升政策制定的科学水平和执行效能，促进新格局下职业教育更好更快的发展。

2.形成政策文化支教的协调机制。科技与人文是“新职教政策”均衡发展的重要两翼，虽然两者皆不可偏废，但在物质与功利面前更应突出人文价值理性，否则就可能出现价值与工具失衡的现象。一是坚持人文价值理性。其实质是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指导思想和人文价值导向。但由于受现代工业革命与传统职教的双重影响，职业教育中“重技轻文”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历史上就曾出现过“制器”与“育人”之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文价值则更容易被忽视，因此，理性对待市场与科技“双刃性”，自觉规避科技“工具理性”所导致“失去灵魂的卓越”[11]，这是“新职教政策”不可忽视的问题。二是推进科技人文协调发展。正确处理科技与人文两大关系。确立融通协同发展新理念，既保证人文价值的政策导向性，又发挥科技生产力对政策的支持作用，使二者既各得其所、各司其职，又和谐包容、协调发展，形成良好的政策生态共同体。这是“新职教政策”面向未来的一项战略任务。

三、新工业革命下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政策发展战略的实践探索

新工业革命方兴未艾，它正以空前幅度深刻影响着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进程。“新职教政策”如何顺应变革、促进发展，关键在于开拓视野、创新思维与转变方法。这是引领职教改革跨越“深水区”，决胜“体系构建”关键期的重要探索。

（一）以反思前瞻视野拓展政策空间

1.开展政策空间发展的历史反思。所谓政策空间，是指决策主体在法律框架下经营职教的政策范围与活动过程，包括政策环境和决策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和影响作用，属于宏观战略构架的范畴。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因此，对政策空间进行历史分析是落实“新职教政策”的前提。一是政策空间的理论疏理。从时间维度看，当代中国职教政策主要历经了建国初改造重建的萌芽期、改革开放复苏中兴的恢复期和新世纪创新发展的鼎盛期三个发展阶段。目前，就政策空间的研究情况看，相关文献还不多且系统性也不够，应用研究也基本处在开发的初级阶段。二是政策空间的实践反思。历史表明，职教政策是促进当代中国职教发展的根本动力。可以说，没有政策主导和推进，就没有今天职教的繁荣发展，也不会有更美好的未来前程。然而迄今为止，职教政策空间发展依然不充分、不平衡，虽然顶层设计规划强势推进，但中层特别是基层的包括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与职业院校自主办学等政策空间开发不足，急需激发现有政策的内在活力，以有效破解“层级”“合作”与“自主”三大难题。因此，“新职教政策”不仅要加强前瞻性与创新性的理论思考，而且还要出台应对性与建设性的措施和办法。

2.探寻政策空间发展的内涵聚焦。目前，“新职教政策”正处在空间发展的关键阶段，因此探寻政策空间发展内涵的意义十分重大。一是政策空间面临格局转变。当前，职教政策空间正历经由要素循环向结构再造的转型升级。这两个阶段具有根本的区别，即前者主要定位在体系内循环方式上，与外环境变化和需求存在空间距离;后者则更关注环境条件的变化影响，立足适应性改革，倒逼政策空间结构性转变。二是政策空间正在规模发展。以招生制度改革为例，1991年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就扩大招生规模方面，提出了制定相应政策、办出特色、提高质量的指令;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了高职百万扩招计划。为此，《方案》提出七个方面20项政策措施，以助推职教招生的改革与发展。当下，“新职教政策”面临着办学规模与教育对象“双扩”的新任务和新挑战，应从空间发展战略角度出发处理好将数量与质量、规模与效益的关系，以确保人才培养计划的顺利落实。三是政策空间尝试模式改革。在传统职教体制下，政策空间呈线性结构方式，主要是依赖政策指令性工具统一规划并左右着职教的发展。在新工业革命跨界融合推动下，淡化行业边界，突破专业壁垒，重塑依存关系，这些都将成为“新职教政策”空间模式改革与发展的突破口。基于此，当前落实“新职教政策”的关键之举是要突破瓶颈、扩大开放，营造“职业教育协同育人的结构形式和办学格局”[12]。

（二）以改革创新思维创新政策范式

1.明晰政策发展的新范式与新特点。探寻“范式”一词的理论源头，最初是由美国科学史家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所提出的。他認为，范式是指一种广义的模型、框架、思维方法和理论体系。在新工业革命背景下，将范式引入到“新职教政策”发展战略意味着，职业教育必须“依靠改革推进转型，依靠创新推动发展”。一是重构政策新范式。它包含政策理念、主体、目标、主题和工具五大支点。具体而言，在理念上要以新发展观为指导，增强开放包容意识，推进跨界协同创新发展;在主体上要着力构建一主多元政策网络，“各主体之间的协同和沟通有待加强”[13];在目标上要坚持“中国特色，世界水平”发展定位和“立德树人”根本，推进教育现代化进程，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办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在思路上要扎根本土和时代生活，突出特色质量发展主线，深化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及工学结合，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新职教体系;在工具上要改革工具偏好，强化综合治理，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二是营造政策新优势。集约性是新工业革命外溢渗透与职教政策适应性改革结合的产物，具有优势互补的功能特征。其突出体现在随着“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和“工业互联网”持续发展，迫切需要政策引领推动职教转型发展。集约性是“新职教政策”通向创新和再造优势之桥梁纽带，职教政策必须从环境变化出发，顺应跨界融合发展趋势，主动调适自身，推进适应性改革，加强政策主体之间的共识与协作，创新优化政策工具结构，重构政策发展新空间，再造政策发展新优势，为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2.厘清政策改革的新思路与新举措。“新职教政策”发展没有现成的经验模式可言，唯有立足创新、理清思路、形成举措，才是应对变革的根本出路。一是探索政策改革的新思路。在政策决策上要转变形而之下就事论事的习俗，重塑以问题为导向、创新为驱动的新思维;在政策实施中要克服重文本轻过程的弊端，坚持实践价值理性，注重政策决策的全程性和实践性;在政策机制上要着眼于新工业革命与职教政策的互动性，上下衔接，内外结合，左右配套，统筹协调，建立起网络型政策运行机制;在政策效能上要突出对办学质量的监控，加强对政策效能的评估。二是形成政策改革的新举措。在改革方向上要坚持类型方位，推进特色化发展，走错位竞争发展之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在发展目标上要坚持“立德树人”，保证人才培养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在制度建设上要加快对现有政策的修订完善，增强适应性，提升系统性，提高有效性;在决策能力上要加快职教智库建设，健全决策制度，增强预判、规划、创新和治理能力;在风险防控上要加强政策决策、工具和环境协调统一，促进职业教育稳健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三）以统筹协调方法提升政策动能

1.把握政策动能的变奏与趋势。在多源流理论视域下，“新职教政策”会受到新工业革命的影响与制约，职教政策的制定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要以统筹协调方法来提升政策动能。一是面临动能变奏。职教政策动能变迁是历史周期性与时代发展性的统一。通过疏理建国以来我国职教政策动能变迁脉络发现，虽然其间涉及了广阔的社会历史生活背景与复杂的政策变迁过程，但其发展演变始终贯穿一条基本主线，即从政府推动到市场驱动再到人本取向。这也表明我国职业教育政策虽然历经多次转换，但却走出了一条从单一功能向多功能转变的发展之路。当下，引发“新职教政策”动能变奏的是新工业革命带来的科技力量，科技促进了政策动力生命周期的循环变奏与创新发展，使“新职教政策”动能步入了一个多功能介入且包容发展的新阶段。二是顺应动能趋势。在新工业革命背景下，“新职教政策”已然进入“大智移云”的数字化时代，新科技为职教政策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政策动能在机制选择上更加注重人本与科技的协调发展。因为新工业革命说到底，人是推动社会转型的根本力量，科技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只有两者深度包容、优势互补，才能为“新职教政策”发展提供持续不断的发展动力。

2.创新政策动能的观念与路径。理念变革是政策动能创新的先导，是“新职教政策”发展的动力源泉。一是转换政策动能观念。传统政策动力观是以“推动论”为基础，主要依赖中央和地方的政策工具及权威影响力来推动职教的发展，这有其历史的阶段性和现实的客观性，但从动能发展角度看还不健全。“新职教政策”必须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14]，借鉴欧美教育政策的成功经验和先进模式，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政策新范式，这不仅有助于打破传统政策动力的路径依赖，也有利于构建起“上下衔接、双向联动、整合驱动”的动能新体系。二是创新政策动能路径。在新工业革命背景下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和5G通讯技术平台被广泛应用，新科技深度地介入职教理论与实践，作为桥梁纽带的职教政策也被带入其中，从而走上实践、理论与政策三者交互共生的协调发展之路[15]。由此出发，“新职教政策”应立足新格局，增强适应性，以动能为抓手，在横向上加强职教政策体系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通、互动、互补与协作，不断增强政策的凝聚力和推动力;在纵向上加强职教政策动能的系统性建设，厚基础，补短板，优特色，强优势，同时不断加强对动能循环的动态管理和全程监控，形成一体化政策动能新格局，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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