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涛 高晨

[摘 要]作为对历史唯物主义原创性贡献的“中国方案”之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中国共产党对人类前途命运的哲学关切，具有强大的思想和理论穿透力，其逐渐推进预示着世界历史将进入新阶段。从人类文明发展高度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共产党独特的世界前途观与人类发展观，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世界之问”“时代之问”的创造性解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上是寻求一种不同于“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发展之路，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四大难题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深入世界历史的本质性维度，全面理解和精准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义，科学阐明“中国道路”的文明底蕴，更好地揭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治理新方案的世界历史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唯物主义;中国方案;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21）06-0031-0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大事件，它为扬弃和超越“资本文明”进而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光明前景。21世纪，我们要用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光照亮世界前行之路，首先要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进入关键期，同时，人类面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日趋严峻，世界新旧动能转换加速，世界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强，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世界怎么了？世界向何处去？给“世界之问”提供“中国方案”和贡献“中国智慧”是当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正是在对时代主题和世界发展大势精准研判的基础上，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破解“大变局”和“四大赤字”提供了“中国方案”，这一方案业已成为引领时代发展趋势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并且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自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来，学界对其进行了学理研究，已取得不少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唯物主义意蕴的学理研究尤其需要受到重视，因为这既是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研究的重要方面，也是推进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的新契机，还是阐明“中国道路”世界历史意义的需要。加快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厘清其历史唯物主义意蕴，进而明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义。构建人類命运共同体是贯穿“和平的中国方案”“发展的中国方案”“治理的中国方案”“信任的中国方案”的轴心原则。这一“方案”在“两个大局”境遇下充分彰显其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因而具有历史唯物主义意蕴。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

如何从哲学高度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进而精准阐明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对这一问题的解答，需要对历史方位进行准确定位，进而准确把握历史发展趋势和时代脉动。从现实角度看，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境遇下的全人类，正面临诸多共同困难和共同挑战，迫切需要新思维、新理念来解疑破题，打破困局、走出迷局、开创新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可谓正当其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境遇下人类共同发展需要的理论反思，也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人类命运的哲学思考，彰显了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

首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创性体现在对“世界之问”和“时代之问”作出思想回应。21世纪，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叠加，人类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更需要思想理论力量。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时代的声音，具有强大的理论力量和思想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当前，我们要从世界观、人类观、治理观、发展观、文明观的高度来理解和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出发论证一些基础性问题。我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解释世界”的一种有效分析框架，更主要的是一种“改变世界”的有效实践活动。作为一种“解释世界”的有效分析框架，合理运用这一分析框架有助于洞察历史进程和发展大势，有助于阐明历史方位及其现实任务。作为一种“改变世界”的有原则性的实践活动，它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1]（P506）。概括地讲，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变革，归根结底就在于把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底，即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正如海德格尔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2]（P383）实际上，马克思正是凭借辩证法才“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维度之中。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的程度不断加深，不可否认的是今天全人类已进入命运与共的时代，这也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当代性表达和展现。新时代新问题需要新思想新理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思想理论和思维方式来为时代发展提供范导。正如有学者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对依附格局、主从结构、丛林秩序和零和规则的反思，它向全球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和文明理念，为建设美好世界提供了新的机遇”[3]。

其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创性体现在对人类命运的哲学关切。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必然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时代课题。21世纪，国际上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锋交融日益明显，世界各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类命运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摆脱世界历史的影响而独善其身，世界各国的前途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这就需要有一种新哲学观和新世界观，来深刻地解释世界和有原则地改变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正展现出一种全新的哲学观和世界观。这种新哲学观要求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出发，科学全面地看待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这种新世界观要求从全人类的角度出发，客观开放地面对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难题。“当前，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出现了严重危机，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答案是我们应当提供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当然，我们的‘世界秩序观不是以新霸权取代旧霸权，不是‘对抗霸权（‘counter—hegemonic），而是‘反对霸权（‘anti—hegemonic），超越对抗性、霸权性的秩序思维，主张一种和谐型的新秩序。

总体说来，我们为构建新型世界秩序所提供的中国方案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类社会为哲学立场，以‘真正的共同体和‘人类解放为价值原则，并以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利益共同体为现实基础”[4]。

这就使在全球化和世界历史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了现实可能性和理论迫切性。从哲学高度看，“在21世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历史唯物主义公共性维度的时代表达，也是当代中国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5]。对人类命运的哲学关切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这一优良传统被当代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弘扬，集中体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與实践。

再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创性体现在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的责任担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从“大历史观”的高度，从历史和现实结合、理论和实践结合、中国和世界结合、当下与未来结合的高度对人类“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一重大现实问题的责任担当，因此，这一理念极具世界眼光、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马克思提出了代替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因此作为向‘自由人的联合体过渡阶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以‘共同价值批判资本主义价值观，打破了‘普世价值的思想局限与阶级性，从个体与他人的需求中寻求具有共性的需求，进而在社会交往中产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利己又利他的共同利益，在共同需求与共同利益中达成价值共识，这种价值取向更符合人类道德、社会发展与文明演进的深度需求，也为实现更高层次的‘共同体创造了价值条件”[6]。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首次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理念写入党代会报告，这是一个重要的共同体意识和价值理念的宣示，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类命运的中国思考。党的十九大报告则通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容、现实意义及价值指向的阐述，更加全面且系统地推动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的成熟和发展，这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安全共同体、生态共同体，更是文明共同体，从根本上揭示了“人的类存在”的本质特征。因此，共商、共治、共建、共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路径。

最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创性体现在对文明本质的哲学阐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文化多样性和交流互鉴的时代趋势，倡导“和而不同”，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中国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但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可见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当前我们应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实际上，共同体——不管其形式如何——始终是世界历史语境下交往的产物，尤其是普遍交往的产物。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要顺应世界发展大势，更要善于引领世界发展潮流。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是中国发展的基本走向。中国不仅把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理念，而且落实到实际行动中，“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明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必然是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当今的社会还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等其他社会形态共存的社会。这种共存还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但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共产主义最终将会在全世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完美的形态也最终会实现。哲学的发展必将是与这种共同体的完美的形态相适应的趋势。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将是保证整个社会共同体和每一个人都能获得自由的发展”[7]。国际社会应当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共同应对风险挑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中国应树立和平发展文明观，走出一条既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的和平崛起与文明发展新路。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独特的世界前途观与人类发展观

中国共产党如何看待世界和人类，这是一个攸关世界走向和人类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观和人类观从人类文明和人类命运角度讲主要就是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要从世界观和人类观的高度来理解和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努力把人类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和发展，不仅是世界经济变迁和国际格局演变的产物，更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世界观与人类观上的理念反映。就此而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和人类文明发展趋向的理论认识和思想表达，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的独特世界观与人类观。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战略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主要有两个方面，国际背景可称为时代要求，国内背景可称为现实需求。在国际背景上，一方面，当前世界正处于急速发展和剧烈变革的重要历史时期，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合作与共赢仍是时代的主流;另一方面，当前世界正处于发展“阵痛”与矛盾加剧的关键历史时期，挑战与机遇相伴相生，风险与困难明显增加。在国内背景上，一方面，当今的中国正处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加速发展、健康发展、和平发展的关键历史时期;另一方面，当今的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特殊历史时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要求和现实需求下，习近平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战略理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世界观，这一世界观具有深厚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这意味着发展起来的中国在国际战略上更加强调积极作为，参与全球治理，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从客观现实出发积极回应时代重大现实问题。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自在的存在物，而是世界历史进程中全球化的实践成果，表征着人类的发展方向。在原始的共同体形式中，人往往具有双重特性：一是作为主观的劳动者而存在;二是作为客观的劳动条件而存在。在这里，人需要以这种原始的共同体为媒介，将主观的自己与客观的自己统一起来。所以，在原始共同体中，作为劳动者的人与进行劳动的客观条件是统一的，这种统一随着原始共同体的解体而走向分离，原始共同体解体的必然结果是“人的孤立化”程度的不断加剧。人逐渐从一种类存在物变为孤立的个人，这是历史过程的结果，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显著特征。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交往的扩大，世界历史和世界市场打破血缘和地域的局限，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更是推动人类交往发生革命性的发展，现代科技使人类能够突破时空界限实现最为广泛的交往，同时，这种在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程度的共通与互容为全人类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和困难。无论是文化多样性大潮下仍然突出和尖锐的种族歧视问题，还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仍未解决甚至愈演愈烈的全球贫富差距问题;无论是和平与发展主题下中西方文明与制度优势的比较，还是全球化疫情时期所体现的治理危机与文明危机，这些都在表明构建一种面向人类文明发展需要，适应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回应新的时代问题的理论已迫在眉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力回应了这一时代要求，因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根本上说是要保障和满足全人类“共同的需要”。

当前人类面对“四大赤字”，要合作还是对立，要开放还是封闭，要互利共赢还是以邻为壑，人类再次来到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人类向何处去？中国的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上是在寻求一种不同于“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发展的再生之路，是在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四大赤字”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进而重建新的世界格局。这实际蕴含了一种不同于西方文明而注重多样性、平等性、包容性、普惠性的中华新文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从理论发展路径看，自2013年首次提出，期间经过多次对理论内容的丰富阐述和深入诠释，逐步形成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的战略思想;从理论实践路径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当今时代全人类在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在理论层面的回答，同时，这一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身，足以体现其开放性和包容性;从理论传播路径看，呈现国内国外交相辉映的局面，2017年被写入联合国决议，同年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广泛性和时代性。由此可见，在历史前进逻辑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时代发展趋势中汇聚各方力量，这是中国秉持的坚定信念，也是中国承担的历史责任。这表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充分吸收借鉴现代西方文明积极成果的同时，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体系的精髓，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具有独特“中国印记”的思想理论，为“时代之问”和“世界之问”提供“中国方案”，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辟提供“中国智慧”。

21世纪是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世纪，因而更要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高度来理解和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世界力量转移加速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破解人类面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的“中国方案”，

这一“中国方案”作为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路径，打破了西方对现代化道路解释权的垄断，把世界現代化道路从“单选题”变成了“多选题”。习近平多次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重要阐释，丰富完善了这一理念的深刻内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正在不断取得进展。在国家层面，中国正与越来越多的友好伙伴构建起双边命运共同体。在地区范围，各方已就打造周边、亚太、中国—东盟、中非、中阿、中拉命运共同体达成共识。在全球领域，中方倡议构建网络空间、核安全、海洋、卫生健康等命运共同体得到积极呼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和推广，契合时代发展进步潮流，反映了各国人民普遍愿望，正在赢得越来越广泛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将继续推动各国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共同呵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秉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携手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8]。由此可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上是一种“新发展观”“新治理观”和“新文明观”。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意蕴、理论视野和价值追求。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水平，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因此，我们要深刻理解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好认识世情、国情、党情和社情，更好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不仅揭示了资本本性及其内在逻辑，而且阐释了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利用资本消灭资本，中国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对这一思想的深刻领悟与伟大实践。从哲学高度看，“中国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既有共同点，更有本质区别，我们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内讲“中国现代性”。“西方现代性”是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现代性，“中国现代性”是以人民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性。基于此，“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内核，明显区别于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西方现代性”。“‘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种种努力与成就，必将影响深远，极有可能开辟‘一种新的现代性文明形态”[9]（P346）。具体而言，“中国道路”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实践及在这一实践中所形成的社会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的设计与框架，构成了对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实践批判”;“中国理论”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的理论成果，构成了对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理论批判”;“中国制度”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和关键因素，构成了对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制度批判”;“中国文化”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与魂，构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和对西方文化的深刻反思与“文化批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对上述“中国方案”的凝练与表达，是中国共产党独特的世界前途观与人类发展观的集中体现。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之问”的创造性解答

随着中国以和平的方式逐渐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

如何在充分吸收借鉴现代西方文明积极成果的同时，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体系的精髓，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方案”，为人类新文明创生提供“中国智慧”，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更大贡献，这是重大现实问题，也是重大理论问题。

首先，从人类命运看，人类命运掌握在人类手里，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大势所趋。“人类”不是在对应动物的语境中使用的，而是在“我”与“我们”的意义上使用的。如果人真正是一种“类存在物”，那么就要现实地思考：“人类”何以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在思考的问题，是马克思一生着力回答的问题，更是当今时代全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从全球视野出发，“为了塑造一个反映我们共同目标和价值观的美好未来，共识至关重要”[10]（P5）。实现共赢要求人类能够在普遍共识下抛弃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陈旧逻辑，摒弃尔虞我诈、以邻为壑的陈旧思维，超越文明冲突、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陈旧观念，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这一普遍共识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之问”的创造性解答，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的现实路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超越了西方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共同体观念”[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