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爱丽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河北 承德 067000）

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姚仲实先生在《史学研究法》中指出：“史之为法大端有二：一曰体；一曰例。必明乎体，乃能辨类，必审乎例，乃能属辞”[1]，姚先生指出从体与例入手是史学研究的两种方法。在此，体即体裁，例即类例，二者作为两种研究方法相互配合，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事实上，体与例合称为体例，具体指的是文章的整体布局与结构形式，它在诗学理论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谓总集体例，指的是诗歌总集的整体结构与布局方式，作者在总集编纂的过程中，为了达到纲目分明之目的，将诗歌作品按照一定的方式进行谋篇布局，诗文作品所体现出的结构布局与编排方式，便是体例。既“以人存诗”，亦“以诗存人”是《畿辅诗传》的编纂体例，它形象地反映出陶樑的诗学倾向，陶樑“知人论世”诗学观的形成亦与之不无关联。

一 、《畿辅诗传》之编纂体例

《畿辅诗传》的编纂既“以人存诗”，亦“以诗存人”，也就是陶樑所谓的“虽主选诗，义在存人”[2]10。一般而言，诗歌总集的编纂模式主要有“以人存诗”“以诗存人”与既“以人存诗”又“以诗存人”三种。所谓“以人存诗”，指的是在辑选作品时把人之因素视为衡量选择作品的标准，而于作品的质量要求却不是很高，诸如朱彝尊在编纂《明诗综》时此种倾向便十分明显。他在伍方条目下所撰的《静志居诗话》中指出：“仅从 《檇李英华集》 录其一绝，虽不见好，存其人可也”[3]192；在都穆条目下所撰的《诗话》中又曰：“诗无足录，存豹一斑”[3]250—251，直言不讳地指出为了达到存人之目的而对诗作的质量放低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