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宗海

（1.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北京100089；2.南方医科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510515）

一、引 言

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性别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P.Butler)40年(1980—2020)的著作①1980年10月，巴特勒署名Judy Butler在Green Mountain Dyke News(Vol.1，No.4)发表第一篇论文Lesbian S&M:The Politics of Dis-illusion；2020年在Verso出版The Force of Nonviolence:An Ethico-Political Bind，前后相距40年。有一个鲜明特点:正面看，可说是纵横捭阖于现当代欧美思想大家体系之间，相应著述观点信手拈来；往负面说，她沉溺于陈述自己的思辨，疏于规范引用、界定与阐析相关概念术语。巴特勒这种理论阐述风格多被冠之以“艰涩”了事——尤以中国大陆学界为甚，少有反思批判者。在欧美学界，对此最有力的批判来自美国当代哲学大家、古典学家玛莎·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她主要质疑巴特勒理论路径的合理性。换言之，纳斯鲍姆认为巴特勒的学术思辨有失范之嫌。［1］对此巴特勒回应道，自己做的是“文化转化”②本文所引外语文献，如无特别注明，均为笔者所译。(cultural translation)。［2］ix这场争鸣，一方是学界泰斗，一方是后起新秀，焦点是后者理论路径的规范合理性，关系到后者学术思辨的严谨度与合法性，影响与意义至大，但国内学界相应研究仅止于对争鸣内容作轻描淡显的现象学描述，以维护后者、为其辩解为主［3-4］，鲜有深入探究巴特勒所谓“文化转化”的理论路径者。

巴特勒弃Americanization of French theories，而用cultural translation表达这种理论策略，集中体现了其理论的两个基本特征:反常规学术文体、不因循通常思辨规范。前者表面上虽是语言修辞问题，实则与当代法国理论交集颇多。事实上，此二者不但是两位学者争论的焦点，也是支撑巴特勒理论路径的两块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