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 寅

（河北工业大学 人文与法律学院，天津300222）

段、顾之争是清代乾嘉时期学术史上非常有名的一则公案，向来聚讼纷纭。由于段玉裁在当时学林的辈分较高，声望较重，因此检讨此则公案的时候学人或直接是段而非顾，或尽力做弥缝的论述，阐发两方各自具有的合理性。然而，由于段、顾二人所争论的内容是围绕《礼记》所展开的，而《礼记》是经学传承中重要的文献，所以笔者认为裁判两家争论的关键在于经学本身。有鉴于此，妄揣拙见，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既有成果的检讨

自段、顾相争以来，很多学者都纷纷表明态度。由于段玉裁在学界内的地位和声望，支持者良多。阮元的《礼记正义校勘记》以及晚期朱彬的《礼记训纂》都采用了段氏的主张。近年随着清代学术史研究的深入，围绕段、顾之争的讨论硕果累累，若每条必举则恐行文啰嗦，今择其要者陈述如下:

李庆在《顾千里对校勘学的贡献》一文中，简要概述了段、顾之争的焦点，同时对一些学者评价顾氏为“死校”的观点进行反驳，认为其“以不校校之”的校勘准则是不可易之论［1］。王欣夫在《顾千里集》的整理前言中虽然也提到了段、顾之争，却只是做了对历史事实的简单陈述，对段顾之争并没有持明显的态度。

漆永祥认为这次论争本身反映了乾嘉学术界内吴、皖两派的矛盾冲突［2］；在探讨段玉裁的“理校”时，提到其自信太甚，以至于不求版本和佐证，往往武断而误；反之，顾千里的校勘原则更加稳妥［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