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颂歌，王 雨，徐雄伟

网格化治理思想源于“无缝隙政府”[1]，旨在“改变现有官僚结构部门分割、职能重叠或缺位的状况，以无缝隙的运作方式向公众提供快捷和高质量的服务”[2]，后由“北京东城”[3]、浙江舟山率先推出典型的本土化模式——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和城乡“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4]。网格化是一种“依托统一的数字化管理平台”[5]，把“社区空间按某一要素细分为相对固定的单元网格”[6]，并将其作为“最小治理单元”[7]的新型治理模式。自2004年以来，中央1号文件已经连续18年聚焦“三农”问题，2018年起“探索以网格化管理为抓手、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实现基层服务和管理精细化精准化”[7]，使得网格化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下基层自治的标准配置。在国家号召下，2020年网格化治理文献数量激增，成为新兴学术热点。

网格化治理思想应用于城乡成人教育自治在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已有先例。国家社科基金“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成人教育网格组团学习模式研究”课题组研究江桥模式向全国的可复制、可推广性时发现，江桥模式与文献中阐释较多的城镇主导型网格化治理相似，以区域空间分隔为依据将网格划分至村居一级，虽未提出行政村内成人教育如何到户的“最后一米”问题，这与该镇村庄居住规模较小有关，但对于我国其他地区中等及以上规模村庄，尤其是未享受乡镇成人学校服务辐射的村庄，该如何通过网格化实现村庄内生学习活动的自治，还是一个待解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