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勇先 毛 畅

(海南大学 法学院，海南海口 570228)

一、问题的提出

行政和解符合现代行政法治的基本价值取向，在应对执法困难、节省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以及化解行政纠纷等方面效果十分明显(1)参见方世荣、白云峰：《行政执法和解的模式及其运用》，载《法学研究》2019年第5期。，是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的重要手段(2)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 健全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意见》(中办发〔2006〕27号)。，因而应当发挥行政和解在多元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作用，以协调行政执法需求与执法供给之间的矛盾，实现商事行政纠纷的快速化解。根据《行政强制法》《证券法》《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等规定，我国已在行政强制执行、证券行政执法、税务行政复议等领域开展了行政和解。但是由于现有规范的原则性、框架性，加之缺乏顶层设计和统一规范，行政和解制度的适用条件、程序设计等方面存在着缺陷进而影响了实施效果，如严格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限制了证券行政和解的适用(3)参见席涛：《证券行政和解制度分析》，载《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3期。。为了发挥行政和解在化解商事行政纠纷中的作用，应当对商事行政处罚和解(以下简称商事处罚和解)的适用条件、程序规范、协议履行等进行明确，并逐步推动我国商事处罚和解制度的完善。

二、商事处罚和解及其正当性分析

(一)商事处罚和解的界定

一般认为，行政和解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通过自愿、平等的协商，达成和解协议以化解行政纠纷的一种行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