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贵朋

(陕西师范大学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和合”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特质之一，可以理解为事物和谐、协调、平衡发展的状态。孟子学说中包含丰富的“和合”思想，可以概括为“天人和合”“身心和合”和“人伦和合”。“天人和合”是通过对天赋之德的体认，而达到的天人融洽之境；“身心和合”是将本心贯注于身，而达到的身心融贯之境；“人伦和合”是将内在之德扩充至社会人生，而达到的人伦和睦之境。孟子“和合”思想的特点是以德为枢纽，贯彻天人、身心和人伦各个方面。

“和合”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特质之一，张立文先生指出：和合是“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形相和无形相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变易过程中诸多形相和无形相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1]58也就是说，“和合”可以理解为事物和谐、协调、平衡发展的状态。作为中国传统学术主流的儒学，从多方面表现出了中国文化的“和合”特质。孟子是儒家的重要代表，其学说就包含了丰富的“和合”思想。本文拟从天人、身心和人伦三个方面探讨孟子的“和合”思想。

一、天人和合

在孟子的思想中，“天”具有多种含义，但“孟子‘天’论中最丰富的一层，是他对道德之天的认识”[2]63，所谓道德之天，就是将“天”视为道德的先验根据，他说：

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则其小者弗能夺也。(《孟子·告子上》以下凡引《孟子》只注篇名)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告子上》)

“心之官则思”的“思”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理性思维，而是指道德之思，是仁义礼智的省思。人对道德的省思乃“天之所与”，也就是说，“天”即道德的先验根据。因为人对道德的省思是“天之所与”，所以“仁义礼智”之德，就是人生而具有，“非由外铄”的，只是由于人不加思索，才使其为物欲所遮蔽。孟子看来，虽然人的道德源于天的赋予，但是人也可以通过各种道德修养工夫，反过来体认“天道”。孟子的修养工夫大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寻找本心，二是扩充本心。所谓寻找本心即是“求放心”，将放失的本心寻找回来，孟子说：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

孟子认为，本心人人具有，只是人们不自觉，才将本心放失，因此“学问之道”就在于“求其放心”。“求其放心”就是“先立乎其大”，对于本心有基本的自觉。但人的道德修养工夫不能止步于此，还要在此基础上扩充本心。孟子说：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孙丑上》)

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尽心上》)

扩充本心就是在“求放心”的基础上，进一步使本心显发出来，推扩到具体事务上，使本心成为现实之人应接事物、运筹划策的主宰。孟子认为，如果能够将本心“扩而充之”，用以处理各种事务，足以使天下太平。因此，在献策君王时，孟子强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公孙丑上》)，这也是就本心的扩充而言。更进一步，将本心扩充至天地万物，那么，整个实然宇宙就成为本心弥漫的道德宇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讲“万物皆备于我”。其实“万物皆备于我”的境界，也就是“天人和合”的境界。对于这一境界，孟子有更明确的表达：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上》)

知天是“上达道体”[3]4。通过“尽心知性”的道德修养工夫，了知本心本性乃“天之所与”，就是达到对天道的体认，即“知天”。事天是“存养天机”[3]4。体悟“天生德于予”之后，再通过“存心养性”的工夫，涵养心性本体，此时的工夫蕴含着天命的庄严，即是事天。“知天”、“事天”是天人交互之两轮，天将德性降衷于人，人通过道德修养，又反过来上达于天。人本来是有限的，通过心性工夫，以天赋之德涵养现实生命，人可通达无限的意义，从而体认“天道”。这里所表达的就是“天人和合”、“天人合一”的思想。

“天人和合”讲述的是天与人的关系，要达到“天人和合”之境，必须通过一定的道德修养工夫，这就涉及到身心关系问题。

二、身心和合

身心关系问题是中西哲学家都十分关注的问题，不同于西方哲学的身心二元论，中国哲学更强调身心的和谐与统一。但在和谐与统一之中，还有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那就是身与心谁为主宰的问题。因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也就规定了思想家的为学方向。我们先通过孟子与公都子的一段对话，看孟子对身与心的基本界定：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

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

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

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告子上》)

由此可知，孟子将身视为“小体”，将心视为“大体”。他认为“耳目之官”没有思的能力，容易被物欲遮蔽，从而导致“物交物”的弊病，所以“耳目之官”所代表的身只能是“小体”，而非“大体”。与之相对，心有“思”的能力，可以进行道德的省思，从而超越于见闻知觉，因此是“大体”，而非“小体”。“大体”、“小体”的区分，凸显了心的重要性，“先立乎其大”更是确立了心在工夫上的关键地位。所以在孟子这里，是以心主宰身的。虽然心为主宰，是修养着力处，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作为“小体”的身就可以不管不顾，孟子还说：

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公孙丑上》)

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公孙丑上》)

志代表心，乃“心之所之”[4]232；气与形体相关，乃“体之充也”，指生理层面的血气。因此，气志关系亦即身心关系。孟子认为，“夫志，气之帅也”，就是说志是气的统帅，心是身的主宰。“志至焉，气次焉”说明了志与气、心与身的主次关系。“持其志，无暴其气”则是在主张本心工夫的同时，强调不忽视身体上的工夫，即“无暴其气”的工夫。所谓“无暴其气”也就是不能任气驰骋，反而以之操控心志。总之，既要强调心之主宰，也要重视身的作用，从而做到志气交修。志气交修最终达到的状态是“身心和合”的状态，这种状态也就是本心与气一贯，以本心为统帅的身心合一状态。孟子将由本心贯注的气，称为“浩然之气”：

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公孙丑上》)

孟子在这里描述了“浩然之气”的属性，“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就是说“浩然之气”具有蓬勃浩然的规模。所谓“以直养而无害”①就是以“义”养而不妨害，强调养气工夫在心上做。关于“塞于天地之间”一语，旧注多以充满天地之间者为“浩然之气”②，据此，孟子的“浩然之气”难免被人诟病为“神秘主义”。

其实不然，“浩然之气”并非神秘主义，而是由本心贯注的道德之气，也就是道德本心“睟面盎背”、“施于四体”(《尽心上》)而达到的“身心和合”之境。“天地之间”是人所面对的整个实然世界，“浩然之气”“塞于天地之间”，就是说以道德本心去观照实然世界，那么实然世界就成了弥漫着主体之道德精神的世界。这并不是什么“神秘主义”，而是主体内在德性的向外推扩。在这个意义上，孟子并不是说纯粹的“浩然之气”可以充满天地之间，而是说主体的道德精神可以挺立于天地之间。

至于“配义与道”，朱熹云：“配者，合而有助之意。义者，人心之制裁。道者，天理之自然。”[4]233这就是说义是对于人而言，道是对于天而言，义即道，道即义，而非二事。“孟子以心为义与道之根源，故‘配义与道’，即是以心为主宰。”[5]32若没有“义与道”相配，心就不得为主宰，气便虚馁而无法充盈为“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者也”一方面强调“浩然之气”配义而生，另一方面则批判告子的“义外说”。“集义”与“义袭”相对，是一种由内而外、由心及气的道德培养活动；“义袭”则是将“义”看作一种外在的行为规范，而非发自内心的活动。“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仍是强调修养工夫在心上做。因此，可以说“浩然之气”是由本心贯注、充盈的道德之气，是志气融洽、“身心和合”的标志。

由志气交修的工夫，可以达到“身心和合”的境界，但这仍是在个体范围内所达到的境界。修养工夫的具体指向，则是超乎个体的人伦日用。

三、人伦和合

人伦涉及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孔子那里，处理人伦关系的基本原则是仁和礼。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将仁义礼智作为统摄人伦关系的基本原则。在孔子那里，仁是全德，是最重要的。但在孟子这里，仁不再是全德，而是四德之一。孟子说：

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离娄上》)

家庭是人伦的出发点，孟子先从家庭内部的角度谈仁义礼智。在家庭关系中，仁义首先表现为孝悌。所谓仁就是孝顺父母，义就是尊敬兄长。智就是懂得仁义的道理，并始终奉行。礼则是对仁义的适当调整。这是仁义礼智四德在家庭中的表现，将四德推扩到社会之上，用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们就被赋予了更为广泛的意义。孟子说：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告子上》)

将在家庭中体验的美德向外推扩，用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仁就表现为恻隐之心，是对他人的同情、理解，亦即同理心；义则表现为羞恶之心，就是对自身不好行为感到羞愧，亦即羞耻心；礼，表现为恭敬之心，就是对他人的尊重，亦即谦卑心；智，表现为是非之心，就是对行为好坏的判断，亦即明理心。这“四心”是处理社会中各种人际关系的准则。孟子多次表达了仁义礼智四德在社会人生中的体现。如：

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离娄下》)

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

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尽心上》)

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尽心下》)

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尽心下》)

不仅如此，孟子还将仁义推扩到政治领域，以之作为处理君臣关系和君民关系的原则。在君臣关系上，为君者以仁义治国，“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离娄上》)，那么“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告子下》)。在君民关系上，“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公孙丑上》)“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梁惠王下》)因此，君主以仁义治国，臣子就事君以忠，人民就爱君如父，从而实现君臣和谐、君民和乐。

总而言之，若能以仁义礼智统摄现实人生的种种行为，那就达到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的社会和谐状态。这种状态也就是“人伦和合”的境界。反之，若人人自谋其私，则会造成“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离娄上》)的恶劣局面。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孟子的“和合”思想始终围绕着“德”展开。无论是“天人和合”“身心和合”，还是“人伦和合”，都是以“德”贯穿的。“天人和合”是通过对天赋之德的体认，而达到的天人融洽之境；“身心和合”是将本心之德贯注于身，而达到的身心融贯之境；“人伦和合”是将内在之德扩充之至社会人生，而达到的人伦和睦之境。强调道德，是儒家的一贯立场，也是儒家区别于其它各家的标志。孟子以德为本的“和合”思想，体现了儒家学问成德成人的根本宗旨。

虽然孟子的“和合”思想是以德为本的，但其中亦有明显的层次划分。“天人和合”无疑是最高的境界，“身心和合”与“人伦和合”既是在个体领域与集体领域达到的境界，也是实现“天人合一”的必经过程与阶段。也就是说，通过涵养本心、扩充本心的工夫，将本心贯注于身，并表现于现实人生中，是实现天人合一的工夫次第。由于德是天赋予人的，人对本心之德的涵养、操存，亦即对天的奉养。因此，可以说“身心和合”与“人伦和合”的最终指向是“天人和合”，这种思想与理路被张载《西铭》所继承。

孟子的“和合”思想体现了中华文化温和、平和、融和的特点，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立足于21世纪的今天，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和合”思想，对于现代社会精神文明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注 释]

①焦循称：“直即义也。”请参阅(清)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16页。

②赵岐与朱熹均认为“塞于天地之间者”为“浩然之气”。请参阅(东汉)赵岐注：《孟子注疏》，载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17年影印版，第5841页；(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32-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