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祥龙

(曲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山东曲阜 273165)

在教师的教育教学中，时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教育活动中时间的管理、时机的选择等都蕴藏着无穷的教育智慧。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时”有时间、时节、时机等丰富的内涵，反映了教学活动中面临的复杂情景。怎样做到在教学中因“时”施教呢？我们可以到二千五百多年以前的教师楷模——孔子那里去寻找答案。在孔子的教育语境中，“时”表现出多重内涵，成为透视圣人施教之一维，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教学也有所启示。

一、畏“时”而教：时间的流逝性昭示教育的必要性

时间不仅表现为历史进程的自古至今，也表现为人生旅程的由幼及长，生命时段的有限性彰显出教育的永恒价值。面对涛涛江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1]时间如流水般一去不返，孔子发出了岁月无情、人生苦短的感叹。时间为人的生命确定了限度，于是孔子感慨“未知生，焉知死”，其重视现世人生的态度也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特色。

1.教，缓释时间流逝带来的焦虑

从孔子栖栖遑遑的一生来看，他对生命短暂的焦虑始终存在。公山弗扰以叛臣召孔子，孔子欲往。孔子一生痛恨陪臣执国，何以欲赴叛臣之门？这正是因为其内心深处有一种不欲为匏瓜而终无所用的生命焦虑。怎样缓释这种时间流逝带来的焦虑呢？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选择的途径是教育。《荀子》中记载：“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学，长无能也；老而不教，死无思也；有而不施，穷无与也。是故君子少思长，则学；老思死，则教；有思穷，则施也’。”[2]孔子的这段话揭橥了教育的意义，年少之时通过“学”来获得既往的经验，进而得到生存的技能；年老之时通过“教”来传授自己的经验，从而获得生命的延续。教师在教育活动中通过经验与思想的代际传递实现了对时间流逝的抵抗，所以孟子感慨“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3]

时间的流逝无情地磨灭着生命，带来了教育的急迫性。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4]何谓天命？孔子在回望自己的人生历程时，曾说“五十而知天命”。《论语集注》认为：“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予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5]孔子生平罕言命，但是“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贵于物也。故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义礼智，安处善，乐循理，然后为君子”。[6]天地之间人为贵，畏惧天命所以珍惜生命，不愿蹉跎岁月。天命无常，直面困境，孔子有着明确的文化自觉和担当意识，他曾言：“文王即殁，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7]囚居于匡，生命危在旦夕，孔子首先想到的是其作为“斯文”承继者的使命担当，为往圣继绝学的教师身份是其蔑视困境、弦歌不绝的动力之源。

2.学，孕育时间流逝带来的希望

时间的流逝不仅带来了教的急迫性，也带来了学的积极性。因为只有通过学才能孕育生生不息的未来。孔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8]后生之所以可畏正是因为时间带来了未来成长的可能，甚至实现学生对教师的超越。当然，孔子也认为四十、五十、人至中年而无闻，斯亦不足畏，这种“不足畏”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学习的紧张。

从孔子的人生历程来看，他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9]十五岁时“志于学”，入太庙，每事问。先后问学于郯子、师襄、苌弘、老聃，推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种孜孜以求的学习正是为了缓释“少而不学，长无能也”的焦虑。孔子的一生是终身学习的一生，面对他人的询问，他自我评价道：“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10]面对时间的流逝，他曾言“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11]通过“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孔子从学与教两个维度缓释了对时间流逝的焦虑。

通过教学的传承，时间孕育着未来的希望。面对年轻的学生，孔子不吝惜赞美之辞。弟子冉雍出生贫贱，孔子赞美其“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12]对于弟子公西华愿学“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为小相焉”的人生愿景，孔子鼓励“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13]学生作为成长的个体，是发展中的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在时间维度上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

孔子在教学过程中，高度赞赏学生的向学与好学。他曾言：“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悔焉。”[14]互乡之人难于言，面对其童子，他仍然积极施教，学生们困惑不解，他答道：“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15]年轻的学生有向学之心，随着时间的积累就能洁己以进，所以孔子乐于施教。面对高足颜渊，他多次称赞其好学，不迁怒、不贰过，好学成为孔门的最高荣耀。孔子推崇“好学”，因为教育具有长期性，要想得到好的学习效果，需要长期的时间投入，这需要真正的爱好学习，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五十学《易》，韦编三绝。面对弟子们塑造的“圣与仁”的形象，他只愿承认“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16]孔子认为人非生而知之者，只有通过学习才能获得相应的成长。他说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学也。”[17]他痛恨“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学生，宰予昼寝，他愤而骂曰“朽木不可雕也”；[18]生命的有限性预示着学习过程的紧迫性。“学无常师”与“有教无类”组成了孔子教育传承的两个维度，使得其思想得以传承，缓释了时间流逝的焦虑，开创了“万世师表”的学脉传承。

二、顺“时”而教：时的多重内涵呼唤教育的多样性

在夸美纽斯等西方教育学者的话语中，教育适应自然的原则表现为教育对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和人的发展规律的双重遵从。在《论语》的世界中，孔子对“时”的论述亦展现出对“天时”与“人时”的遵从。天地不言，化育万物，所以君子效法于天，遵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人生百年，不同阶段各有所求，所以君子因时而教，遵从人的发展规律。

1. 顺应“天时”以教

天在中华文化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它不仅蕴含着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也有超越自然的情感意志。面对陪臣执国，孔子感慨“获罪于天，无所祷也”；[19]面对弟子早丧，孔子感慨“天丧予，天丧予”。[20]天在孔子的叙事中多次出现，很多时候作为具有意志的自然神成为其效仿的榜样。在孔子的教育活动中，对于天道的遵循表现的非常明显。

天道蕴含着最高的教育准则，是施教者的楷模。《论语》中记载：孔子欲行不言之教，子贡惧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21]两句“天何言哉”的感叹，表明了孔子对效法于天进行教育的推崇。孔子顺应天时，施无言之教的思想被先秦诸子所继承。例如孟子曾言：“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22]显然，在孟子看来，君子之教最高明者如时雨化之，既强调学生及时得到点拨，更强调润物无声的教育力量。在庄子的寓言故事中，兀者王骀，从之游者，与仲尼相若。他“立不教，坐不议”，学生“虚而往，实而归”。[23]这种被孔子称为与天地一体，命物之化的境界，后世衍为化育。

孔子的顺应“天时”以教还表现为其教学内容上的契合。《说文解字》中称：“时，四时也”，春夏秋冬之谓也。皇侃在解释《论语》之“时”时认为：学业随时气而授业易入。[24]《礼记·王制》记载：春、夏学《诗》、《乐》，秋、冬学《书》、《礼》。春夏是阳，阳体轻清；《诗》、《乐》是声，声亦轻清。轻清时学轻清之业，则为易入也。秋冬是阴，阴体重浊；《书》、《礼》是事，事亦重浊。重浊时学重浊之业，亦易入也。[25]这种天人感应的观点反映了先秦时期“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并逐渐渗透到政治、教育、中医等各个领域。

天时还表现为客观世界的偶然性与不确定性。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贤哲病夭的苦痛，孔子时常感叹“命矣夫”。孔子面对命运无常，表现出“用行舍藏”的教育智慧。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26]孟子将其发展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27]郭店竹简《穷达以时》中亦言：“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有其人，无其世，虽贤弗行矣。苟有其世，何难之有哉？”[28]时运不济，饭疏食饮水不改其乐；时来运转，吾其为东周乎。孔子这种乐天知命的人生观影响了弟子们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精神。

2. 顺“人时”以教

天时是自然界外在的规律，人时是人的身心内在的规律。人作为万物的尺度，在其生长过程中展现出独特的阶段性规律。皮亚杰、埃里克森等众多心理学家对于人的心理发展阶段做出了精确的研究。孔子在其教学过程中也发现了人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发展特点。在其教育话语中，他以否定式的言说方式点出了每个年龄阶段需要注意的内容。他认为：“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29]人的生长过程中随着年龄增长，生理和心理都发生相应的变化，不同年龄阶段的学习者存在其相应的缺陷，通过“戒”来克服其学习的障碍，就能达到理想的学习效果。孔子的这一论述，不仅指向学习者本身，也为施教者提出了相应的警醒。

孔子在论述自我成长历程时说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30]在这样一段著名的人生历程的叙事中，年少之时，从学志道，因志于学而戒色；中年之时，成家立业，收徒讲学，因不惑而戒斗；老年之时，历经世事变迁，因耳顺而戒得。孔子通过自己一生的经历，描述了一个“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圣贤境界。士以志于学为始，以成圣为师以终。孔子从人的发展的阶段入手，为学习者描绘了成长的路径，为教育者勾勒出符合“人时”的教育形态。

皇侃在解读“时”的时候，说道：“凡学有三时，一是就人身中为时，二就年中为时，三就日中为时”。[31]“身中之时”即是“人时”，用教育学的话语来说，就是教学过程符合人的发展的阶段性，这种特点在先秦时期的课程结构中表现的非常明显。例如《礼记·内则》曰：“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外就傅，居宿于外，学书计；衣不帛襦袴；礼帅初，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32]《礼记》通过学习者的人生线索勾勒出相应的课程体系，展现出古代教育的课程时序。

三、因“时”而教：时机的特异性影响教育的灵活性

在孔子的教育话语中，“时”的另外一层重要含义即“适时”。“适时”代表着教育过程的一种合适的时机，教师只有在充分地了解学生，掌握课程内容的条件下，才能做到恰到好处地把握。在孔子的教育过程中，因材施教屡被提起，因“时”施教其实也时有显现。

1. 学而时习：学习过程中的时机把握

“学而时习之”是《论语》的首句，许嘉璐认为它“体现了孔子的学习方法、内容和目的，反映了孔子的人生观、伦理观、价值观的核心，浓缩了《论语》的主要思想。”[33]在这句话中“时”有多种解读。朱熹就将时与习联系起来，解释为时时，时常之义。除此以外，“适时”也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杨伯峻认为：“‘时’字在周秦时候若作副词用，等于《孟子·梁惠王上》的‘斧斤以时入山林’的以时，有‘在一定时候’或者‘在适当时候’的意思”。[34]王肃在解释“时”的时候，认为：“时者，学者以时诵习之。诵习以时，学无废业，所以悦怿”。[35]梁伟民在讨论“时习”的意义时，认为：“《论语》中的‘时’绝大部分是指‘一定的时候，恰当的时候’，细究起来，两者并不相同，按照‘一定的时间’是不确切的，不符合孔子对教学认识的特点，在‘适当的时候’是确切的，可以从生活经验中总结出来。……孔子十分强调“适时”的也符合他的中庸观。在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强调‘适时’的思想。”[36]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论语》中 “使民以时”，[37]“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38]在这些话语中，“时”都有“适时”之义。

从孔子之学的内涵来看，有知识学习和修身学习两种。程树德认为：“今人以求知识为学，古人则以修身为学。观于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门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而孔子独称颜渊，且以不迁怒、不贰过为好学”。[39]儒者以修身为学问，追求学问与人生的统一，正如《大学》中所言“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之学则表现为明显的“适时”。弟子同问“闻斯行诸”，子路做事轻率，孔子回答有父兄在，怎么能听到就去做呢；冉求做事退缩，孔子鼓励他听到就去做。弟子们同样“问仁”，樊迟愚钝，孔子以“爱人”答之；司马牛“多言而躁”，孔子答之曰：“仁者，其言也讱”；颜渊闻一知十，孔子答曰：“克己复礼为仁”。这种根据不同学生，不同时机进行的教学在《学记》中表述为：“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40]正是因为孔子的诱导智慧，颜渊才感叹：“夫子循循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41]一个优秀的教师应该根据教育情景的不同，学生特点的差异，选择合适的方式进行施教。

在具体的学习过程中，我们还强调“日中为时”，即根据一天时段的不同修习不同的内容。《学记》中提到“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学习过程中正业与休息要相互结合。孔子教学过程中表现为礼乐射御书数的交叉进行。胡弼成等学者认为：“人体的生物钟决定了个体在一天的不同时刻学习和工作的效率不一样。因此，课程的安排要根据一天中学生的体能状态和学习能力的变化规律来排课。”[42]人体的生理变化规律决定了教学过程中必须根据不同的时段进行相应的课程调整。

2.启发以时：教学过程中的诱导智慧

与学习以“时”相对应的是教学以“时”，孔子教学过程中，表现出卓越的启发智慧。孔子在论述其教学时，曾提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43]这句话被视为孔子启发式教学的典型。朱熹对此有精辟的解读，他认为：“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也;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也;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44]“愤”与“悱”就是特定的时，这句话即教学过程必须以学生积极思考的“时”为前提，从而达到开其意，达其辞。

孔子的启发以时的观念在《学记》中得到进一步阐发。《学记》的作者认为“当其可之谓时”，当其可之就是选择合适的时机，因为“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45]教师在教学过程要选择学生具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和心理准备的时机来进行，才能事半功倍。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对学生有全面的了解，并且要根据相应的教学情境给予适时的引导。

教师的教学要想达到启发以时，要求教师对学生具有深刻的了解。在《论语》中我们经常看到孔子对学生的评价，“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46]“师也过，商也不及”；[47]学生们的特点孔子把握的比较精到，为恰到好处的教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我国古代的书院、私学中，师生之间长期相处，构筑起亲如父子的师生关系是值得现代教育借鉴的宝贵经验。教育作为育人行为，不仅要求教师对课程内容具有良好的把握，更强调教师对学生的全面了解，从而实现真正的因时施教，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