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泉

(南通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苏南通 226019)

由于学科性质和地位使然，能够在小学科学教育发展史上留名的学者相当少见，产生重要影响力的专家则更是屈指可数。吴家煦就是一位曾经十分活跃的小学科学教育专家，自称是1912-1927年间中国科学教育界“粉墨登场的一名主角”，被英国皇家学会的科学杂志誉为“中国科学教育的开创者”[1]。他的成长历程，汇集了民国前期小学科学教育发展的几乎所有主题，彰显了小学科学教师发展的基本路径。

一、接受现代科学专业教育

吴家煦，字和士，号双人、冰心，出生年份不详，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的馆员材料中只载明其故于1962年，他本人提交的履历均未列年份，根据相关信息推断其大约生于1884年。

吴家煦出身于有“吴中第一世家”之称的洞泾吴氏。据《苏州名门望族》载，其曾祖吴钟骏系道光壬辰科状元，曾任国子监祭酒、礼部侍郎、浙江学政、福建学政等职；祖父吴清彦系道光己酉举人，曾任刑部员外郎；长兄吴家杰是苏州第一批赴日留学生；六弟吴家高考取赴美公费留学，曾任教唐山交通大学；堂兄吴梅系近代曲学泰斗。[2]该书未载其父母信息。另有学者指出，其父系吴清彦三子吴国桦，母潘氏“正一品荫生花翎四品衔分部员外郎仪凤女”。[3]

吴家煦曾接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光绪十八年(1892)考中秀才，时年仅8岁，如果属实则堪称神童。他同样也较早地开始接受现代新式教育。他在个人履历中自述“苏州中西小学堂、江苏高等学堂(当时称学堂)毕业后入南浔浔溪公学为师范生”。[4]尽管这个说法不够准确，却透露出他青少年时接受现代新式教育的信息。我国至1898年维新变法后才开始有学堂之称，彼时苏州并无中西小学堂之名，只有中西学堂，由江苏巡抚奎俊于1900年创办，1904年改名为江苏高等学堂[5]，因此其所述中西小学堂极有可能是教会小学。至于南浔浔溪公学，则位于浙江湖州吴兴县南浔镇，由当地富翁庞青城于1901年斥资创办，聘叶瀚任总教习。叶瀚曾赴日本考察教育并购置中小学教科书和模型仪器等，可见浔溪公学已经开设有科学类课程。1902年浔溪公学爆发学生退学风潮后，吴家煦随叶瀚至上海启秀编译局编译图书，后又随叶瀚胞弟叶澜(即叶清漪)至日本留学。在日本期间，吴家煦先入清华学校学习日语，后入早稻田大学会计科，再入师范博物科学习。不过，吴家煦在早稻田大学参加的可能是讲习班之类的学习，因为他去日本是1902年的事，而1904年他已经回国在吴中公学社担任生物学和生理学教员了，在两年内取得学历和学位的机率微乎其微。但无论如何，吴家煦无疑接受过从中等到高等的现代科学教育，而这在20世纪初的中国是十分难得的，同时也是他以后从事科学教育的立身之本。

二、编撰科学教学用书

1907年，吴家煦被中国图书公司编辑所长沈恩孚荐任理科编辑主任，此后他历任民国第一图书公司总编辑、中华书局理科主任兼小学图书部部长、商务印书馆博物部编辑，从事编辑工作长达13年，其间曾任爱国女学校董兼校长及多所学校校董。

吴家煦编撰的图书以科学类教学用书为主。在中国图书公司期间，编撰了《高等小学格致课本》《高等小学新理科教科书》和《中学植物学教科书》，应南洋中学之托编撰“国文理科共同用之文学化理科读本，专供中学及育材小学之用”，还为国民书局和鸿文书局编有小学理科用书多种。[4]在中华书局期间，编撰有《小学理科教科书教授法》《新式理科教科书》《实用理科讲义》《新制植物学教本》《新制动物学教本》《新制矿物学教本》《新制物理学教本》和《新式理科笔记册》等，同时承担了《中华大字典》理科和史地部分的编写工作。在商务印书馆期间，编撰有《实用教科书·生理卫生学》《实用教科书·矿物学》《新法理科教授书》《新法理科自习书》和《新制矿物学教本》等。

吴家煦编撰的科学教学用书，数量繁多，种类丰富。形式上，既有师生共用的教科书，也有教师单独使用的教学参考书和教本，还有学生使用的笔记册和自习书。内容上，既有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物理学和生理卫生学的单科性教科书，也有涵盖多学科的综合性教科书。使用范围上，既有小学，也有中学和师范学校。在他所编的图书中，以《高等小学格致课本》影响最大，该书1913年经江苏省教育会图书审查会讨论决定采用为江苏省教科书。[6]

自清末《钦定学堂章程》明确提出小学设置理科课程以后，实施科学教育开始正式提上小学的议事日程。当时的中国发展小学科学教育，一无师资，二无课本，更没有课程标准，可以立即着手准备的只有教科书，这就使得当时小学科学教育的实施效果几乎全系于教科书了，因此有人称“欲使一国之教育有进步，在多设学校，欲使教育有成效之可睹，在办理学校者之热心，而办理学校者所挟之利器，即教科书是矣。”[7]吴家煦在这样的时节参加小学科学教学用书的编撰工作，等于直接将他置身于当时小学科学教育的前沿。

清末在小学设置科学课程的做法仿自日本，早期的小学科学教科书也多直接从日本翻译或编译而来，随后才逐渐走上自编的道路。吴家煦精通日语，又曾在日本留学且所学专业就是博物师范科，因此在编撰小学科学教学用书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丰富的科学教学用书编撰实践，使得吴家煦学会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去分析把握中国科学教育发展面临的理论与实际问题，也使得他的视野更加开阔，对小学科学教育的理解更加深刻。

三、开展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

教育者只有成为研究者，才有可能成为专家。吴家煦没有把自己关在室内埋头编撰教科书，而是从如何发展、推广和改进小学科学教育的角度出发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他的研究主要包括理论研究和调查研究两个方面。

在理论研究方面，吴家煦主要聚焦中国当时发展科学教育面临的实际，重点研究了四个问题。

一是小学设置科学课程的必要性问题。就现有可见文献来看，最早论述小学科学课程必要性的，当属吴家煦。他指出，从教育领域来看，中国因应“上下交困、实业不振”困境的办法只有军国民教育和实业教育两种，“欲提倡实业，不得不先提倡理科”。[8]“理科教授之改良，必当自小学始，所以端基础固根本，此识者所公认也。”[9]针对小学低年级是否设置科学课程的百年难题，吴家煦主张“应自一年级授起”[10]，并设法将该建议提交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审议，为1923年《新学制中小学课程标准纲要》规定从小学一年级起设置自然课程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体现了一位科学教育工作者研究的前瞻性和深刻性。

二是科学教育的价值认识问题。清末民初官方对小学科学教育的认识基本都定位于实用。吴家煦研究认为，理科和理科教育确实具有实用价值，但同时还具有培养人的价值。他指出，理科的真价值应该是“养成人类利用自然物的知识、独立创造的能力”，只有坚持这种价值，才可以发扬理科的精神，因为“有了利用自然物的知识，当然不会受自然势力的束缚；有了独立创造的能力，当然可以见利而取、见害而避；在天择物竞的淘汰场里，当然是个占优胜的、进化的。”[11]吴家煦在肯定科学教育具有工具性价值的同时，揭示其本体性价值，启示人们要看到科学教育既有助于促进国家强大、民族振兴，又有利于促进人的个体发展。

三是科学教科书的使用问题。民国时期，围绕小学科学教科书的使用发生了一场长达二十多年的争论，废除、使用和改善教科书等多种观点争论不休。[12]作为教科书编撰者的吴家煦没有固守自己的利益立场，而是立足改进和加强中国小学科学教育的实际，提出了“活用教科书论”并成为该观点的主要代表。他主张，教师要根据教学需要，编列观察实验细目，按照时令顺序采用，对教科书进行适当增删，[13]增删要以是否具有地方特色为标准。[14]吴家煦“活用教科书论”的积极意义，在于提醒教师不能死抱课本不放，一味照本宣科，而要善于把课本内容与学生实际及本土乡情紧密结合起来。

试验地位于宜春市袁州区洪江乡，地处明月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内玉华山保护区内，海拔600 m左右，土壤肥沃的沟谷，生境区年平均气温 14 ℃，有效积温4 161 ℃，极端低温-9.2 ℃，年降雨量1 857 mm，年平均相对湿度在85%以上。

四是科学课程的教法问题。吴家煦研究科学教法经过了三个递进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主张理科教学要加强观察与实验，认为观察与实验是理科教学的出发点，“缺之则无丝毫理科之价值”[8]。第二阶段主张采取自动主义和自习主义，强调以观察与实验为基础，发挥学生的自主性。第三阶段主张使用设计教学法，认为设计教学法的核心在于设计，“恰好是适应理科目的的教学法”，所以理科不能不用设计教学法。[11]他还结合学科特点提出了小学理科教学运用设计教学法的四步过程，为该教法的运用提供了明确指导。吴家煦关于小学科学教学法的主张，尽管都不是他的首倡，却是当时最全面、最深刻的论述。他的教法主张，也会随当时教育领域的思潮演进而不断更换，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随波逐流，反而显示出他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优良品质。无论他的教学法主张如何改变，他都始终强调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强调观察与实验，反对注入式的教学法。

调查研究是吴家煦十分重视的一种方法。他最早的专家身份其实是博物科学家。他于1904年编撰的《中国植物图谱》，1914年发表的近代中国最早研究真菌的论文[15]和第一篇研究植物志的论文[16]，都是采用的调查法。著名植物学家钱崇澍称赞他的研究“调查积而广之，非持(提)供教科之材料而已，实开学者独立研究之门。”[17]

吴家煦的调查研究几乎达到了一种高度自觉的程度。当教科书用废之争在民国初期刚刚兴起时，他迅即组织开展了中小学理科教学是否采用教科书的调查研究，调查研究的结果为他的“活用教科书论”提供了实践依据。当他认识到举办讲习会培训教员应当先确定“讲习会之科目教程及改良要点等”时，便立即通过江苏省教育会向省教育厅申请设立临时理科视察员，“专赴各县调查小学理科现状”。[18]该申请几经周折终获省长公署允可，于1919年任命吴家煦为临时算术理科视察员，[19]1920年改为省理科指导员。此后直至1927年，江苏省教育厅虽几经人事变动，吴家煦始终担任该职且逐渐成为省教育厅的专门职员，开展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几乎跑遍了江苏全省的每一个县。他每到一地，必先了解各地各校的教育规模和理科教育经费落实情况，必定深入学校进入课堂听课。他调查研究的重点，主要聚焦于小学理科的教学时间、教学器械(含标本和挂图等)、教学方法、学校园建设，以及理科研究会的成立情况等方面。由此可以发现，他的许多理论观点直接来源于调查研究。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吴家煦已经全面掌握了江苏理科教育的整体概况，对理科教育发展有了系统性的认识和思考，这为他提出科学教育的系统性改进方案奠定了基础。

除了开展科学研究，吴家煦还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他的学术交流主要集中在科学与教育两大领域。科学交流方面，吴家煦于1913年发起组建了中华博物研究会，“以发明全国之博物区系、增进学识、改良教材、发达实业为宗旨”。[20]1919年，中华博物研究会与中华博物调查会合并组建为中华博物学会，由袁希涛任会长，吴家煦和陈宝泉任副会长。该研究会成员以博物学专家为主，团结了当时全国博物学领域的大部分学者，各部主任都是极负盛名的科学家，如薛德焴、秉志、彭世芳、钱崇澍、翁文灏、丁文江、汤尔和等[21]。在1915-1927年间，吴家煦还全程参加了当时的科学名词审查活动，并分别担任化学和植物学两组主席[4]。科学名词审查活动对促进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十分有利，受到科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汇聚了当时全国各领域的优秀科学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学术交流作用。

教育交流方面，吴家煦加入了中华职业教育社成为首批永久特别社员，后又当选为研究部职员。不过，对吴家煦影响最大的教育团体还是江苏省教育会。江苏省教育会的前身是1905年成立的江苏学会，是我国近代以来创办最早、影响最大的地方性教育社团，江苏省内主要教育学者基本均被囊括在内。1914年，吴家煦在江苏省教育会第十次常年大会上当选干事员兼会计，自此直至1927年连续14年担任都担任干事员。在这14年间，他经常向教育会年会提交各种提案和建议，是江苏省教育会的活跃分子。

吴家煦不但积极参加各种学术团体和交流活动，还自己主动创建教育团体、开展交流活动。1914年，他依托江苏省教育会发起成立了理科教授研究会，该会以“研究理科之教材教法，以期教授之进步”为宗旨[22]，是团结江苏全省理科教员的学术团体，也是我国当时小学科学教育领域影响最大的教育团体。为推动全省理科教育的深入发展，吴家煦提倡、组织并推动各县也成立理科研究分会，因此陆续有松江、南通、如皋、常熟、扬州、仪征、金山、宝山和崇明等数十县成立了研究会，他自己多次参加这些研究分会的成立仪式以示鼓励与支持。接着，他又以省教育会理科研究会为基础，成立江苏省各县理科研究会联合会。这些多领域、多层次的研究会，在培训教师、选用教科书、编写本地教学大纲、改进教学方法和改善教学条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直接促进了小学科学教师的发展。

四、组织推动科学教育改进

吴家煦不是一个仅仅停留于专业研究和思想认识的书斋学者，更是一个勇于且善于推动落实的实践家。他充分利用江苏省教育会理科教授研究会总干事和江苏省教育厅理科指导员的双重身份，为自己搭建了一个全国独一无二的、促进理科教育发展的广阔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他构建了一个“调查研究——提出方案——推动改进——督查落实”的小学科学教育改进的实践模式。

在吴家煦看来，影响中国理科教育的因素主要有价值认识、课程设置、教科书、师资和教学实施等五个方面，在价值认识、课程设置和教科书等问题解决以后，剩下的就是师资和教学实施了，因此这也就成为他改进小学科学教育实践的主要方向。

吴家煦在科学教育师资方面的改进实践主要是举办理科讲习会，开展科学教员培训活动。他自述每年暑期都要举办理科教学讲习会，以中小学理科教师为学员。[4]然而，据笔者考证，因缺乏经费，他总共只举办了三次省级讲习会，其中小学理科2次、初中自然1次。吴家煦对讲习会做了精心的设计和组织，我们从1921年暑期讲习会的学员日记中可了解其大概情形。这次讲习会由吴家煦主持，培训宗旨为“补充高等小学理科教师之学识，企图教授法之改良，注重实验与实习，而以应用为归宿”[23]，为期共24天，主要安排有：(1)讲座，邀请黄炎培、章伯寅、周昌寿等知名学者主讲，主题包括《近世物理学之新趋势》《欧战后世界各国化学工业》《生物进化之概要》《调查欧美教育所见之理科教育及其注重之点》《野外教授之种种方法》和《理科讲授法》等；(2)实验，这是安排最多的一种培训方式，采用分组实验的方式进行，涵盖了动物、植物、矿物、生理、化学和物理等各个领域；(3)技能操作，如标本制作、显微镜使用等；(4)工艺制作，如制作火柴、牙粉、荷兰水和捕蝇器等；(5)参观，如气象台、博物院、印刷厂和玻璃厂等；(6)采集，组织学员到龙华镇采集植物，返回后进行识名分科；(7)讨论，预先布置学员围绕理科教育理念、教学法及其改进等问题进行思考，培训最后一日组织研讨。培训结束后，还要求每人提交小论文和教案各一篇。[24]总体来看，吴家煦组织的讲习会目标明确，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多样，组织严密。不过，实验、技能操作、工艺制作、采集等应该是教师在课堂中指导学生完成的内容，却成为了讲习会培训的主要内容，反映出当时的科学教师自身实践操作能力普遍很弱的实际情况，同时也体现出吴家煦强调科学教育要加强观察实验的基本主张。虽然吴家煦组织的全省层面的讲习会次数不多，参加的学员人数也很有限，但在他的推动下，各县各校也开始自行举办理科讲习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加强科学教师队伍建设的作用。

吴家煦说，自己发起成立理科教授研究会的主要目的就是“专事改进中小学理科教育，指导教学法，督促各校注重实验观察实习”[4]。因此，他在推进科学教育革新时，就始终紧紧围绕观察实验来展开。如前所述，无论他推介何种理科教学方法，都强调要以观察实验为基础。中国学校发展科学教育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观察没有园地和对象，实验没有仪器设备。对此，吴家煦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诸多对策并通过各种途径推动落实。针对观察缺乏园地和对象的问题，他从1911年起就倡议各校设立学校园，放置动物、植物、矿物等，供学生学习观察之用。[25]当他发现各校自设学校园也有困难时，遂再提议各县设置公共学校园，并向省教育厅提出建议，由省教育厅发布训令，要求全省六十县知事查照办理。[26]1926年，他进一步建议，各县市乡按区设立公众学校园，每区至少设立一座，取得一定成效。

实验是科学教学的主要手段之一，实验离不开仪器设备。由于当时经济凋蔽、财政窘迫，学校的办学经费十分拮据，导致不可或缺的理科教学器械极为匮乏，“于是一无设备者有之，略事购置为玻璃橱内之观瞻品者有之，苟欲用诸于教授之际，非缺甲即少乙，虽有亦无耳。”[9]民国前期来华考察教育的西方学者指出，设备缺乏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小学科学教育效果的主要障碍，美国科学家推士甚至强调“以实验用器不完善，为吾国理科不收效之唯一原因。”[27]

吴家煦先后提出三种方式来解决理科教学设备缺乏的问题。一是明确规定设备费。他以省理科指导员的身份通过省教育厅发布厅令，要求全省六十县知事将理科设备费列入每年县教育费预算中，并要求报告当年度的规定金额。[26]他在省内各县视学指导时，必定要查核理科设备费的规定情况。二是鼓励自制教具。早在1915年，吴家煦就撰文倡议教师自备教具，认为自制教具既可节省学校经费，又使得教师得以先行试验，有助于提高教学效果。[9]从1923年起，他发起举办中小学自制理科教具展览会，极大地激发了中小学教师自制教具的积极性，此后全省基本每学期都要举办一次。为了加强对展览会的组织领导，吴家煦又发起成立了自制理科教具委员会，对各校自制教具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使得自制教具展览成为江苏科学教育颇具特色的一项活动，得到教育部的支持且对其他省也产生一定影响。三是设置公共理科实验室。1921年，吴家煦向省教育会提交《整顿理科教育方案》，其中一条建议就是各县设置中央理科教室，经教育会议决后函请教育厅通令各县施行。[28]1923年，吴家煦再次建议将各县中央理科教室改为小学公共理科实验室，要求各县至少需设一所。[26]在他的推动下，一些县纷纷开始设立公共实验室。吴家煦的这一做法走在了全国的前列。1924年，江苏省联合湖北、吉林等省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上提出了建立公共科学馆的建议[29]，而安徽至1935年才发布训令要求在省会分区设立中小学科学实验室[30]。

在民国前期从事科学教育工作的十多年间，吴家煦孜孜不倦追求的主要是中国科学教育的革新，他把推进革新的重点放在加强观察实验方面，无论是教师培训，还是明列经费、自制教具和设置公共实验室，他所要解决的仍然是观察实验仪器设备缺乏的问题。但有了仪器设备，并不一定意味着观察实验就能加强，吴家煦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为了引导学校和教师重视实验教学，激发学生开展实验的兴趣，1922年-1926年，吴家煦带领理科教授研究会连续举办了五届实验竞赛会，吸引了江苏省内许多学校参加。在他的推动和影响下，上海、金山等县也陆续举办县级实验竞赛会。川沙公立小学因参赛“迭获优奖”而受到鼓舞，多次举办校内实验竞赛会。[31]举办实验竞赛会，让学生真正动手做实验，既激发了学生的好奇心和好胜心，又使学生强化了科学知识、提高了实践能力，确实能够取得一举多得的功效，这种做法在100年前的中国是十分难得可贵的。但我们也应认识到，思想认识不转变，教育观念不革新，再丰富精美的仪器设备，也不能改变小学科学教育弱化的局面。

五、吴家煦成长的启示

吴家煦的成长有其特殊的个体优势。首先是家庭条件和环境。他的家庭是江南名门望族、书香门第，能供几位子弟出国留学，这样的条件在20世纪初的中国是极为罕见的，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吴家煦接受了良好的现代科学教育。其次是编撰科学教学用书。尽管吴家煦在早稻田大学所学专业是师范博物科，但他在早期所从事的研究主要还是科学研究，只有当他开始编撰科学教科用书以后，才开始关注科学教育的问题，这样的人生经历也非常人所能拥有。第三是发起成立理科教授研究会和担任省理科指导员。不仅在100年前的民国，即使是在21世纪的今天，也没有人能够同时具备这样的两个平台。

吴家煦的成长也有其普遍的现实意义。一要有丰厚的学养。作为我国早期的博物科学家，吴家煦接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和现代科学专业教育，掌握了较为系统的科学知识，积淀了较为深厚的科学素养，为他成长为小学科学教育专家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二要开展科研与交流。吴家煦具有极其强烈的科研意识，在人生逆境时利用时间开展博物研究，编撰教学用书时开展理论研究，推动科学教育改进时开展调查研究，研究已经成为他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主要路径。不仅如此，他还积极开展学术交流，获得了常人所难以企及的平台，他的许多思想主张也正是在交流中受到启发才提出来的。三要参与课程开发。吴家煦参与编撰科学教学用书，能够充分接触和认识当时小学科学教育发展的许多实际问题，把住小学科学教育发展的脉搏，等于站在了小学科学课程改革的前沿。四要勇于实践，甘于奉献。吴家煦不是一个书斋型学者，而是一个务实的实践者。只要他认为是对发展科学教育有效的办法，他都会积极提出解决方案，建议推进并反复督查。他的这种实践干劲源自于他的奉献精神和对科学教育的极大热情。他“向日以推进科学教育为己任”，“耗费了许多心血，牺牲了不少金钱(以前为了进行各种科学教育事业，每年的俸给收入要用去三分之一)”[1]。具有这样的投入精神，成为专家自是势在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