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天平 肖惠芳

(南华大学语言文学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0)

印裔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世界文坛上最引起轰动的作家之一，与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奈保尔(Naipaul)一起被称为“英国移民文学三杰”。其小说《午夜之子》叙述了殖民背景下萨里姆个人及其家族的发展历程。本文从殖民语境中探究印度人民的白癜风、引流、蛇毒、计划生育等医学现象背后的殖民政治，揭露了西方帝国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造成印度社会动荡，批判了帝国主义利用国家机器维护殖民统治的政治目的。

一、殖民医生与蛇毒

至一战之前，欧洲殖民强权在热带世界取得了庞大的殖民地。1878年，欧洲国家控制了全世界67%的热带世界，到了1914年则超过了84%[1]153。扩张最大的是英国，在1874～1902年大英帝国领土增加了1230万平方千米，其中大多是在非洲，还有部分在亚洲和太平洋岛屿[2]104。随着欧洲人征服热带区域内部和偏远之地，并试图建立起居住区域，原本浪漫化的热带变得越来越黑暗。生活在热带国家所经历的死亡、疾病与不适，似乎不再是堕落的奢华而是痛苦的炼狱，甚至犹如遭到判处死刑[3]305。《午夜之子》中，在印度生活的欧洲医生沙阿普斯特克似乎遭受着同样的痛苦，身体不断萎缩，“印度人年纪越老块头越大，也就越发有力。但沙阿普斯特克是欧洲人，不幸的是，他这样的人年纪越老便越萎缩，常常会缩得完全不见踪影”[4]381。随着18世纪欧洲殖民主义在热带的扩张，联系到炎热的气候，益发具备了明确的特性。医生们此时主张热带气候和强烈的阳光加速了腐败作用，包括空气、人体、植物、动物的腐败，带来了炎热气候特有的瘴气[5]4。因此，沙阿普斯特克医生经常会拉上窗帘，“窗帘已经拉上了，在沙阿普斯特克的房间里，既没有日出也没有日落”[4]381-382。但这也不能让他免受热带气候的侵害，“这个疯老头(沙阿普斯特克)脸色苍白、瘦弱不堪、舌头乱转，站在将要倒塌的房子顶上的光天化日之下，他的四周是摇摇欲坠的高楼和红瓦屋顶。老沙阿普斯特克多年不见阳光，如今干枯苍老，马上就要死去了”[4]452。热带气候会导致欧洲人的身体退化(physical degeneration)，他们会失去其种族特征并呈现无感和怠惰，定居热带的欧洲人会变得消沉，后代则会成为种族上的退化者。为了保护殖民地上欧洲人的健康，延长当地居民的生命，协调殖民者与本土居民的关系，殖民帝国在热带地区展开新的医学投资、研究和调查，以热带医学之名为人所知。在殖民时代，热带医学是为帝国服务的医学，疾病在帝国中是“文明的大敌”[6]272。

19世纪，欧洲帝国主义努力扩张殖民地，同时也遭受到殖民地的剧烈反噬——大量热带病随着船只进入欧洲大陆，而欧洲的医生们对这种疾病了解都很有限，更不要说治疗了。因此，法国殖民的巴斯德主义以及在海外建立巴斯德研究所，希望转变殖民地经济、文化与健康的想法。巴斯德研究所在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展开了大规模的疫苗注射，起先是狂犬病疫苗，很快就扩张到结核病、伤寒、鼠疫和蛇毒乃至其他疾病。1891年，卡迈特(Calmette)去到越南，准备在“敌人”(热带疾病)的心脏，建立一个热带病实验室。然而，越南当地爆发洪水使得他的实验中断，实验室的建立也功亏一篑。即毒蛇随着河水的溜进村庄，咬伤了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其中有4位很快便去世了。卡迈特调查后发现，在印度，每年因毒蛇致死人数高达21000人，从此他决心研究蛇毒[7]。同卡迈特一样，沙阿普斯特克博士对金环蛇毒—bungarus fasciatus—也非常痴迷。世上暂无金环蛇毒的解毒剂，因而沙阿普斯特克租下了白金汉别墅的顶层作为研究所研究、制造抗毒药物，竭尽全力要找到抗毒血清”[4]206，研究抗蛇毒血清有助于殖民者扫清帝国拓殖道路上的障碍，促进帝国事业的发展。

在殖民探索的过程中，欧洲医生认为欧洲之外的世界是愚昧、无知、迷信和原始的，因此，他们自认有责任将文明与现代性引进世界其他地方，这个特殊的使命具有世俗的内涵，其精髓在于主宰自然、社会、文化习性和环境，以理性克服无知[8]201。在印度，自古以来宗教深入人们的生活，控制着人们的思想，它的影响遍及整个社会，与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蛇类在印度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宗教领袖把蛇的出逃说成是一种警示—他们拖长了调子说，蛇神给放出来了，作为对这个国家正式放弃神的信仰的惩罚”[4]206，印度人崇拜蛇，视蛇为“神”的化身，并在治愈仪式中使用蛇来尊敬阿斯克勒庇俄斯，因为蛇毒被认为具有补救作用，而蜕皮被视为重生和更新的象征。对于虔诚的印度教教徒而言，蛇是通人性的圣物，而不是普通的动物。蛇的生命力顽强，代表着不朽的生命，蛇的繁殖能力强，象征着子孙昌盛，人口繁茂。同时蛇也意味着成功与胜利，作者在《蛇梯棋》这一章节中提到，“你也有可能从梯子上滑下来，却依靠蛇的毒液登上胜利的顶峰......”[4]212-213。欧洲医生卡迈特和沙阿普斯特克博士研究抗毒血清，“不只是为了试图丰富欧洲的科学观念和实践，也是刻意要摧毁传统宗教的权威”[9]305。抗毒血清的研制成功代表了科学对自然和疾病的主宰，也代表帝国的理性战胜其眼中殖民地的无知。

此外，欧洲的医生、旅行者和传教士把他们的医药提供给遭到殖民的种族，欧洲人将这样的行为当成救命良方或是慈善与优越的表征。小说中，在萨里姆遭受伤寒时，“我外公(阿齐兹大夫)无计可施，双手抱着脑袋坐着，他问：‘这是什么呀？’将近八十二岁的沙阿普斯特克博士舌头舔着嘴角，说道：‘是稀释过的眼镜王蛇毒素，据说很有效’”[4]222。阿齐兹大夫无能为力，欧洲医生沙阿普斯特克却利用稀释过后的眼镜蛇毒素成功治愈萨里姆，“全家人站在一边，眼看蛇毒传遍孩子(萨里姆)全身……六小时之后，我的体温恢复了正常”[4]223。欧洲医生的施救行为一方面体现了殖民者的良善与仁慈，让本土居民心甘情愿地被殖民；另一方面也展示了帝国医学的有效性和优越性，以彰显其种族优越性，作为其压迫、剥削其他种族的借口。帝国医学与其说是赠与殖民地的礼物，还不如说是帝国的一种“工具”，结合军事行动在殖民地上发挥霸权统治作用。

二、殖民意识与白癜风&白化病

尽管疾病是一种生理现象，但是，在人类的社会科学中常常成为一种隐喻性极强的表征，担当阐释解说道德、审美、政治、文化、社会等语义功能。伴随着人类对疾病和自身认识的加深，疾病的隐喻内涵和外延也不断变迁[9]104。在远古时代，疾病被神秘化，人们认为疾病是神的惩罚；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动荡的出现，疾病有时被言说为社会失范的一个象征反应，具有了社会隐喻功能；社会相对稳定后，疾病的审美化在文人雅士中开始出现，将疾病与孤独寂寞、相思愁苦等个人化人生体味相连接。苏珊·桑塔格指出疾病隐喻包含着政治修辞：“疾病的隐喻还不满足于停留在美学和道德范畴，它经常进入政治和种族范畴，成为对付国内外反对派、对手、异己分子或敌对力量的最顺手的修辞学工具”[10]5。

殖民时代虽然早已过去了，但殖民遗留的影响却在殖民地上经久不散，给人们的精神生活留下了深刻而长远的印记[11]220。“我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在(印度)独立之后的九年里，全国有一大批企业染上了类似的白化病”[4]267。印度的民族企业从一开始就深深打上殖民地烙印。尽管英国人撤离了印度，但这并没有使印度摆脱“忧愁”与“困苦”，东方和西方、印度和英国之间并没有处于一个真正平等的低位，由于印度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还受着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独立后的印度实际上并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在全印度，我遇到了许多出色的印度商人，……这些商人已经或者正变得非常非常之白，确实如此”[4]267！一切被殖民的民族——即一切由于地方文化的独创性进入坟墓而内部产生自卑感的民族——都面对开化民族的语言，即面对宗主国的文化。被殖民者尤其因为把宗主国的文化价值变为自己的而更要逃离他的穷乡僻壤了。他越是抛弃自己的黑肤色、自己的穷乡僻壤，便越是白人[12]9。《午夜之子》中的“库奇纳西恩王公夫人，她患上了白癜风”[4]67，却固执地认为“我(王公夫人)是个受害者，是我心中跨文化关怀的不幸的受害者，我的皮肤是我精神上国际主义的外在表现”[4]67。小说中的白化病和白癜风除了具有生物等自然属性之外，还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属性。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欧洲国家殖民事业的不断发展，“白人至上，余皆劣种”的种族决定论和种族主义政策最为盛行。美国社会学家路斯·菲兰肯伯格(Ruth Frankenberg)认为，“白色象征一种社会结构性上的优势和一种种族的优越性，它(白色)代表了一种视角，白人通过这一视角来审视白人自身，审视别人和社会……，白色指一整套没有标记和无形的文化行为”[13]。“所有那些最出色的人皮肤底下都是白色的，我只不过是脱去伪装罢了”[4]267。白色具有了大家公认的象征性，它涵盖了人类的所有优秀品质：聪明、诚实、文明、勇敢、理性和科学。

“长期的殖民统治已经抹去了本土文化记忆，许多被殖民者以模仿英国人的语气、行为、方式为荣，甚至将白人建构起来的审美标准内化于心：任何非白等同于非美”[14]157。“长得黑多糟糕呀......皮肤一黑就证明你长得不如别人”[4]103！“尽管他表面上对自己成为一个白人很是担心，而且四处求医，但在医生对此束手无策、对病因也无法解释时，他心里其实暗暗高兴着呢，因为他早就对欧洲人的白皮肤羡慕得要命”[4]267。由于长期的殖民统治和奴化教育，殖民地人民逐渐产生了自轻自贱的自卑情结，同时在白人优越论的影响下对白人的特征充满了向往，希望通过模仿白人提升自己。白化病、白癜风作为一种病理现象，却被一些殖民地居民引以为傲，这种被扭曲的、病态的心理下隐藏的就是“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思想。拉什迪将白化病和白癜风转换成一种道德评判和政治态度，批判了欧洲殖民者拒绝承认世界多元化及其狭隘的种族主义思想，最后借王公夫人之死传达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在印度大陆的消亡。

三、国家机器与引流

二十世纪初期，马尔萨斯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席卷了整个西方社会，并迅速传播到了欧洲之外，印度也不可幸免。自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于1798年发表论文《人口原理随笔》以来，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一直在世界各地引发热议，为人口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优生学提供了经济和哲学基础，该理论指出“人类必须控制人口的增长。否则，贫穷是人类不可改变的命运”[15]108。“马尔萨斯提出两类抑制人口增长的方法为：道德抑制与积极抑制。前者指人们通过晚婚、独身、节育来控制出生率；但若人们未能通过道德抑制控制住人口的增长，则恶习、贫困、战争、疾病、瘟疫、供水等各种形式的积极抑制将会使人口减少，以达到人口增长与食物供应间的平衡”[16]46-54。作为人口最多的英国殖民地国家，印度是优生学生存、发展的沃土，这有助于控制人口的爱好者实现其优生目标。

正如莎拉·霍奇斯(Sarah Hodges)所主张的那样，“马尔萨斯人口理论被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中产阶级所吸引，以至于在20世纪初期，印度大多数社会和政治辩论都因人口理论而获得了启发和活力”[17]8。作为一位生活在这一期间，并曾就读于英国剑桥大学的印裔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对于当时流行的马尔萨斯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有一定的了解并受其影响。《午夜之子》中的“纳里卡尔大夫讨厌小孩，但他却是一位出色的产科医生。他一有空就讲课，写小册子，就避孕问题向国人发出警告。“节制生育，”他说，“是全国的首要问题”[4]172。在得知好友对夫妻之间的性交流毫无兴趣之时，“睿智的产科专家脸上掠过一丝快乐的笑容，这位皮肤黝黑满面红光的大夫转眼之间又成为一个狂热地主张实行节制生育的信徒......能够避免生儿育女，岂不是一件很妙的事情——我们人口已经太多，这个国家越来越穷，少添一个倒霉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集中精力来做事，为他们增加一些立足之地啦”[4]263。由于长期存在的殖民主义思想，印度的改革和发展不由自主地受到西方意识的影响。马尔萨斯主义似乎提供了一种优雅，简单，全面的社会改善体系，并吸引了众多具有理想主义和科学倾向的印度人民的想象力，他们受到启发，梦想以国际模式来建立自己的社会。1947年，自印度独立后，政局不稳，内忧外患，连年战乱和政变导致国家陷入饥馑贫困的境地。为了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提高人口质量，印度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进行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然而结果却不尽人意——“尽管到一九六一年这个五年计划结束时......但是最后我还是忍不住要加上一个令人泄气的事实，那就是文盲率没有下降，人口继续攀升”[4]306-307。国际模式在印度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似乎显得水土不服。

“计划生育”(Family Planning)一词是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于1914年至1916年所创。她提出文明社会应该用计划生育来控制人口的数量，而控制人口数量就必须从控制怀孕开始。国际上对于印度节育运动的推动十分“积极”，世界银行试图回避人口过多的世界末日，向印度的计划生育计划提供了数千万美元的贷款，以实施强制绝育计划。1965年，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拒绝向印度提供粮食援助(印度当时仍受到饥荒的威胁)直到它同意鼓励绝育。1975年6月26日，在印度国内，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当她在广播讲话中推出“二十点纲领”后，桑贾伊作为青年国大党的一名领导人，也紧跟着提出社会改革的“四点计划”，即计划生育，整顿城市市容，实行绿化，铲除社会弊端。“桑贾伊青年运动在绝育运动中作用特别突出”[4]610，他坚信人口控制对印度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计划生育应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在计划生育的进程中，没有比“引流”——“输精管切除术”更一劳永逸的方法了。1899年，哈里·夏普(Harry Sharp在美国进行了非医学性的首次输精管结扎术。起初，夏普将输精管结扎术作为治疗手淫的手段，可后来演变成了一种改善人类种族的优生手段，对患有精神疾病或身体有缺陷的底层人民进行手术可以阻止他们生育后代。小说中的“午夜之子”是一群出生在印度独立日午夜时分，并具有超能力的孩子，然而他们的超能力却被视为“一种可耻的生理缺陷……”[4]250，这种“生理缺陷”最终使他们躺在了绝育的手术台上。在绝育运动如火如荼的年代，输精管切除术已经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午夜之子被切除了睾丸和子宫，便失去了生殖的能力……”[4]636紧急状态期间，在计划生育的倡议下，男性和女性都进行了绝育手术，重点是男性，以遏制人口增长[18]49-54。政府对同意接受绝育的人给予奖励；这些激励措施以反贫困利益的形式出现，例如房屋，土地，水井，贷款和金钱[19]7。这些表面上旨在帮助穷人的激励通常包含强制性因素。而且政府并非孤立地采取行动：美国国际开发署，世界银行和联合国都在向印度官员施压，要求他们鼓励绝育。当然，在紧急状态期间，印度政府所采用的方法远比激励措施极端，其结果十分血腥，“这些大夫都很出色，他们做到了万无一失。对我们施行的不是对芸芸众生做的简单的输精管和输卵管切除术，因为那不保险，那有可能进行恢复……对我们做的也是切除术，不过是无法恢复的那种，把睾丸从阴囊里面除去，把子宫割掉”[4]636。众多底层人民丧生于环境恶劣的手术台上，“手术台上悬着灯，大夫、护士绿色的和黑色的，他们的手术衣是绿色的，他们的眼睛是黑色的……”[4]635。还有一些特别激进的政府官员杀害抗议的村民，甚至更多平民在警察的报复中丧生。

正如Mohan Rao在《从人口控制到生殖健康：马尔萨斯算术》[20]45中指出的那样，“紧急状态的人口控制不仅仅具有强迫， 这是“整合”的实验，每个政府部门都将参与其中”[21]795-797。生育作为人类以生命的延续对抗死亡的行为，本身伴随着鲜血和阵痛。而计划生育这种帝国意识形态，结合国家机器的运作，以纯粹理性的话语、现代医学的手段对人民身体的生育加以干涉，将控制生育当成了成了驯服民众的手段。

四、结论

正如福柯所说的，“身体不再是医学研究中的血肉之躯，而是各种权力、机制用以实现政治、社会、文化目的的客观媒介，人的身体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身体的重要性体现在各种社会控制机制、微观权力和规训机构都是通过身体作用于人，达到规训和控制人的目的”[22]27。在《午夜之子》这部小说中，拉什迪通过东西方的医疗实践及身体叙事，重构被殖民地人们的身体话语，从殖民者毁灭性的凝视所造成的肢解和阉割中创造出一个新的主体，同时指明西方文明和精英政治无法指引印度走向现代化。印度要真正达到自治，就要摆脱任何外国的奴役，由印度人全面管理本民族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