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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文学对秘书职业大众认知的建构

2021-12-06贺雷晴

国际商业技术 2021年12期

摘要:秘书职业在立足于现实创作的影视文学中广泛存在,却普遍呈现出配角化、片面化和污名化现象,随着影视作品的传播深刻影响着大众秘书职业认知,使秘书从业者陷入大众认知困境,从影视传播视角建构积极秘书职业大众认知变得刻不容缓。本文结合影视中具有典型性的秘书形象,梳理了影视文学中秘书职业的形象变迁、主要类型及其形成机制,深入探讨影视文学与大众秘书职业的认知的双向建构,从而促进影视文学和大众秘书认知实现相辅相成、双向互动的良性循环。

关键词:影视文学;秘书职业;秘书形象;大众认知

随着近代可视化科技的发展,影视文学成为一种蓬勃发展的后起文学形式。相较于传统文学,影视文学具有更强的传播性和通俗性,对当代大众的认知建构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影视文学的叙事结构和人物塑造中,秘书职业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秘书职业的近身性、从属性和服务性等特点,决定了这一职业形象在影视文学中常常处于附属地位,并且负面形象居多。由于影视作品的不断传播,影视文学中的秘书职业形象深刻影响着大众对秘书职业的认知。本文结合影视文学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影视作品,梳理了影视文学中秘书职业的形象变迁、主要类型及其形成机制,深入探讨影视文学与大众对秘书职业的认知建构之间的关系,有利于促进影视文学摆脱扁平化人物形象塑造的弊病,提升秘书职业形象和大众秘书职业认知,实现影视文学和秘书形象相辅相成、双向互动的良性循环。

一、影视秘书的形象变迁

随着影视文学的不断发展,秘书角色在纵向上呈现出发展性、中心化和多元化。自十九世纪末电影诞生以来,影视艺术一直追随着现代科技不断发展,在此过程中逐步走向成熟与丰富。影视文学中秘书职业形象也发展出三种主要倾向:

(一)从影视创作故事外围走向故事内核

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影视作品中秘书角色基本是透明和隐匿的,譬如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电影《摩登时代》中,秘书只是一个从属于领导的简单附属角色,其存在对于揭示工业大生产背景下资产阶级对人民大众压迫的故事内核来说可有可无。直到1962年的《007》中,秘书角色才真正开始走向聚光灯,逐渐与主角联系紧密。但这部作品中的秘书角色大多为风姿绰约的女性秘书,主要担任故事内核人物的浪漫故事线以衬托男性主角魅力,凝聚男性观众的目光,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独立人物意义。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伴随着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和女性自我反抗意识的发展,秘书形象才开始成为具有内核意义的影视主角。电影《朝九晚五》中的女秘书因无法忍受具有性别歧视的老板的欺压,合力反抗并在公司进行改革;而《上班女郎》中的女秘书因拒绝了男老板的非分要求被降职,之后又奋勇对抗窃取自己想法的新上司。这两部电影分别上映于1980年和1988年,恰好同处于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末期。因此人们通常也将这两部电影与女权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认为《朝九晚五》的“政治思想根源于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促使数百万中产阶级白人女性进入带薪岗位的时期”,而《上班女郎》则“是对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的映射”。[2]秘书角色在影视创作中的地位变迁为秘书形象发展成熟提供了重要先决条件。

(二)由扁平人物发展成为圆形人物

从1962年至2018年,影视秘书角色经历了从故事背景板、寄寓男性幻想的漂亮花瓶、附属于主角反派的工具人到隐含反抗意识的新时代女性以及具有独立人格的多元立体功能性角色的漫长发展过程。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中提到:扁平人物,也称类型人物或漫画人物。他们以最单纯的形式,按照一个简单的意念或特性而被创造出来。譬如,1936年《摩登时代》中的秘书就是一个典型的扁平化角色,其产生于创作者的简单意念,附属于经济大萧条背景下无情压榨劳动者的工厂管理层,只是该作品背景中的具有附属性的人物标签。而在影视秘书角色从“背景板”走向“主角”的过程中,秘书角色也自然而然地发展为更具多元性、立体性与功能性的人物角色。《007》中的女性秘书角色主要是与主角邦德产生浪漫关系的功能性配角,《朝九晚五》与《上班女郎》中的女秘书是表现反抗性、传达特殊时代背景下的女权思想,成为具有象征功能的主角。但这类主角仍旧以功能性为主,立体感不足,是一种鲜明的扁平角色,而非圆形人物。2006年的《穿普拉达的女王》则真正着眼于从事秘书职业的人,不仅表现着秘书形象的职业表现,也探讨了角色们的情感与生活。譬如面临着情感与职业抉择摇摆不定的安德莉亚以及面临挫折悲伤痛苦的艾米丽,她们具有复杂性格特征,并且其性格随着剧情推进不断发展,展现出了新时期秘书形象的多侧面与立体可感,为秘书职业正确的大众认知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秘书角色走向故事内核的过程中,影视秘书形象由扁平人物发展为圆形人物,进一步促进秘书职业影视故事不断丰富。

(三)从秘书角色围绕故事展演变为故事服务于秘书角色发展

早期的电影中秘书角色处于故事圈的边缘,其行为目的围绕故事产生。譬如,电影《007》中的特勤局首领秘书彭妮作为男主角邦德的红颜知己用以衬托邦德充满男性魅力的人物形象,电影中的另一个反派间谍秘书表面上是英国民政府在牙买加基地里的秘书,真实身份是反派诺博士安插在政府部门里的间谍。虽然她在电影中以主角露水情缘与反派工具人的形象同时存在,承担了更多具有实际意义的剧情,但其存在形式仍旧具有附属性和功能性,角色行为目的围绕故事展演,缺乏独立人物意义。不过,随着影视文学的发展成熟,越来越多影视文学作品开始服务于秘书角色发展,立足秘书视角来表达创作主题,遵循秘书职业故事设立剧情主线,深入秘书从业者困境探讨社会现实。1980年电影《朝九晚五》中三位女秘书对老板的反抗是通过女性秘书从业者的职业困境反抗表达着女性反抗意识,是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的映射[2],电影主题围绕女性秘书角色的困境与反抗进行;1986年英国电视剧《是首相》通过首相及其私人秘书、内阁秘书三者的职场斡旋,表达着对政治的揭露与反讽;2006年的电影《穿普拉達的女王》则是从职场新手秘书的成长表现着个人职场奋斗和人生追求。秘书职业故事的丰富促进了多元丰富、真实客观的秘书形象的产生,有助于大众在影视欣赏中潜移默化地形成正面积极的思想认知。

总体来看,影视文学中秘书角色的发展表现为三种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发展倾向,其变化从不同角度促进了秘书形象的多元塑造,呈现为不断丰富的树状结构。这种循序渐进的多元发展有助于影视文学通过影视作品塑造良好秘书形象、传达社会进步思想、建构大众对秘书职业的全新认知。

二、影视秘书的角色类型

影视文学创作的发展与创新使更多具有鲜明代表性的人物和视角丰富的多元故事走向大众视野,秘书影视角色在此基础上呈现出了具有典型意义的角色典型,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秘书角色既服务于影视文学故事本身,亦在影视文学传播过程中对现实产生影响,多元建构出秘书职业的大众印象。影视文学中秘书形象主要分为两类:

(一)正面化、功能性的专业秘书角色

这类秘书角色在影视剧中职能明确,与主题主线联系紧密,在影视剧中分布广泛且对剧情有着深刻影响,能够向大众传达专业秘书形象,对秘书职业形象以及大众认知起到直观建构作用。

该类秘书代表主要有英国讽刺政治剧《是,首相》中的内阁秘书汉弗莱·阿普币爵士和首相私人秘书长伯纳德·伍利,《穿普拉达的女王》中的第一秘书艾米丽、女主角安德莉亚和《金装律师》中的秘书唐娜。除了这些具有明确秘书身份的角色之外,影视文学中还有一部分具有明确秘书职能的隐藏秘书角色,他们从侧面表现出秘书特性,如《红楼梦》中的鸳鸯、平儿、袭人,《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杨修,《琅琊榜》中的梅长苏,《庆余年》的王启年等。

正面化、功能性的秘书角色在影视文学中明确地表现出秘书职业属性和职能,切实地履行着秘书责任和义务,完美体现出秘书的职业特征与品质修养,这类秘书角色对大众秘书职业认知建构具有积极作用。

(二)刻板化、污名化的负面秘书角色

大众对秘书职业的普遍认知大多来自于影视文学的负面秘书形象,即刻板化、污名化的负面秘书形象。

一方面,刻板化的秘书角色在影视文学中往往并不表现秘书职业职能,而是传达部分创作者对秘书形象的刻板印象和职业偏见,映射出这些影视创作者对秘书职业肤浅甚至扭曲的认知观点。影视文学围绕主角安排情节的叙事特点和剧情分配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影视文学创作内核对具有附属性、服务性的秘书职业的轻视。秘书职业因此沦为边缘化的标签化角色,这类秘书角色往往处于故事内核的边缘,人物存在可有可无,人物内涵游离于故事之外。边缘化的影视秘书角色无法展现出秘书的职业素养与个人品质,反而易使大众对秘书的角色印象走向刻板化的认知,不利于秘书职业的人才储备与未来发展。

另一方面,秘书工作的女性化趋势使女性秘书发展成为一个逐渐庞大的工作群体,而秘书职业的附属性与近身性导致了部分创作者产生了对秘书职业游离于现实的妖魔化认知。一些影视创作者将女性秘书与寄寓情欲的男性幻想联系在一起,使秘书职业大众认知走向“污名化”,情色电影中的秘书形象成为了影响大众秘书职业认知的重要因素,如2002年美国情色喜剧电影《秘书》创作了一个与雇主关系特殊的美女秘书形象。情色秘书形象不止来源于情色电影创作需求,也与一直存在的潜在影视创作现象有关。1975年劳拉·莫维尔在《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中提到影视创作中的三重男性凝视,分别是来自于摄像机后创作者的凝视、镜头中男性角色的凝视以及镜头外男性观众的凝视[3]。许多好莱坞经典电影镜头在这个定势上产生,女性角色作为被欣赏和评价的对象出现在电影叙事中,此时的电影镜头大多以展示女性角色被欣赏的特写慢镜头为主,让男性观众通过镜头创作代入剧情中的男性角色来获得视觉快感,引起直观共鸣,满足男性的“窥探欲”与“自恋欲”[6]。影视文学中污名化女秘书形象亦是在此创作机制上形成的一种典型认知符号,创作者将其在摄像机里塑造成了扭曲的媚俗形象,通过女秘书与电影中男性角色的互动进一步满足着电影受众的内心欲望与共鸣。污名化的影视秘书形象促使秘书职业与贪奢淫欲联系紧密,导致了错误的大众认知,也致使秘书职业在现实中被轻视与误解,不利于秘书职业的正向发展。

总而言之,刻板化、污名化的负面秘书形象是影响大众秘书职业认知的重要原因,它们深刻地影响了秘书职业的大众认知,对建构大众秘书职业认知具有消极作用。

三、影视文学与秘书认知的双向建构

影视文学的秘书形象塑造与影视文学发展创新是相辅相成的。塑造影视文学秘书形象有利于充实影视文学故事,也为我国影视职业剧走出发展困境、提高现代都市职业剧专业化程度寻找到合理的路径。优秀的职业剧可以提升秘书职业的大众认知,有利于公众摈弃现有的职业偏见,吸引更多的人才到该行业之中,使国内秘书职业向更具有专业性和职业化的方向发展。实现影视文学与秘书形象相辅相成、双向互动的良性循环要从以下方面进行:

(一)建构良好的大众秘书职业认知要注重正面秘书形象的塑造,通过塑造影视剧中的正面秘书形象,进一步加强大众对秘书职业的积极认知。

这要求影视创作者对秘书职业具有更客观深刻的了解,寻找秘书职业在影视化上存在的全新可能性,创新秘书形象在影视文学上的塑造。同时,秘书职业形象的全新塑造有利于充实影视剧内容,创新影视职业剧创作领域,提高职业剧专业化程度,打破我国影视剧的过分虚浮与去专业化困境。影视创作者应当进一步拓展聚焦对象和职业,将笔触投注在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职业之上,而不止是围绕世界范围内影视文学普遍描写的几个行业进行。秘书职业是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沿革和西方现代秘书理论共同结合探索的具有中国特色和智慧的职业之一,其在各领域各行业都有存在的必要,从秘书职业的角度去描写各种职业剧不乏为一个全新的探索。

(二)建构良好的大众秘书职业认知要对负面秘书形象进行批判和改造,用大众认知的负面定势来传达反抗意识,对影视负面秘书形象提出批驳。

在这一方面,电影《朝九晚五》是一种有意义的表达形式,其通过喜剧的方式对女秘书的困境进行反讽,无疑可以起到警醒作用甚至促发反思。这要求影视创作视角的多元化,要求影视创作者去除职业偏见,从根本上理解妖魔化秘书形象存在的原因,自摄像机的镜头开始传达全新的创作理念,摆脱创作中潜在的过时观念,传达更具有客觀性和真实性的秘书职业现状。处理好负面秘书职业形象有利于秘书影视形象的完善和立体,有利于现代都市职业剧走向更富有内涵的故事主题,也有利于影视受众对秘书职业的客观认知,对大众认知改变有深刻意义。

(三)建构良好的大众秘书职业认知对影视创作和影视欣赏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要求影视创作者在创作中秉持正确的创作目的、追求饱满的故事内核、表达深刻的创作主题,使每个影视秘书形象的人物行为逻辑具有合理的解释,以便于影视受众更好地理解人物的情感倾向。影视受众也要客观看待影视创作中的种种人物符号,更好地理解创作主题和人物内涵,在充分欣赏影视文学创作优点的同时也要合理批判影视文学中的糟粕缺陷,以客观视角看待多元化的影视秘书形象,提高自身的艺术欣赏水平,传达理智的观众需求从而引导影视制作者创作更具受众需求性和认可度的影视作品及影视形象。建构良好的影视人物形象是一个立足于影视文学创作全过程的综合问题,应该在创作循环和创作实践中不断实现。

影视秘书形象随着影视文学的不断发展被影视文学镜头化、艺术化,成为影视文学中的典型形象符号,并且因为影视传播的广泛化、快速化和通俗化深刻地影响了大眾对秘书职业的普遍认知。因此,研究影视文学中秘书职业形象以及其创作者的创作心理机制,对帮助影视文学塑造良好的秘书形象、改变大众对秘书职业的片面认知具有重要作用。影视文学对秘书职业大众认知的建构不仅能够督促影视创作者摆脱低级趣味,寻找更丰富的创作视角,也能帮助影视创作者立足现实,不断创新,从大众中来,到大众中去,承担富有社会推动力的创作责任,使影视文学不再仅仅依附于商业市场,更能在文学领域创造出丰富的艺术形象。

作者简介:

贺雷晴(1998-),女,汉族,广西北海人,江苏大学本科在读,汉语言文学方向。

基金项目:

本文系江苏大学2020年度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2010299067Z。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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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海梅.试论外国影视作品中的秘书形象——以电影《朝九晚五》为例[J].办公室业务,2018(16):75-78.

[3]宋捷.劳拉·穆尔维影像文化理论研究[D].山东大学,2020.

[4]唐诗.女性秘书被“标签化”现象探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6(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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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于嘉欣,朱馨怡,陶丝路,陈媛.影视节目对于大学生就业观的影响[J].新闻研究导刊,2019,10(03):13-16.

[8]朱婧文.劳拉·穆尔维《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解析[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5(02):141-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