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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坏乐崩与《诗》应用的变迁:从歌《诗》、赋《诗》到引《诗》
——以《左传》文本为考察核心

2021-12-06施春华王贞贞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2021年3期

施春华,王贞贞

(1.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四川绵阳 621000;2.四川大学,四川成都 610065)

《诗经》,在先秦时期被称为《诗》或者《诗三百》,其在形成之初,包含了诗歌(文本)、音乐与舞蹈等多种形式,与西周早期的礼乐制度相伴而生。在西周初期通行的“国子”教育体系中,《诗》教作为“乐教”的一部分,以诗乐舞一体的方式,在贵族子弟培育良好德行、塑造言行仪容、熟悉各类礼仪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随着西周礼乐制度的崩坏,国家政治运作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周王室权威不断下降,以天子为主导的大型国家典礼,如祭祀、征伐、嘉赏、宴飨、布政、宣令等不再施行,导致原本用于国家大型典礼的《诗》也逐渐失去了应用的场合。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聘问往来取代了以天子为中心的各类政治典礼,成为当时政治生活的主流。《诗》的应用和功能也随之发生改变,原本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繁复模式开始逐步简化和瓦解,乐、舞的元素逐步消退,而《诗》的文本意义开始逐步凸显,以适应政治社交场合的实际需要。上层贵族以《诗》为主要社交手段,在邦交活动中完成政治生活领域中诸如规谏、请求、斡旋、威慑等诸多功能,在歌舞揖让、朝会燕飨中以歌《诗》、赋《诗》、引《诗》的方式完成政治使命,实现个人理想。在精简化的各类仪式中,《诗》的功用逐步脱离乐舞凸显出来,拥有了独立的主体地位,成为政治外交中表情达意、委婉陈词的必要工具。

追溯春秋时期政治外交场合中《诗》的应用方式的转变,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礼乐制度消退的痕迹:从“歌《诗》”到“赋《诗》”,舞的元素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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