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 瑜

一、问题的提出

“我们的世界由很多盒子组成，企业是大盒子，各种工作是小盒子，盒子里面是坐在工位上的员工。”〔1〕［美］约翰·布德罗、瑞文·杰苏萨森、大卫·克里尔曼：《未来的工作——传统雇佣时代的终结》，毕崇毅、康至军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年版，第2 页。这种高度标准化的就业模式随着后工业社会的转型而分崩离析，在劳动弹性化浪潮中，灵活多元的就业体系逐渐兴起。为了适应就业的变化，我国法学界普遍主张通过立法增设典型（有名）合同，以完善劳动交换〔2〕本文中“劳动交换”是指形式多样的劳务活动，即不以实物形式而以劳动形式为他人提供某种效用的活动。参见《现代汉语词典》（第5 版），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816 页。制度的顶层设计、提升劳动力市场的治理水平。多数学者建言民事立法增加雇佣合同，〔3〕参见郑尚元：《民法典制定中民事雇佣合同与劳动合同之功能与定位》，载《法学家》2016 年第6 期，第57-69 页；朱广新：《民法典之典型合同类型扩增的体系性思考》，载《交大法学》2017 年第1 期，第102-113 页；方新军：《关于民法典合同法分则的立法建议》，载《交大法学》2017 年第1 期，第89-94 页；战东升：《民法典编纂视野下的服务合同立法——日本立法经验及其借鉴》，载《法商研究》2017 年第2 期，第124-132 页；宋夏瀛洁、李西霞：《民法典编纂应回应现实关切——使雇佣合同与劳动合同规范化与体系化》，载《河北法学》2017 年第4 期，第154-167 页；娄宇：《民法典的选择：劳动合同抑或雇佣合同——〈德国民法典〉第 611a 条修订的教义学分析与启示》，载《法律科学》2019 年第5 期，第141-15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