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建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实践中，基层社会治理的水平与成效变得越来越重要。〔1〕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9 年版，第28，30 页。历史地看，就基层治理而言，国家能力建设的最初目标是为了实现“权力下乡”，即解决党政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支配问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国先后探索了街居制、单位制两种治理模式，并在改革开放约20 年之后摸索建立了社区制，基本完成了权力下基层的治理目标。随着经济的发展、新兴科技的进步，社区制迎来了它的强化发展期，但在其治理框架之下也出现了不少旧现象的新表达乃至新问题。当下社区制治理的主要问题表现在，如何在权力的支配力不断增强的同时，推进基层社会自治、共治的实现，并进一步提升个体居民的自主性与美好生活质量。本文试图证明，“熟人社区”治理模式是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可以优化现有社区制治理的改革方案。对一套治理模式的证成，逻辑性地包括三个部分：这一治理模式在道德上的正确性；这一道德正确的治理模式在价值上的可欲性；这一价值上有重要裨益的治理模式在实践上的可行性。对应文章的证立子目标便是：熟人社区的核心概念是自洽的，具有理念上的正当性；熟人社会治理模式能够化解现有实践中的关键难题，具有实践价值上的效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