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政策与执行力:包产到户与农村改革的起步
2021-12-06贾艳敏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1期
贾艳敏
一
通常认为,1978年以后的中国改革,是从农村改革起步的。之所以如此,并不纯粹由于改革的设计,而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长期以来集体化体制下的农业无法解决吃饭问题的困境。1977年12月,中共中央在一份通知中承认,“1976年全国每人占有粮食只有614斤,和1956年一样”,“每个农业人口提供的商品粮只有140斤”(1)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原则同意《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讨论的若干问题》∥[G]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942-955.。这就是说,农业合作化运动完成之后的21年中,中国农业的产出水平没有提高。各省的商品粮生产水平严重不平衡,不少省份没有调出粮食的能力。“江苏、湖南、安徽、湖北、广西一直稳定调出粮食。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内蒙古、贵州,多年来由调出变为调入粮食。四川、黑龙江、吉林、广东、江西过去提供商品粮较多,近年来却大幅度下降。有的已调不出粮食,四川去年反而调进12亿斤。”(2)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讨论的若干问题——汇报提纲[G]∥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943-955.可以这么说,农业生产的落后水平,不仅无法使农民温饱,而且严重制约对城市人口的粮食供应。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当然谈不上所谓现代化建设了。
现代化问题是“文革”末期周恩来重新提出的目标。1975年,他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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