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必应，郝 永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中国古代士人追求“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1]495,但又有“道丧之时，上士乃隐”[2]29之语，故而对仕隐的选择始终是古代士人内心的一对矛盾，每及道丧世衰之际，此种仕隐心态表现尤甚。两宋之际，随着儒学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股批判魏晋隋唐以来的佛、道哲学，复兴儒家学说的思想洪流”[3]2,即理学。在理学发展过程中，朱熹作为南宋理学之集大成者，“全面继承和发展了理学思想，从而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理学体系，可说是对北宋以来的理学思潮进行了一次全面总结”。[3]4南宋时期的理学诠释“虽然注重对心性理命的探讨，但其学术归宿在于经世致用”[4]3，故而理学熏陶之下的士人皆有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5]的终极关怀。而作为“参政主体、文学主体、学术主体三而合一的复合型主体”[6]1，朱熹五十年间历事四朝，有着曲折丰富的仕宦经历，其仕隐心态于诗文之间亦多有体现。通过对朱熹诗文的解读，可以一窥其仕隐心态的变化历程及其原因、影响，此不仅有助于对朱熹著作的理解，更可观其生平、学术与思想。

一、“达”与“穷”的冲突

沈松勤在《南宋文人与党争》中认为：“作为参政主体，南宋文人无不具有鲜明的政治人格。”[6]3朱熹之父朱松一生宦海浮沉，朱熹为其在忧患之间所生的第三子，观朱松为年少朱熹所作之诗，多有“有子添丁助征戍，肯令辛苦更儒冠”[7]44“努力诵书史，从人笑翁夸”[7]24之语，足见朱松在朱熹年少之时便对其寄予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