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胤

(重庆大学 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史学中心,重庆 400044)

一、引言

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467—499)决定自平城迁都洛阳。经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司空穆亮等人两年时间的筹划营建，太和十九年(495)，北魏王室、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学界一般以此为界，划分北魏的历史为前期和后期。作为北魏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洛阳对于研究北魏历史、文化和社会之变迁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历来备受学者关注。围绕着城市历史地理沿革及相关考古资料的研究方兴未艾，近年有关隋唐长安城市空间与佛教信仰的讨论又相继而至(1)相关研究如荣新江：《隋唐长安：性别、记忆及其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7-88页；季爱民：《里坊规划与隋唐长安寺院建筑布局的关系》，见荣新江：《唐研究》第1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05-330页。，为北魏洛阳在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启发良多。

历来有关北魏洛阳及当时佛教和寺院之研究，多离不开《洛阳伽蓝记》中的相关记载。然杨衒之呈现给人们的，是北魏倾覆之前洛阳最后的城市面貌。因此千百年来，人们大多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关注的，只是洛阳最后一瞬的定格，而很少去细忖当时都城佛寺繁华的景象到底是如何演变而来。时至今日，随着北魏洛阳城的考古研究日益推进，出土资料日渐丰富，我们对于城中已知寺院的建立时间有了进一步细究的可能与依据。这就为研究北魏洛阳城在信仰环境下的变迁过程，提供了极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