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雅迪

一、引言

在清廷通过改土归流、开辟苗疆将西南诸省纳入版图，化“异域”为“旧疆”的过程中，贵州“隔一重山即换一种苗”(1)《贵州巡抚陈诜奏为直陈境内各土司情形并进图说折(康熙四十六年二月初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一册，北京：档案出版社1984年，第599页。“苗”在民国以前的文献中泛指贵州乃至西南地区的非汉族群。的族群多样性特征引起了地方官吏的注意。秉持“不别其类，不知其俗，无以识其性情而施政治、修其教”(2)(清)卫既齐修：《(康熙)贵州通志》，康熙三十一年(1692)刻本，卷三十，重庆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27，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第392页。的施政方针，使用绘图与类似今天民族志的方式，对贵州族群进行识别与分类成为官员的一大要务。康熙十二年(1673)本《贵州通志》(下文简称“康志”)已刊有30幅不同族群生产生活的场景图及简介(3)(清)曹申吉修：《(康熙)贵州通志》，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卷二十九，国家图书馆藏。，与诸多以图文并构的形式描绘贵州族群的文本有关联。这类文本被统称为“苗图”，亦有“黔苗图”“百苗图”等名，以册页本为主，每组绘画与文字介绍一种族群的衣冠、历史、地理环境、文化习俗等综合情况。“苗图”现存版本超过百种，藏于中、美、日、英、德等多国。作为“清廷在西南地区进行国家构建的重要载体和工具”(4)席会东：《明清地图中的“苗疆”与“生苗”》，《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0年第35卷第1辑。，这些民族图志反映了清王朝与西南族群的关系。

由于大部分图册无作者、绘制日期等基本信息，对“苗图”的历史溯源始终是学界的热点论题。史载曾有明宣德九年(1434)《贵州诸夷图》传世，(5)(清)钱曾：《读书敏求记校证》，管庭芬、章钰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88页。说明类似文本可能至晚出现于15世纪。目前学界多据李宗昉《黔记》，推测各版本应传抄自陈浩嘉庆初所作《八十二种苗图并说》(6)杨庭硕：《“百苗图”贵州现存抄本述评》，《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杨庭硕：《百苗图对贵州通志苗蛮志的批判与匡正》(上)，《吉首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杨庭硕、潘盛之编：《百苗图抄本汇编》上卷，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年，前言页。。还有观点认为，“苗图”是受乾隆二十六年(1761)初步完成的宫廷制《皇清职贡图》(下文简称“《职贡图》”)的启发产生。(7)胡起望：《东京所见“苗图”概述》，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民族研究论文集5》，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1985年，第167页。然而，除康志图说外，贵州安笼总兵王友询在乾隆七年(1742)前绘制的《苗蛮全图》(8)(清)毛永柏修：《青州府志》，咸丰九年(1859)刻本，卷四十七，《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32，南京：凤凰书社2004年，第273-274页。早于《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和《职贡图》。还有乾隆朝晚期贵州学政陆湘离任时携有一本“苗图”，述及此图册的长诗中“八十二种烦屈指”(9)(清)曹三选：《陆楚青学使黔中还，出示苗图，为作长歌》，(清)师范编《小停云馆芝言》，嘉庆十年(1805)刻本，第二册，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Harvard-Yenching Library of the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藏 ，典藏号：990070373020203941。一句点明其中亦含82个族群。看来康熙朝已至少有与“苗图”类似的图说，乾隆朝曾出现过多种出自不同作者的“苗图”。陈浩不是绘制“苗图”第一人，也不一定是绘制82种“苗图”第一人，“苗图”的产生时间无疑早于《职贡图》。“苗图”传抄史有待重新商榷。

二、绘制者及绘制过程

序言(图1)交代了其制作背景与过程，主要内容如下：

图1 序言(12)(清)陈宗昂：《苗民图四十种》。

……大参戎薛公以丙戌岁自黔南迁守常郡，携有《苗民图四十种》，汇为一册。凡山川、人物、衣冠、装饰洎乎，岁时、伏腊、婚娶、丧葬之类约略，其同与异种种相错落，咸载《省志》无遗。公于退食之暇采风问俗，留心教化，令绘事者描形肖像，并取全志所载，参伍较正……丁亥冬，余来寓鼎城，越月得谒公于官署别业，出是图见示，且命以四体字法各书其说于后。……

时乾隆三十三年……书于鼎城官署之延青斋中。

楚澧后学陈宗昂拜撰。(13)(清)陈宗昂：《苗民图四十种》，写本，柏林民族学博物馆藏，典藏号：ID 46973。

落款时间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是图册制作时间的下限，由此可知“丙戌岁”“丁亥冬”即乾隆三十一(1766)及三十二年。正文中“歷”皆作“歴”，应为避乾隆的讳，而道光的“寧”却未作避讳。补笼苗聚居地作“南笼”，该地嘉庆二年(1797)改为兴义。以上两点均与此处的乾隆朝吻合。

陈宗昂是序跋作者，亦是此书文字部分的书写者，来自楚澧，即湖南澧州，治所在今常德澧县。通过序跋钤印“爱梅”“非赵”及跋文落款“爱梅宗昂又书，时季七十四”可推测，陈的字号为“爱梅”“非赵”，生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应为当地文人。1767年底，陈至常德获见此书，并承薛之请，1768年在常德官署写成此图册的文字部分。绘画是薛从贵州携来的原图还是临摹尚无法确定。笔者目力所及未见与陈相关的史料，但北京琉璃厂九经堂书店1936年售有《陈宗昂墨迹》一册(18)九经堂书店编：《九经堂书籍目录》第一期，北京：九经堂书店1936年，第140页。，可能即出自此人。2012年北京东方艺都春季拍卖会《万横香雪图》的落款亦为“楚澧陈宗昂”(19)北京东方艺都编：《濡古怡心：中国书画》(二)，北京：北京东方艺都2012年，第222页。，题识笔迹、钤印均与此书一致。笔者认为，该图册是陈宗昂手迹。

图2 购买及入藏记录(22)(清)陈宗昂：《苗民图四十种》。

三、柏林本与其他“苗图”及清代史料的关系

目前笔者所见诸本“苗图”中，与此本最相似的是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藏的《苗瑶族生活图》。是书40帧，除西苗、僰人、黑脚生苗为柏林本所无外，其他族群的名称及图文都与柏林本极似，其中29篇说文甚至几乎完全相同。尤其二者绘画不论构图或人物衣冠、表情、动作都基本一致，只有裙摆刺绣等细节不同，可见它们有传抄关系。但二者亦存在若干区别，例如普林本图说未分页，说在图中，且背景留白。另外，柏林本的民家与侬人在普林本中不存。

图3.1 柏林本(23)(清)陈宗昂：《苗民图四十种》。

图3.2 普林本(24)佚名：《苗瑶族生活图》，写本，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藏，典藏号：C-223/No.2146。

图3.3 威尔康本(25)佚名：《佯伶侗瑶僮》，写本，威尔康典藏馆藏，典藏号：WALRAVENS No.99。

图3.4 职贡图(26)(清)谢遂：《皇清职贡图》，写本(复制品)，贵州民族文化宫藏，原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号：中画00004900000。

图3.5 康志(27)(清)卫既齐修：《(康熙)贵州通志》，康熙三十一年(1692)刻本，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藏，典藏号：CHINOIS 1794。

这些文献关于红苗的部分说文能进一步证明它们之间的联系：

红苗在铜仁、松桃所属……习俗与施秉之生苗同，盖一类也。(28)(清)陈宗昂：《苗民图四十种》。(柏林本、普林本、大英本)

生苗在施秉县，红苗在铜仁府，均为一类。(29)《(康熙)贵州通志》，第581页。(康志)

铜仁府属红苗……在其坡东坡西者，……俱系生苗。(30)庄吉发：《谢遂〈职贡图〉满文图说校注》，台北：故宫博物院1989年，第563页。(《职贡图》)

红苗在铜仁府。(31)杨庭硕、潘盛之编：《百苗图抄本汇编》上卷，第84页。《百苗图抄本汇编》下文简称“《汇编》”。(博甲本(32)博甲本即《汇编》收录的贵州省博物馆藏《黔苗图说》，参见杨庭硕、潘盛之编《百苗图抄本汇编》，抄本概述。)

柏林、普林与大英本的这段说文完全相同，《职贡图》的句意也与之基本吻合。与康志一样，这些文献都将红苗与生苗并举。但早在乾志中，红苗说文已不再提及生苗，这是改土归流后湘黔川交界处族群均由“生”化“熟”的结果。(33)席会东：《明清地图中的“苗疆”与“生苗”》。博甲本等大部分存世版本亦不在红苗条目中提及生苗，而将生苗单列。柏林本最显著的特点是在强调各族群归化嬗变的基础上仍保留有改土归流前朝廷对贵州各族群的认识和态度。

四、族群分类与命名法

与含82种族群的版本相比，柏林本篇幅不及其一半，尤其开辟苗疆后新设“新疆六厅”(34)即古州、八寨、丹江、清江、抬拱、都江。的族群多不在此本中，对族群分类与命名的方法也与其他版本有诸多不同。首先，多个在后世图册中单列的族群在柏林本中仍与其他族群并举。除上文的红苗、生苗外，紫姜苗、九名九姓苗也同康志一样被置于同一组图说中。其次，多个族群尚未在内部进行细分。如龙家尚未被清晰地分为狗耳龙家、曾竹龙家、大头龙家、马镫龙家和白龙家，因此柏林本一方面以“龙家子”这个总称命名狗耳龙家(图4)，另一方面却又将马镫龙家单列。第三，数个族群的名称与其他版本不同。最典型的是罗汉苗，大部分其他版本有阳洞罗汉苗和罗汉苗这两个条目。罗汉即侗语“lagx hank”的音译(35)(清)徐家干：《苗疆闻见录》，吴一文校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69页。，指男青年。前者为黎平府原西山阳洞司的侗族，后者是八寨、丹江的侗族，两个条目的图说完全不同。而柏林本只有罗汉苗一个条目，实际却指涉其他版本的阳洞罗汉苗，可见在制作柏林本时，八寨、丹江的罗汉苗尚未被纳入“苗图”，即便省略“阳洞”二字亦不会产生歧义。

图4 龙家子 (36) (清)陈宗昂：《苗民图四十种》。

(一)大肚苗、短裙苗、蔡家的图文关联

大肚苗说文如下：

大肚苗，八寨及都匀府属皆有之。终年力作不倦，男女衣俱尚青。惟妇人无裤，裙长不盈尺，系于脐下。婚姻先苟合而后通媒妁，以牛只布疋为聘。多饲鸡鸭，采紫草售卖为生。(39)(清)陈宗昂：《苗民图四十种》。

美国金洲2020年秋季拍卖会上的一套“苗图”(下文简称“金洲本”)中有一幅《大肚苗赶场图》，其说文有诸多相似之处：

此种名为大肚苗，在都匀之东，与九股、丹江比邻而居。性狡悍，喜报复，动肆杀掠。耕而不织，多养鸡鸭。又其地产紫草，每特以入市易买他物。上衣尺余，仅□两乳，下裙长七八寸。男女无异。初生三日即以冷水洗之，故长成不畏寒暑，腰腹尽露。此又苗夷中之贫而劣者。(40)佚名：《苗图十二种》，写本，旧金山私人藏，金洲拍卖有限公司2020年秋季拍卖会Lot 87，https://www.goldenstateauction.net/m/lot-details/index/catalog/47/lot/12214/，访问日期：2021年6月10日。

与柏林本不同，此文未提及“八寨”这一雍正朝新设置的地名，还有大量偏见性描写，暗示着金洲本或其母本的绘制时间可能早于柏林本。开辟苗疆以前，黔东南都匀与黎平府间尚有大面积未纳入朝廷直接管辖的“内在疆界”(41)席会东：《明清地图中的“苗疆”与“生苗”》。(internal frontier)，生活在此处的族群“寨分千余，人丁户口不下拾数余万，皆系生苗”(42)《新授贵州巡抚张广泗奏报化导生苗开通苗疆情形折(雍正六年八月二十日)》，张书才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13》，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22页。，故有“生苗界”之名。“大肚”是该地区西缘的一个地名，与都匀府东缘接壤，曾是“生苗之门户”(43)《云贵总督鄂尔泰奏报贵州八寨生苗招抚完竣事宜折(雍正六年八月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13，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37页。，常被记为“大肚坡”或“大肚婆”。如《镇远府志》载，崇祯时“苗以无田乏食，纠连九股……诸苗及江外丹章、鸡讲、大肚婆、高坡诸苗大肆猖獗。”(44)(清)蔡宗建修：《(乾隆)镇远府志》，乾隆刻本，卷二十，《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16，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174页。《麻江县志》在描述都匀府政治区划时称“东抵大肚坡无管生苗烧茶寨七十里”(45)拓泽忠、周恭寿修：《(民国)麻江县志》，卷二，《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18，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342页。，与金洲本对大肚苗地理位置的描述相同。烧茶寨即今丹寨县西部的烧茶乡，大肚应位于此地附近。早期地图如《康熙内服分省分府图》(46)(清)蒋廷锡等编：《康熙内府分省分府图》，民国石印本，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典藏号：990102440540203941。(图5)中，都匀以东的生苗区正是被标注为“生苗大肚坡界”。由此可见，作为都匀府与生苗区的界线，大肚还曾作为一整块黔东南内部疆界的代称，“大肚苗”应是地方官员和文人根据地名给予这一区域族群的他称。

图5 生苗大肚坡界 (47)(清)蒋廷锡等编：《康熙内府分省分府图》。

雍正六年(1728)，开辟苗疆的行动即从此处展开。六月“大肚、小肚、乜告等数十余寨于十四五六等日俱相率归诚。”(48)《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委员招抚黎平镇远都匀等处生苗情形折(雍正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13》,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8页。大肚、小肚、乜告与今丹寨县扬武镇大豆、小豆、密告村音近，此三地紧邻烧茶乡，大豆可能即大肚的今址。十月“官兵目今驻扎大肚婆，招抚各寨。”(49)《湖广总督迈柱奏陈剿抚古州八万地方汉奸苗蛮情由折(雍正六年十二月初二日)》，《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14》,第106页。同年，清廷在此处设八寨同知，大肚生苗至此乃被纳入版图，大肚这一地名也随之消失于史料中。

大部分其他版本中生活在八寨的族群有一种名为“短裙苗”，其说文如下：

短裙苗都匀八寨有之。男子穿短衣宽裤。妇人短衣，无领袖，前不护肚。下身穿裙，不穿裤，其裙长只五寸许，极厚而细，折聊以蔽盖而已。常采紫草为生……(50)杨庭硕、潘盛之编：《百苗图抄本汇编》下卷，第579页(刘甲本)。

显然短裙苗的地理位置、衣着乃至生产生活方式都与大肚苗一致。如今丹寨的主要民族之一仍被称作短裙苗，他们自称qa33nau33，操苗语中部方言，是苗族的一支。(51)李廷贵：《雷公山上的苗家》，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前言第1-5页。另参见吴泽霖《贵州短裙黑苗的概况》，《东方杂志》1939年第36卷第16号。陈国钧：《清水江苗夷的分布》，吴泽霖、陈国钧编《贵州苗夷社会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81-85页。柏林本大肚苗绘画(图6.1)的着眼点在于女性敞胸露怀、大肚便便的形态，但这与说文对其衣着的描述并不吻合，而像对“大肚”一名的附会之笔，是汉族官吏视角下对风俗不符合儒家礼教的“化外生苗”的形象重构。而在民院本(52)民院本即《汇编》收录的贵州民族学院藏《百苗图》(残本)，参见杨庭硕、潘盛之编《百苗图抄本汇编》，抄本概述。等版本中(图6.2)，短裙苗绘画构图及人物细节与柏林大肚苗非常近似，暗示着这些短裙苗的绘画与大肚苗同源，但女性上衣被改绘，抛弃了原先对大肚的附会，更注重文与图的契合度。可见大肚苗即“苗图”中出现频率更高的短裙苗的另一早期他称，可能随着“生苗界”的消失，大肚这一原军事要地的重要性逐渐降低，大肚苗这一称呼渐便被短裙苗取代，仅有柏林本等极少早期版本含大肚苗。但其图文并未被弃置，而是被复制、改写到部分版本的短裙苗中。大肚苗的销声匿迹反映了清廷消除“内在疆界”、化“生苗”为“熟苗”的进程。

图6.1 大肚苗(53)(清)陈宗昂：《苗民图四十种》。

图6.2 短裙苗(54)杨庭硕、潘盛之编：《百苗图抄本汇编》下卷，第578页(刘甲本)。

图6.3 蔡家(58)(清)木孔恭：《黔苗图说》不分卷，写本，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典藏号：990089863330203941。

上文已述，此书将两个族群并举的情况屡见不鲜，但27帧却罕见地将6种族群归于一条：

显然上文正是柏林本此条说文的出处。然而，这段文字亦不完全出自原创，宋人范成大对瑶人的记录如下：

岁首祭盘瓠，杂揉鱼、肉、酒、饭于木槽，扣槽群号为礼。十月朔日，各以聚落祭都贝大王，男女各成列，连袂相携而舞，谓之“踏瑶”。意相得，则男咿呜，跃之女群，负所爱去，遂为夫妇，不由父母。其无配者，俟来岁再会。(65)(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校注》，严沛校注，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54页。

图7.1 佯伶僮侗瑶 (66)(清)陈宗昂：《苗民图四十种》。

图7.2 伶家苗 (67)佚名：《黔苗图说》五十七开，写本，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结 语

柏林民族学博物馆藏《苗民图四十种》是乾隆朝贵州参将薛隆绍组织、湖南文人陈宗昂参与制作的关于贵州族群的图志。早期“苗图”制作者常是地方官吏，他们始终关注贵州政治区划的变更、各族群与官府的互动，把制作“苗图”实现对族群的识别与分类视为治理贵州的重要手段，在图册中使用了政治话术，也注入了个人主观感情。柏林本与普林本等“苗图”、康志、《职贡图》的传抄关系表明，颇具稳定性的描绘贵州族群的图文母本至迟在康乾时期已成型。而柏林本对前朝史料的大量征引及后世版本对柏林本图文的移植挪用也说明，在“苗图”制作中，图文的固化现象比比皆是，信息的时效性与纪实性常被忽略，图册中有相当大比例艺术加工的成分。作为一本罕见的清代早期“苗图”，柏林本的绘制时间距离清廷改土归流、开辟苗疆不甚相远，因而与大多数其他版本不同的是，这本图册仍留存有大量对“化外生苗”与“内部疆界”的叙事，但同时也反映了朝廷在贵州多民族地区开展秩序重构的过程，是一个“承上启下”的特殊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