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雅迪

一、引言

在清廷通过改土归流、开辟苗疆将西南诸省纳入版图，化“异域”为“旧疆”的过程中，贵州“隔一重山即换一种苗”(1)《贵州巡抚陈诜奏为直陈境内各土司情形并进图说折(康熙四十六年二月初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一册，北京：档案出版社1984年，第599页。“苗”在民国以前的文献中泛指贵州乃至西南地区的非汉族群。的族群多样性特征引起了地方官吏的注意。秉持“不别其类，不知其俗，无以识其性情而施政治、修其教”(2)(清)卫既齐修：《(康熙)贵州通志》，康熙三十一年(1692)刻本，卷三十，重庆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27，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第392页。的施政方针，使用绘图与类似今天民族志的方式，对贵州族群进行识别与分类成为官员的一大要务。康熙十二年(1673)本《贵州通志》(下文简称“康志”)已刊有30幅不同族群生产生活的场景图及简介(3)(清)曹申吉修：《(康熙)贵州通志》，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卷二十九，国家图书馆藏。，与诸多以图文并构的形式描绘贵州族群的文本有关联。这类文本被统称为“苗图”，亦有“黔苗图”“百苗图”等名，以册页本为主，每组绘画与文字介绍一种族群的衣冠、历史、地理环境、文化习俗等综合情况。“苗图”现存版本超过百种，藏于中、美、日、英、德等多国。作为“清廷在西南地区进行国家构建的重要载体和工具”(4)席会东：《明清地图中的“苗疆”与“生苗”》，《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0年第35卷第1辑。，这些民族图志反映了清王朝与西南族群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