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艳玲，董航宇，唐云霓

(北京化工大学 文法学院，北京 100029)

一、问题的提出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意见》指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需完善党全面领导的基层治理制度[1]。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2]，这无疑为基层社区治理指出一条明路，构建居民协商自治、多方主体参与的基层社区共同体是实现社区治理变革的有效进路。然而，从实践来看，中国基层社区治理却面临着诸多问题：各主体具备地域意义上的“共同体”，却没有功能意义上的“共同体”[3]，共同体中的社区居委会承担着较多的行政职能，对于社区事务承担了行政性领导角色，社区居民的自治意识、参与感与认同感受限[4]，存在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低、民主意识欠缺的“奥尔森困境”[5]；社区自治能力较低、治理要素较为分散、治理体系协作效率有待提升[6]等。为实现基层社会的重构，基于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社区多元共治的改革话语在学术界开始出现，城市基层社会呈现出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三社联动的治理格局[7]，但基层治理仍未摆脱街居制时期居民自治能力欠缺及行政化困境，基层治理“内卷化”现象较为突出[8]。在国家—社会关系的分析范式下，党组织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的引领功能并未有效发挥。

随着党在国家治理体系的作用凸显，需要重视政党在场的国家—社会关系[7]，即政党—政府—社会范式在基层社区治理的引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