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际银

(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 人文学院,天津301811)

诗歌创作具有鲜明的社会性特征,因为作者的创作动能源于本人的现实生活。作品需要走向社会接受社会成员的检验,在诗歌创作与传播的过程中,作者、作品、读者(受众)缺一不可。其中,作品是联系作者与读者的重要媒介,读者对作品的接受(正面肯定与负面否定)则是作品得以传播的标志。就传播史而言,并非所有诗歌都能够得到真正意义的(较长时间、较大空间)传播,传播广远的乃是著名之诗作。可见,名作是评判诗人历史地位、价值影响的重要标准。

李商隐被公认为唐代著名诗人,其卓著声名得益于较多数量的诗歌名篇。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将李商隐传播广泛、影响深远、最为知名的诗歌作品作为基本研究对象加以分析。

一、李商隐诗歌名篇之确定

(一)选择名篇的标准

确定李商隐诗歌名篇的主要依据,是自晚唐以来载录李商隐诗歌、诗事的文献典籍。通过此类典籍,既可以了解李商隐诗歌在其生前流传的相关情况,也可以获知其诗歌在其身后历代的传播状况。

可以作为选择评定李商隐诗歌名篇的典籍,大体包括晚唐以来的诗歌选本、诗评诗话、史传笔记、小说等。其中,诗评诗话、史传笔记、小说之类大多着眼于作品风格特征、创作本事等,不免失于阐释细碎、夸饰猎奇而疏离本体(诗歌作品),参考价值相对较低;而诗歌选本选录的是诗歌完篇(极少节录一首诗的部分诗句),更能展现选录者的立场与审美标准,当然也更易于读者诵读与流传。

基于以上考虑,自晚唐五代以来的唐诗选本都可作为确定李商隐诗歌名篇的主要依据。但是,自晚唐以来的唐诗选本甚夥且良莠不齐,难以将其全部收集查阅,况且诸如专选某体(如《瀛奎律髓》《万首唐人绝句》)、某派(如《唐代边塞诗选》)、某时期(如《晚唐诗选》)、某个人(如《李商隐诗选》)或未录李商隐诗(如王安石《唐百家诗选》)的选本,代表性不强。此类选本,除特殊情况(如《唐诗鼓吹》为金元代表选本)外,概不作为参照对象。因此,笔者选择《才调集》《唐诗鼓吹》《唐诗品汇》《唐诗别裁集》《唐诗三百首》《唐诗鉴赏辞典》等涵盖面较广的古今代表性唐诗选本,对所录李商隐诗歌作品进行详细统计,将其中入选比例较高的作品认定为李商隐诗歌的名篇。

(二)李商隐诗歌名篇实名录

笔者选择12部诗歌选本作为确定李商隐诗歌名篇的主要依据。这12部诗歌选本是：唐·韦庄《又玄集》,五代·韦縠《才调集》,宋·周弼《三体唐诗》,金·元好问《唐诗鼓吹》,元·杨士弘《唐音》,明·高棅《唐诗品汇》,明·陆时雍《唐诗镜》,清·玄烨《御选唐诗》,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清·孙洙《唐诗三百首》,萧涤非等《唐诗鉴赏辞典》,中国社科院编《唐诗选注》。这些是各时代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选本。

据统计,李商隐的诗被3部及3部以上选本分别录入的,共计48首,具体篇名①以下所列诗歌,一般只标出诗题,但有的出自组诗(如《马嵬二首》)、同名诗(如《乐游原》)或近名诗(如《宫词》《汉宫词》等),则在诗题后括号内列出此诗的第一句,如《无题二首》(昨夜星辰昨夜风),以免混淆。及选本收录次数如下：

被3部选本录入的诗歌为19首：《安定城楼》[1]289、《落花》[1]553、《晚晴》[1]686、《韩碑》[1]908、《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1]1225、《杜工部蜀中离席》[1]1278、《重过圣女祠》[1]1480、《齐宫词》(永寿兵来夜不扃)[1]1532、《风雨》(凄凉宝剑篇)[1]1559、《无题二首》(凤尾香罗薄几重)[1]1615、《无题四首》(飒飒东南细雨来)[1]1633、《微雨》(初随林霭动)[1]1803、《泪》[1]1820、《春雨》(怅卧新春白夹衣)[1]1969、《代赠》(杨柳路尽处)[1]2010、《代赠二首》(楼上黄昏欲望休)[1]2012、《为有》[1]2048、《忆匡一师》[1]2153、《河清与赵氏昆季燕集得拟杜工部》[1]2183。

被4部选本录入的诗歌为9首：《茂陵》[1]607、《瑶池》(瑶池阿母绮窗开)[1]623、《哭刘艹贲》[1]1048、《对雪二首》(寒气先侵玉女扉)[1]1066、《二月二日》[1]1325、《蝉》[1]1135、《隋宫》(乘兴南游不戒严)[1]1548、《宫妓》(珠箔轻明拂玉墀)[1]2076、《宫词》(君恩如水向东流)[1]2079。

被5部选本录入的诗歌为7首：《富平少侯》[1]1、《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1]76、《重有感》[1]138、《无题二首》(昨夜星辰昨夜风)[1]428、《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1]1625、《无题四首》(来是空言去绝踪)[1]1632、《龙池》(龙池赐酒敞云屏)[1]1648。

被6部选本录入的诗歌为5首：《寄令狐郎中》[1]580、《汉宫词》(青雀西飞竟未回)[1]587、《九成宫》(十二层城阆苑西)[1]1658、《促漏》[1]2041、《乐游原》(向晚意不适)[1]2168。

被7部选本录入的诗歌为4首：《夜雨寄北》[1]1355、《贾生》[1]1689、《碧城三首》(碧城十二曲阑干)[1]1847、《嫦娥》[1]1887。

被8部选本录入的诗歌为2首：《马嵬二首》(海外徒闻更九州)[1]336、《锦瑟》[1]1579。

被9部选本录入的诗歌为2首：《筹笔驿》[1]1471、《隋宫》(紫泉宫殿锁烟霞)[1]1551。

上述48首诗约占李商隐现存诗歌总数(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录608首)的1/12。这些诗歌基本上包括了人们普遍认同的名作,其中《无题二首》(昨夜星辰昨夜风)、《贾生》、《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乐游原》(向晚意不适)、《夜雨寄北》、《马嵬二首》(海外徒闻更九州)、《锦瑟》诸作,更是被多数选本收录,成为李商隐诗歌流传非常广泛、影响极为深远的名篇。笔者即以此处入选的近50首诗歌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具体的探究分析。

二、李商隐诗歌名篇的基本特征

(一)题材内容：人生感受

李商隐诗歌名篇的题材内容是有所侧重的,其侧重点大致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反映重要人物事件。“马嵬之变”与“甘露之变”是李商隐关注的两大当代事件,后者发生在作者生活时限内。《马嵬二首》(海外徒闻更九州)是专门针对玄宗的,“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重有感》则缘于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发生的“甘露之变”,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曾三次上疏,询问被宦官仇士良杀戮的宰相王涯的罪名,对仇士良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李商隐在诗中肯定刘从谏的同时,“不免望之殷而责之切,故诗中每于祈望之中微露不满、焦急与愤郁”[1]147,其忠君爱国之深情溢于言表。李商隐的咏史诗意多在借古讽今,如《贾生》中汉文帝“不问苍生问鬼神”、《汉宫词》讥刺汉武帝追求神仙、《齐宫词》咏齐废帝荒淫昏愦、《隋宫》(紫泉宫殿锁烟霞)对隋炀帝“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的追问,在作者所经历的现实社会之中都有相对应的人物事件。

二是表达真挚情感。此类作品多为选评家关注,除了历来引人注目的《无题》诸作,表达夫妻深挚爱情的《夜雨寄北》及悼亡诗《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也都十分感人。情感之中固以爱情居首,友情亦是重要方面,如《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以“相思迢递隔重城”再现怀想挚友之真切,《哭刘》用“巫咸不下问衔冤”诉说亡友之冤屈,《忆匡一师》则借“童子开门雪满松”表达对僧人静雅生活的向往。

三是抒写人生况味。李商隐一生,不仅有文人常遇的“才高运舛”,而且多遭世人非议与白眼,李商隐对人生之体味远远超越他人。他的不幸,很大程度上是所谓背叛令狐父子造成的。在其七首寄赠令狐纟匋的诗作中,大多直接表达希求宽解、汲引的意愿。《寄令狐郎中》所云“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虽乞援望荐之意不显,但因与令狐交恶而致的身世落寞之感是明确无误的。在饱受“新知遭薄俗,旧好隔良缘”(《风雨》)的冷落凄凉、“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安定城楼》)的猜疑忌恨、“朝来灞水桥边问,未抵青袍送玉珂”(《泪》)的屈辱之后,他开始向往“沧波坐渺然”“漂荡钓鱼船”(《河清与赵氏昆季燕集得拟杜工部》)的放情江湖。他的迟暮心境与感受在《乐游原》(向晚意不适)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二)主题意旨：深幽多义

李商隐诗歌表现出极为普遍的“主题多义”。对某作品之含义有不同的理解,曾在一些诗人的诗歌中出现(如李白《蜀道难》),但李商隐的著名诗作几乎每一首都是含有歧义(多义)的。如历代对李商隐《汉宫词》的解读：宋人罗大经认为是“讥武帝求仙”[2];清人沈德潜认为“言求仙无益也。或谓刺好神仙而疏贤才,或谓天子求仙,宫闱必旷,故以宫词名篇,以宫女比相如,穿凿可笑”[3]275;近人俞陛云则认为“此殆借酒以浇块垒,自嗟其身世也”[4]。对《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的理解,或称“此追忆昨夜之景而思其地,谓身不能至,而心则可通也”;或称“直是艳语耳。杨眉庵谓托于臣不忘君,亦是故为高论,未敢信其必然”;或称“盖叹不得立朝,将为下吏也”;或称“实是妓席之作,不得以寓意曲解”。[5]2435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尤其是主题争议最多、争议时间最久的《锦瑟》,自宋迄今,关于其主旨众说纷纭,有“令狐青衣”“咏瑟”“悼亡”“自伤”“诗序”“伤唐祚”“寄托令狐”“情幻色空”“政治”“情诗”等说。[6]

(三)形制体式：律诗为主

就诗歌形制表征而言,人们着意于李商隐格律诗中的手法多样、情婉境美之作。在李商隐流传较广的50首左右的诗歌中,只有《代赠》(杨柳路尽处)、《韩碑》是古体(前者为五七言杂体,后者为七古),其他皆为五七言律绝。这既证明了李商隐以律诗创作为主的创作实况,也说明五七言律绝的形体较为短小更加有益于传扬流播。至于表现手法,有用典,如“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隋宫》);有议论,如“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有对比,如“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马嵬》);更多的则是比兴象征,如“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汉宫词》),“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安定城楼》),“莫向尊前奏花落,凉风只在殿西头”(《宫辞》)。在抒情表意上,入选的诗歌多为抒情诗,抒情方式虽有《哭刘艹贲》之沉痛、《马嵬》之讥讽,更多的则体现为深情婉转,如《锦瑟》《夜雨寄北》及《无题》诸作莫不如此。与比兴象征、深情婉转相适应,李商隐诗歌的意境总体上呈现偏于阴柔之美的婉美、凄美、深美。

(四)语言运用：警句佳词

诗歌篇幅相对短小,精炼的语言理应成为其基本属性,而经过作者精心推敲的名言奇句,尤其为读者及选家所关注。李商隐的诗歌名篇多含精警奇妙的语句,如“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锦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乐游原》),“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韩碑》),“管乐有才终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筹笔驿》),“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无题》),“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无题》),“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无题》),“天意怜芳草,人间重晚晴”(《晚晴》),“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嫦娥》),等等,都是普通读者耳熟能详或遇之心动的佳句。一般说来,从成名诗人的作品中寻找名句并不困难,但相当多的诗人或有佳句而无佳篇(如谢灵运《登池上楼》),或多佳篇而少佳句(如陶渊明、孟浩然),或佳篇佳句俱少(如“初唐四杰”与“沈宋”)。像李商隐这样工于律体而名篇佳句俯拾即是,且或胜于煅炼、或胜于律对、或胜于用典、或胜于绘景、或胜于抒情、或胜于表意、或胜于构境者,实为罕见。窃以为,李商隐堪比肩于老杜。

以上四个方面,是历代选评者关注李商隐诗的重点所在,也是李商隐诗歌名篇形成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使得李商隐的诸多诗歌能够穿越时空,成为历代传颂的不朽之作。

三、李商隐诗歌名篇的传播状况

(一)传播载体

这里所讲的“载体”,是指选录品评李商隐诗歌名篇的文字材料。主要包括：唐代诗歌选本(如宋人周弼《三体唐诗》、金人元好问《唐诗鼓吹》、明人高棅《唐诗品汇》、清人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及孙洙《唐诗三百首》、今人萧涤非等《唐诗鉴赏辞典》),诗评诗话(如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明人杨慎《升庵诗话》、清人纪昀《纪河间诗话》),史传笔记(如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明人杨慎《丹铅总录》、清人方东树《昭昧詹言》),总集别集(如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明人孙绪《沙溪集》、清代《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名物专书(如宋人江少虞《事实类苑》、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小说(如宋人李昉《太平广记》),等等。如此众多的各类材料,其职能作用各有侧重——选本用以选择录入具体诗歌作品,诗话重在对其品说评鉴,史传笔记偏于叙述相关本事,名物专书多为考证典故,小说则是将诗歌(或诗人)敷衍成情节故事,总集别集多是因诗成诗(模拟、应和原作)。

如果将诗歌作为本体坐标加以观照,选本因录入诗歌原作属于直接传播,其他则属于间接传播。在间接传播的诸多方式中,诗话、笔记等对诗歌传播之作用皆为人所熟知,此处拟就别集中出现的模拟李商隐的“和诗”略作解说。

对李商隐著名诗篇的模拟行为,宋代已流行,最早者或为北宋陈师道。陈师道身为江西诗派“三宗”之一,常发忧苦之情,而在其《后山集》卷八却录有《拟李义山柳枝词五首》,模拟李商隐且择其《柳枝》类明媚轻松之作,真真值得体味。与陈师道同时的张耒有七绝《效李商隐》,另有吕南公《夜拟李义山四更四点》《反李义山人欲篇》,以及王之道《追和李义山赋菊二首》。元代以降,文人对李商隐《无题》诗情有独钟,如明人宋公传编撰的《元诗体要》列有“无题体”,有序云：“无题之诗起于唐李商隐,多言闺情及宫事,故隐讳不名而曰《无题》。其间用隐语如‘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之类。可见此编效颦于李,观其辞运意之精,亦庶几前人之可及矣。”[7]《元诗体要》收录马祖常、张翥、虞集等人以《无题》命名的七言律绝共18首。明人杨基《无题和唐李义山商隐》共5首,亦有序曰：“尝读李义山无题诗,爱其音调清婉。虽极其秾丽,然皆托于臣不忘君之意,而深惜乎才之不遇也。客窗风雨读而悲之,为和五章。”[8]442在这五首诗后,杨基附录沈通理《次韵无题五首》[8]443-444。李梦阳《空同集》卷二十九所录《无题戏效李义山体》虽属戏笔,其格致盖出于玉溪体式。清代《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卷五十七载录元人吕诚题为《仿李商隐》的诗歌,显系模仿李商隐《无题二首》(昨夜星辰昨夜风)。

对于仿作,历来评家多不屑一顾或视为俗劣,但被模仿的作品(排除奉和应制之类),或本身便是名作,或因人模仿而成为名作。就李商隐而言,后世作者所模拟的诗歌大多是其名篇。可见,模拟原作也可视为名诗传播载体(途径)之一。

(二)传播轨迹

按照时代进行纵向考察,可知有意识地选录、传播李商隐诗歌的工作始于唐末。在现存13种唐人选唐诗选本中,《翰林学士集》《中兴间气集》等10部选本产生的时间都早于李商隐生活的时代。《极玄集》的编者姚合虽与李商隐生活在同一时期,但其选编原则为“合于众集中更选其极玄者”[9],所录诗歌是从此前的选本中精选而成,故未录李商隐诗作。唐末五代,韦庄《又玄集》、韦縠《才调集》编成,都选录了李商隐的诗歌。《又玄集》仅录李商隐诗5首,其中的《碧城》(碧城十二曲阑干)、《对雪》(寒气先侵玉女扉)二诗为后来多种选本所录,属于名作。《才调集》选录李商隐诗40首,数量较多,原因在于韦縠“生五代文敝之际,故所选取法晚唐,以秾丽宏敞为宗”,意在“救粗疏浅弱之习”[10],其中《马嵬二首》(海外徒闻更九州)、《泪》等十余首诗堪称名作。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一录有一则《九日》诗的本事,同期孙光宪《北梦琐言》亦录入此事。

李商隐诗歌传播到宋代臻于兴盛。这既表现在选录品评李商隐诗歌之人员众多,也表现在承载文体的多样。李昉《文苑英华》《太平广记》、郭茂倩《乐府诗集》、罗大经《鹤林玉露》、朱胜非《绀珠集》、曾慥《类说》、江少虞《事实类苑》、洪迈《万首唐人绝句》、阮阅《诗话总龟》、计有功《唐诗纪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魏庆之《诗人玉屑》、洪迈《容斋随笔》等,皆为宋或其后学人所重视之著述。它们载录诗作、品评得失、解释典故、因诗衍事,使得宋人对李商隐其人更为熟知,对其诗(特别是名篇)的理解更加深入精细。宋代对李商隐诗歌的大量而精深的研究,为后世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资料素材、理论依据、观照视角。

元代虽时限不长、文明不昌,但诗宗唐风。辛文房《唐才子传》不独详载李商隐生平经历、诗歌特色、地位影响,且记录索解了其与令狐氏关系密切的名诗《九日》。杨士弘《唐音》录入李商隐七律10首、七绝17首,大半是公认的名篇,数量超过王维、王昌龄等名家。《唐才子传》对唐诗研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唐音》也以其鲜明的“宗唐”色彩“对整个明代诗坛的复古思潮有着深刻的影响,明人选评唐诗,基本上未脱此书之域囿”[11]。

明代文人热衷于宗派斗争,自明初“台阁体”始,“茶陵派”、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等,各持主张且相互诘难,但始终是以唐诗为重要坐标。明人最喜刻书,更利于唐诗扩大影响与传播,李商隐的诗歌名篇大都被收入《唐诗品汇》《唐诗镜》等明代唐诗选本。

清代是对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与理论进行总结的时期。王士禛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翁方纲的“肌理说”、袁枚的“性灵说”,或以诗为诗、或以唐为诗、或以宋为诗、或以情为诗,形成争雄斗勇之势,但他们都无法回避唐诗。如王士禛曾投入大量精力选编《唐贤三昧集》(皆为盛唐诗)、《唐人万首绝句选》等唐诗选本。热爱唐诗者最应感谢的当是沈德潜,他借“格调说”弘扬唐诗,又利用《说诗晬语》阐析诗学理论主张,更重要的是选编了十分重要的唐诗选本《唐诗别裁集》。《唐诗别裁集》贯彻“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以“微而婉、和而庄”及“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感神明”[3]序1为选编标准。与《唐诗别裁集》同时成书的《唐诗三百首》,是迄今流传最广的唐诗选本,所选多为浅显易懂、上口成诵的名篇。李商隐的诗歌在这两部著名的选本中都占有重要位置。

近现代有关李商隐诗歌传播情况,此处不拟细论。仅将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类报章期刊评析李商隐诗之文章的情况作一说明：文章120余篇,涉及《锦瑟》的最多(约50篇),评析《无题》诸诗者数量次之(30余篇),评析《夜雨寄北》《贾生》《乐游原》《嫦娥》《安定城楼》等诗者数量再次之;文章所评诗歌多属名篇。由此可知,古今对李商隐名诗的确定标准相去不远。

(三)传播视角

历代的李商隐诗歌传播者(选或评)都是站在一定的立场上,有着自己视角与关注重点,但论者的关注点也有相对集中之处。

首先,注重诗作承载的创作渊源与流向。论者多强调李商隐诗对杜甫诗的承继,如“李义山七律工丽瑰玮,人所知也。其五律佳句,半山称其老杜无以过,指‘池光不受月,野气欲沉山’‘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战场’而已。然实有不止此者”(叶矫然《龙性堂诗话》)[12]981;“李义山拟老杜诗云：‘岁月行如此,江湖坐渺然。’真是老杜语也。其他句‘苍梧应露下,白阁自云深’‘天意怜芳草,人间重晚晴’之类,置杜集中亦无愧矣,然未似老杜沉涵汪洋,笔力有余也”(朱弁《风月堂诗话》)[13];“杜七言千古标准,自钱、刘、元、白以来无能步趋者。贞元、元和间,学杜者唯韩文公一人耳……李义山《韩碑》一篇,直追昌黎”(《古诗选·七言诗凡例》)[5]2424,这段话将杜甫、韩愈与李商隐联系起来,印证了王安石“李商隐得老杜樊篱”(杜诏《中晚唐诗叩弹集》)[5]2424的说法。如果再加上李商隐《筹笔驿》《富平少侯》等诗对“西昆体”的影响,就可以勾画出起自杜甫、中经韩愈与李商隐而达于“西昆体”的图系。李商隐在这一图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其次,由评诗兼及品评作者。叶矫然《龙性堂诗话》评《锦瑟》：“细味此诗,起句说‘无端’,结句说‘惘然’,分明是义山自悔其少年场中,风流摇荡,到今始知其有情皆幻,有色皆空也。次句说‘思华年’,懊悔之意毕露矣。此与香山《和微之梦游》诗同意。”[12]979《唐诗选脉会通评林》评《寄令狐郎中》：“义山才华倾世,初见重于时相,每以梁园宾客自负,后因被斥,所向不如其志,故此托卧病茂陵以致慨。”[5]2427宋人胡次焱评《嫦娥》：“羿妻窃药奔月中,自视梦出尘世之表,而入海升天,夜夜奔驰,曾无片暇时,然而何取乎身居月宫哉?此所以悔也。按商隐擢进士第,久中拔萃科,亦既得灵药入宫矣。既而以忤旨罢,以牛李党斥,令狐纟匋以忘恩谢不通,偃蹇蹭蹬,河落星沉,夜夜此心,宁无悔耶?此诗盖自道也。”[13]在品评李商隐其他诗作时,诸如此类的评语亦多,有的合于情理,有的则属无稽。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人们在解诗之时极易联想到李商隐与令狐纟匋、王茂元乃至“牛李党争”之纠葛。大体而言,古代对其诗不乏肯定而对其人品颇有微辞;近现代则不独称赞其诗,对其人生遭际不偶亦多有同情。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增加了人们对李商隐相关诗作的关注度。这种“关注”是成就名篇的重要因素。

最后,借以表达评论者(选编者)的自我见解。评论者(选编者)由于时代、阶级、生活环境、年龄的不同,对作品的取舍或评价会有明显差异。李商隐诗歌名篇在不同时代的入选情况各异：《无题》诸诗、《登乐游原》、《夜雨寄北》、《嫦娥》等当今公认的名作,在唐宋时期并不被看重;《韩碑》在诗评中较受关注,但只在明清选本中偶有出现;《晚晴》《安定城楼》几乎为整个古代选本所冷落,到当代才被青睐;自唐至今每个时代都选录的诗歌只有《马嵬》(海外徒闻更九州)一首;宋代以降,历代皆选者也不过《锦瑟》《筹笔驿》《隋宫》等寥寥几首。这种因时代而造成的选录对象差异,正是表现了不同时代的选者(学人)的立场和观点。此类情况也表现在对同一首诗的不同评价,最典型的例子当然是《锦瑟》在传播过程中的争论歧义,直可成就一部专著。如此多样的观点同处共存,除论者各执己见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李商隐诗歌内容的深刻性、情感的丰富性、表现的婉巧性、意境的朦胧性。这一切构成李商隐诗歌与众不同的特殊魅力。这种魅力更加吸引人们对李商隐诗歌的关注与喜爱,使之在人们的呵护下,穿越遥远的时空,传播至今,并将继续走向未来。

总之,根据以上对李商隐诗歌名篇及其传播情形的简要梳理阐说,可以进一步了解其诗歌创作概况及主要成就,学习借鉴其诗歌创作的艺术技巧与方法,深入体味其诗歌与人生遭际的密切关系,探究诗歌传播流变之轨迹与规律,揭示李商隐成为著名诗人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