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宝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102488)

汉武帝之独尊儒术,引发了儒学的空前繁盛,公羊学的阴阳学理论因此由微而著,为汉代皇权的合理性阐释提供有力支撑。就在公羊学独盛的同时,因其对先秦儒学批判精神的吸纳与继承,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大一统政权的潜在威胁。汉武帝去世后,公羊学的批判锋芒日益显露,时人开始以审慎、批判的眼光来回顾和评价武帝之政,儒学与现实政治的矛盾日渐激烈。汉宣帝亲政以后所面临的正是这样纠结复杂的理论与现实境况,如何应对汹涌澎湃的公羊阴阳学思潮,缓解公羊学兴盛对西汉帝国的理论侵袭等一系列问题亟待汉宣帝解决。

一、昭宣之际公羊学理论与现实政治的矛盾

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对于汉武帝之政已有微辞,只不过当时武帝初殁,余威犹存,且在霍光的蓄意安排与引导下,贤良文学的锋芒皆指向为汉武帝设计强国之策的桑弘羊等一干兴利之臣,未能触及武帝执政思想这一根本问题。《盐铁论·刺复》称：

当公孙弘之时,人主方设谋垂意于四夷,故权谲之谋进,荆、楚之士用,将帅或至封侯食邑,而克获者咸蒙厚赏,是以奋击之士由此兴。其后,干戈不休,军旅相望,甲士糜弊,县官用不足,故设险兴利之臣起,磻溪熊罴之士隐。泾、淮造渠以通漕运,东郭咸阳、孔仅建盐、铁,策诸利,富者买爵贩官,免刑除罪,公用弥多而为者徇私,上下兼求,百姓不堪,抏弊而从法,故憯急之臣进,而见知、废格之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