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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两种译本的研究与比较*

2021-12-05曹雨薇温馨儿王茜亚叶柳倩

医学与哲学 2021年14期
关键词:黄帝内经译本术语

曹雨薇 温馨儿 王茜亚 叶柳倩 赵 霞

五运六气是先人通过观察与实践,对自然律法进行的摸索与总结。推数与候象相结合,推算患者出生时及发病时间的运气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揭示病因、指导治疗[1]。其次,运气学说主要记载于《黄帝内经》的“七篇大论”(《天元记大论篇》《五运行大论篇》《六微旨大论篇》《气交变大论篇》《五常政大论篇》《六元正纪大论篇》《至真要大论篇》),是中医理论重要组成部分,包含了古代宇宙、天文、历法、物候等自然科学知识,具有丰厚的文化背景[2]。

无论是对外推广中医预防、治疗疫病的诊疗思路还是传播中医文化,五运六气术语翻译是这一理论传播的基础,因此研究其术语译介具有一定现实意义。但目前对其术语翻译的研究还较为稀缺。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进行检索,检索式为:(五运六气+five evolutive phases and six climatic factors) OR (运气学说+doctrine of five evolutive phases and six climatic factors) AND (翻译+translation),得到结果仅有两篇文献探讨了五运六气的翻译问题。

殷丽[3]通过《素问》各个英译本的海外馆藏量等方面管窥了《黄帝内经》国内英译本在海外的接受现状,发现李照国、吴连胜和吴奇父子的《黄帝内经·素问》译本(以下简称为“李本”,“吴本”)是海外馆藏量前两位的国内英译本,侧面反映两译本在海外较高的接受度,是中医药典籍外译较成功的范例。由于运气类术语属于中医药术语中中华文化类术语,富含中国文化特质,以及译本的高收藏率,对此展开研究不仅有益于中医药术语英译,也辐射到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研究。

1 译者与译本

哈罗德·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提出了传播过程及其五个重要因素,即“5W模式”:Who Says What,In Which Channel,To Whom With What Effect。“该模式条理化、逻辑化地阐释传播链中传播者、内容、媒介、受众及效果等各相关环节,对于实现有效传播具有指导意义。”[4]

两个译本是中医药对外传播的成功范例,而其中五运六气术语的翻译也是成功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依据传播学理论从译者、译语翻译策略和传播效果等角度分析五运六气术语的翻译与传播,并重点从语言、文化和交流三方面分析两译本的翻译策略,探讨其成功译介的原因。

译者是译本传播的主体,其个人背景影响着译本传播的深度与广度以及翻译策略的选择。吴本由吴连胜和吴奇父子译成。吴连胜1995年移居美国;吴奇早年就读于天津中医学院,后留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工作。1988年受聘于美国旧金山中医针灸大学并于1989年考取美国加州针灸执照。

吴奇作为职业中医师,其译本侧重临床实用,在遣词造句时没有过多语言学上的考究,因此译本的行文平实易懂,更贴近大众的阅读需求,减少了行医阻碍,促进了传播之广度,且在《素问》英译历程中,吴本处于传达中医学知识的第二阶段[5],其翻译策略更侧重以目的语文化为导向的归化策略。

李照国教授早期研修英语语言学,1999年获医学博士学位,于1985年起开始研究并翻译《黄帝内经》。在《大中华文库》国家工程中,是《黄帝内经》等中医典籍英译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并于2005年出版《黄帝内经·素问》英译本。由于其深厚的语言和医学功底,其译本在传达医学的同时具有文化的厚度与深度,语言更多地呈现学术性。李本处于全面再现《素问》价值的第三阶段[5],其翻译策略更侧重对“原著风格、内容等方面忠实再现”[5]的异化策略。

2 五运六气术语翻译策略的选择

张青龙等[6]将运气学说分为三部分:即宇宙天文类、运算方法类、气候类,本文将沿用该分类展开研究。

2.1 宇宙天文类

五运六气包含五运和六气,“五运指宇宙天体特别是五大行星对地球大气发生的周期性影响;六气就是风寒暑湿燥火,为五运在气象上的表现”[7]。因此五运与六气之间的关系与古代天文学密不可分。两译本在归化与异化的翻译原则下,对这部分术语采用了相同的翻译方法即混合译法,以“己分”为例。

例1:《素问·五运行大论》中:黅天之气经于心尾己分。

吴本:There was yellow energy lying in between the two stars of Xin and Wei position andthe position of Ji of southeast.

李本:There is yellow [color] between [the stars named] Xin and Wei and [in the position called] Ji[in the southeast]

“古天文学家取比较固定的恒星(二十八宿)以标志天体的部位,东西南北各七宿相连成一大圈,二十八宿各有方位。以十干之方位合之”[8]136,东南方的己位则为角轸二宿之位,即“己分”。

吴本将“己分”意译为“位于东南方的己位”,其中对十天干之一的“己”采用音译,保持原文语言特征。

李本也采用意译和音译结合的翻译方法体现术语内涵。同时,为防止衍文的出现,采用[ ]向读者还原原文的本原。“像这样一些为句法结构的需要或为语义表达的需要而增加的词语,译文均置于[ ]之中……唯有如此方能保持原文的本意,使读者理解何为原经文之语,何为注解之语。”[9]21由此可知,[ ]内为该术语补充的内容,而[ ]外的Ji才是该术语想要强调的部分,即通过Ji的音译呈现原文的原始风貌。

从语言层面看,二者均采用了意译加音译结合的混合式译法。对“己分”的翻译采用意译法,使古天文特有的概念在目的语环境中具有可接受性。而十天干之一的“己”在英语语言中没有对应的表达,并且作为中国特有的文化概念,像中医基本理论的核心概念“阴(Yin)阳(Yang)”一样已具有成熟的表达,即其音译形式Ji。因此,两译本在使用约定俗成和保持语言国情的考量下选择了音译“己”。

从文化层面看,在术语的整体表达上二者采用意译法,内部的文化元素“己”以音译体现。但从形式上看,二者的侧重点不同。李本使用[ ]强调了Ji,体现在翻译策略上,更侧重异化策略的使用。而吴本并无符号上的强调,虽然文内也采用异化策略音译“己”,但吴本的Ji是作为译文的部分支撑整体内涵的传达。其目的是利用“己”的现行译法,不再造新词,避免文化的冗余传播。

2.2 运算方法类

“象数思维是内经中常见的作为说理工具的思维模式,构建了中医学系统的理论体系。”[10]《黄帝内经》中对“数”的运用十分普遍,从文本层面看,“‘数’字共计出现4 000余次”[10]。从应用层面看,有五行理论、三阴三阳、同身尺寸度量法等。运气学说中也蕴含象数思维,将“推数与候象相结合, 推算患者出生时及发病时间的运气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揭示病因、指导治疗。运用合适的历法进行推算是得出正确结论的前提”[1]。《黄帝内经》中数的概念的解读不仅指数字本身,有些情况下,数的概念是泛指,需要依据具体语言环境予以解读。对译者而言,第一步要进行语内翻译,正确定义数的概念,对于不止一层含义的数字概念,要依据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策略与方法。

例2:《素问·六微旨大论》中:愿闻天道六六之节盛衰何也?

吴本:I hope to hear the reasons of the prosperity and decline intime sequence of the six sixty days(a year).

李本:I'd like to know thesix-six systemof the Dao (law) of the heavens.

“节,度数。古人以甲子纪天度,六十日甲子一周而为一节,六节为六个甲子,即六个六十天,合为一岁。”[8]370一岁为一周天,一周天(六节)为三百六十五度余四分度之一。“《说文·竹部》:‘節,竹约也。从竹,即声。’本义为竹节。”[11]而后可引申为“段落,分段”,如二十四节气。因此,“节”在这里有把六个六十天分段、断开之意。

吴本将“六六之节”意译为“六个六十天的时间顺序”。“Six sixty days”(六个六十天)对应“六六”的语义信息,考虑到目的语文化对“six sixty days”表述的融合度,在其后添加( )补充其即为“a year”(一年)之意。用“time sequence”体现剩下的语义内涵。其中“sequence”在柯林斯词典中意为“a particular order in which things happen or are arranged”,并没有体现“节”的内涵。

李本文内采用直译,“六六”对应“six-six”,“之节”对应“system”。柯林斯词典对“system”的解释为“a particular set of rules,especially in mathematics or science,which is used to count or measure things”。首先,规则抽象出了“六六之节”的规律性,再者其具有的计数或测量的内涵也表现出“节”字暗含的对六个六十天分段的功能性。其次,在“六六之节”首次出现章节的文末给予了词典式的详细注解:从六六之节中的基本概念——天干地支解说起,循序渐进到天干地支如何构成六个六十天这个数的概念,即六六之节。

从语言层面看,六六之节包含两个语义信息:“六六”和“节”的表达。《黄帝内经》中有关数的表述形式有其特殊意义,吴本将“六六”意译为六个六十天,而李本将“六六”直译,相比之下,李本更能体现原文的语言特色。其次,在对“节”的表达上,李本的还原度更高。李本译文忠实于原文风貌,语言简洁,回译性强,不仅从形式上,也从内容上展现出了术语的原貌。吴本在语义信息的还原性上虽弱于李本,但意译法的使用增强了术语的可理解性。

文化层面上,吴本以目的语文化为中心,将“六六之节”意译,使其通俗化,并用( )补充出即为一年之意,完成了文化上的适应性转换。李本在传达“六六之节”文化内涵时采用了异化的策略。除了在文内直译出术语内涵,还原原文语境,还采用词典式的释义全面展现了译文的文化内涵。值得注意的是,李本没有补充六六之节是一岁的内涵,究其缘由,李本以传达原文价值为目的,原文若未提,则不补充;而吴本以传播《黄帝内经》中的中医学内容为主,更多考虑受众对译本的理解度与实用性。综上,相比于吴氏译本以目的语为导向的解释,李本在文化的传播中更具还原性与专业性。

从交际层面看,吴本使用意译增加译文的可理解性,考虑到目的语受众对源语文化的接受度,在( )内补充术语内涵,在目的语受众间有较好的交流度,通俗化的表达也更适合临床的指导。李本侧重传播原文的学术价值,通过直译加注的异化策略,从原文语言特点的表达到术语文化内涵阐释,可以较好实现译文在文化层面的交流。

候象除了观天象,也要观测气候之象。并将每年的常规气候变化与异常气候变化结合观测,才能对该年的气候情况有整体把握。运气学说将这种推算方法称之为“客主加临”“指每年轮转的客气加在固定的主气之上,推测气候的复杂性。其法以司天客气加临于主气的第三气(三之气)上,其余五气,自然以次相加,相加后,如客主之气相生,或客主同气,便为相得;如客主之气相克,而又以主气克客气的,为不相得”[8]1340。如2019年为己亥年,由六气推算为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根据该年客气轮转推算终之气的客主加临情况为客气少阳相火加临主气太阳寒水,客主相克为不相得。《素问·五运行大论》曰:“气相得则和,不相得则病。”己亥年末暴发的新冠肺炎正是处于终之气之位。这类术语集中体现了中医基础理论与季节、天文和疾病预测之间复杂的关系,具有应用性。

例3:《素问·五运行大论》中:上下相遘,寒暑相临。

吴本:In the intercourses of energies above and below, and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weathers.

李本:[When] the Upper and the Lower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and when]cold and heat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中医语言具有抽象性和模糊性,如中医中“脏腑”这个概念重点是在脏器的功能而不是具体的解剖形态”[12]。例3中“寒暑”即是模糊性的表现,此处并非字面意思的特指,而是泛指“六步不同之气,寒暑相临指六气中的客气和主气互相加临”[13]355,也即是客主加临。

“寒暑相临”这一概念的翻译经历了从语内再到语际的转换。其语内解释各家看法不同,“寒暑”二字是理解该术语的关键。周凤梧解释为“寒暑之令互相更移”[14],而张登本[13]355认为是六气中客气主气互相加临。语内翻译的不同间接造成了语际翻译的差异性。

吴本将“寒暑”阐释为“六气”。兰凤利[5]指出“吴氏父子的译文未列出任何参考书目,但其中文部分与郭霭春的《〈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的‘校’同出一辙”。该书中,寒暑相临指“客气加临于主时之六气”[15]。而吴本在运气七篇大论中对“六气”的表述有两种形式,一种是weathers,另一种是energies。因此,此处吴本将“寒暑相临”意译为“六气间的相互影响”。

李本“在翻译运气七篇时,主要参考了人民卫生出版社的《黄帝内经素问校译》和《黄帝内经素问语译》以及上海科技出版社的《素问语译》”[9]19。当有些中文概念译文不唯一时选择“按照原文的语言结构和表述方式翻译。译古如古,文不加饰[9]19。因此,选择直译“寒暑”。并在其后利用[ ]补充句意,体现客主二气互相加临之意。

从语言层面看,吴本没有选择直译寒暑的字面意思,而是显化术语的模糊性,意译出六气的内涵,整体表达出客主加临的含义。而李本将寒暑按字面直译,给予目的语受众同源语受众一样的语境,联系上下文去体会中医术语的模糊性。

文化层面上看,二者对“寒暑相临”的阐释取决于各自的翻译目的。吴本的受众群主要是在美行医人员以及想要了解中医的普通大众,为了让受众理解原文及其中的文化内涵,降低译文的传播阻碍,吴本以白话底本为标准来阐释术语内涵,降低译文的异文化性,使其易于接受。李本以再现原文价值为目的,其受众群偏向学术型人员,因此不独取一家之言,内容上以直译方式反映原文,形式上通过在[ ]内加注,使句意完整,“从而防止衍文的出现”[9]21,避免文化的扭曲传播。

2.3 气候类

“五运和六气运行规律来自古人对气候变化的规律总结, 有着坚实的气候基础。”[16]运气理论与气候现象的结合对疾病预测与防治具有重要参考性,如在新冠疫情期间,苏颖[17]将二者结合,分析新冠肺炎与庚子初之气气候,预测疫情趋势,提出预防要点。而《黄帝内经》中气候类术语的英译对目的语受众理解古人总结的运气规律并运用规律进行疾病预测具有重要意义。如与二十四节气中春分内涵相关的术语“显明”的英译。

例4:《素问·六微旨大论》中:帝曰:善。愿闻地理之应六节气位何如?

岐伯曰:显明之右,君火之位也。

吴本:Yellow Emperor said:"Good, I hope you can tell me thepositionof the six kinds of weather when dominating the season."

Qibo said: "Afterthe Spring Equinox (in the right east),it is the Shaoyin position of monarch fire energy (southeast) dominating."

李本:Huangdi said, "Good! I'd like to know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ix-Qi and thegeographical locations."

Qibo said: "On the right ofXianming(obvious position)is the position of Junhuo (Monarch-Fire)."

文末注释:Note: Xianming (显明,obvious position) refers to the Spring Equinox.

“显明”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指日出之位,于方向为正东,于节气为春分,于时为卯”[8]1227。要将其置于上下文语境中去理解其具体含义。例4中“显明”的上文意为“我想听你讲讲六气所主的部位与大地的物生情况是怎样相应的呢?”[13]364因此,此处显明取与万物生长相关的节气之位。此外,吴本与李本将“地理”分别译作“position”(位置)和“geographical locations”(地理位置),从语篇层面为“显明”营造出“位置、方位”的语境。

在传达这一文化意象时,吴本采用英译和后加括号进行文内注解,补充句意的归化策略,以“春分”英译“显明”并在( )内补充其方向之位——东的内涵,呼应上文语境。吴本的译文虽然回译性不足,“中国味”不重,但归化策略的使用传达了原文内容,更适合目的语读者的习惯。

李本采用文内和文末注解结合的方法。在文内音译并在( )内以意译形式补充显明的现行译法,使用( )对音译概念进行文内注解:“表面上看好像重复累赘,实际上却是不断地向读者传递来自远古的原本信息,使读者明白括号中的注解只是一种辅助解读手段或该概念的表面之意,而非实际含义。”[9]20其中“obvious position”一来呼应了上文语境,二来传达出“显明”所具有的多个方位内涵(太阳运动、方向、节气、时间)。李本内的音译并非一种消极翻译手段,其在序言处阐明了采用音译的原因:“语言国情学认为,凡是含有国情的概念均应音译,以利于保持其内涵。”[9]20音译法回译性强,使译文“中国味”浓重,从形式上表现原文的语言特征。其次,李本在文末加注,从译文语境出发细化“显明”含义,指出此处“显明”于节气之位为春分,也避免了音译带来的异文化冲突。

从文化层面看,吴本与李本均通过不同的翻译手段和策略传达了原文语言和内容层面的文化,并实现了文化的适应性转换。

在交际层面,李本和吴本译文在形式上体现了交流的特征。李本文内以( )形式将显明的现行译法“obvious position”附于音译概念之后,以减少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理解阻碍,让受众在已有的知识背景下理解术语背后的文化内涵,避免译文在交流传播中产生文化歧义。其次,文末加注,对“显明”进行阐释,增加译文的可理解性。通过文内( )注解和文末意译阐释,实现了译文在语言和文化上的交流。吴本以目的语受众的接受度和临床指导性为翻译的宗旨,在( )内补充显明的具体内涵,呼应上文语境,避免读者误解。从形式和内容上关怀读者阅读感受,实现了译本与受众的交流。

翻译策略的选择不仅受语言层面的影响,语言外(文化、交际)的因素也尤为重要,因此,多层次多角度的翻译原则可以合理地描述和解读运气类术语的翻译,反之,在传达中医药文化术语的内涵时,应多维度进行翻译策略的选择。

3 传播环境与效果

传播的社会语言环境影响着术语以及译本的翻译传播效果,传播环境不仅包括译者个人背景、译本所处的时代背景,还有时间等因素。社会语言环境的改变,新的中医药外译研究成果的出现,使受众对中医药的认识逐步加深,也对译者的翻译策略产生影响。

从吴本到李本,中医翻译历经十年,中医翻译策略也在期间发生改变:从吴本以目的语文化为导向的归化策略再到李本以源语文化为基准的异化策略。从归化到异化的转变是中医在翻译与传播进程中的必然结果。从翻译层面看,正是由于早期以目的语受众接受度和临床应用为基准的翻译目的,从理论层面为中医的传播打下基础,也从内容上为接下来异化的出现打下基础,沟通了受众与异化策略下的译本。从传播层面看,中医借助翻译实现了理论层面的传播,同时临床疗效也从应用层面让中医在海外发扬;从早期对中医药的不了解,到今天中医药为全球疫情做出中国贡献,中医药的国际话语权逐渐提升,而中医的翻译策略也相应地经历了早期的被动译入到现在的主动译出。因此,从归化到异化的转变是顺势而为和顺时而为的必然选择。也预示着中医翻译策略今后会以异化为导向,注重译文语言的简、文化的异和交际的广。

4 结语

两个译本对五运六气这种中医药文化和中国文化术语的成功译介不仅使目的语受众了解中医文化和中医疫病诊治思路,在目前情况下也对在世界范围内应用中医理论防御疫病以及疫情预测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从传播角度来看,译者、翻译目的、社会语言环境等因素影响运气类术语以及译本的翻译与传播。其翻译策略与方法的选择在语言、文化、交际三层面的关照下实现归化与异化的有机互补,如吴本在归化的前提下,也使用音译,使文字简洁凝练,增强回译性;李本在使用异化策略时,也使用文内、文末加注等副文本使生僻概念的音译达成实际传播效果。这也是两个不同译者、不同翻译策略和不同翻译方法的译本同样实现成功传播的原因。

鉴于此,中医药文化术语及译本的译介要考虑译者、翻译目的和社会语言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从语言、文化、交际等多层面考量翻译策略与方法,在不同层级上有的放矢,完成翻译目标,即译有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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