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龙 阚 凯

近年来，我国《民法典》的编撰工作多次被提上日程，却因立法技术不够成熟、民事法律规范体系不够完备等因素被一再搁置。党的十八大之后，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健全、完善，制定《民法典》的条件已经成熟，立法工作随之启动。我国《民法典》编纂坚持着“总则先行，各分编随后”的立法思路，自2017年《民法总则》通过三年后，我国第一部《民法典》于2020年5月在万众瞩目中问世，成为指导人民生活的“百科全书”。然而，任何一种制度的立法以及贯彻适用都不是径情直隧的。《民法总则》第三十三条确立了“成年意定监护”制度，规定成年人在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可以书面协商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其丧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后履行监护职责。这一制度受到了法学界和人民群众的一致认可，这是立法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时代回应，也是增进人民福祉、维护人民权益的重要举措[1]。但在医疗实践当中，由于成年意定监护制度将传统的“以血缘为纽带的近亲属的知情同意权”也别除在外，导致成年意定监护人在为被监护人做医疗决定时的风险更高，进而造成了成年意定监护制度在医疗实践中的运行效果并不理想，需进一步完善。

1 从“法定主义”走向“意定主义”的成年监护制度概观

1.1 从医疗监护模式到人权监护模式中的理念转变

从制度溯源上看，罗马法的“禁治产”制度是成年意定监护这一成人监护制度的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