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国超

（福建省金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福建 福州 350002）

我国海洋生态环境近年来受到海洋塑料垃圾的影响污染严重，公众排放成为海洋塑料垃圾的主要来源，但是公众参与到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效率却很低下，因此，改善和促进公众参与海洋塑料垃圾治理已刻不容缓。

国外公众参与海洋塑料垃圾的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自公众参与海洋塑料垃圾治理以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海洋塑料垃圾污染情况。基于此，本文从公众参与的角度对国外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经验进行探讨，以促进海洋塑料垃圾治理中对公众参与的研究，以期从源头上控制海洋塑料垃圾的污染境况，降低海洋塑料垃圾治理人力与物力的成本，巩固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成效，进而从微观上加快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1 国外公众参与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经验

1.1 韩国公众参与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经验

1.1.1 完善海洋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机制

为改善韩国的公众在参与海洋环境治理存在协调机制缺乏的情况，韩国政府制定了“伙伴关系管理”计划，以社区和公众为中心，促进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该计划的目的是加强公众对海洋环境保护规划的积极参与，听取更多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制定适合区域特点的海域管理措施。

除此之外，韩国已开始在世华、仁川和丽水积极举办海洋环境保护和水产研究的区域论坛。通过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促进政府在进行决策时更趋于理性，使规划过程系统化，提高透明度、公正性、客观性和当事人的责任感。区域论坛的结构由咨询小组成员和委员会主席组成，其成员包括：工商会、海洋和渔业部、地方政府、建设和运输部、农业和林业部、公众和环保组织、妇女团体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1.1.2 鼓励民间海洋团体积极参与

韩国政府认为，只有公众参与合作，环境治理才能取得成功。在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公众拥有共同的意识是非常重要的，为此，韩国海洋与渔业部于1997年开始接受民间环保团体的注册，并加强民间环保团体的发展。迄今为止，已有数十个非政府海洋团体注册，成员总数达数万人。

1.1.3 采取相应措施激励公众积极参与治理

韩国已经实施了各种奖励海洋垃圾清理的计划。例如，韩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了回购计划，以保护海洋环境为目的，向渔民和当地居民宣传海洋垃圾的危害，并以一定的费用向他们回收海洋垃圾。回购计划的参与对象以渔民和社区为主，而不是以中央和地方政府为主体收集和清除海洋垃圾，这种方式被证明更具有效率且能激励公众参与共同治理。随后，为深入公众更好的参与其中，2009年韩国资助了900万美元用于海岸清理工作，目的是清除该地区的海洋垃圾，同时激励社区和沿海公众参与，为老年居民提供就业机会。

1.2 日本公众参与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经验

1.2.1 多形式培养海洋塑料垃圾防治意识

日本非常重视民众保护海洋环境意识的教育，这其中也包括了海洋塑料垃圾防治意识教育。海洋政策联合会在报告中给出了定位：海洋环境教育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传授知识，还在于倡导将对环境问题的思考纳入其自身生活中，以此为核心的教育才是海洋环境教育的目标。因此，日本在培养公众海洋塑料垃圾治理意识中，不仅加强公众对相关理论知识学习，还提倡公众身体力行将“减塑”的行为融入到生活和工作中，从实践中继续巩固防治意识。

1.2.2 海洋环境知识分层教育

建立多层次的教育体系是日本在海洋环境教育方面的特色。日本政府认为，环境教育必须普及到全社会各个阶层，应重视科研与教学相结合，才能在指导与实践的进展上有所突破。基于此，日本在海洋塑料垃圾治理中运用大众教育、精英教育和普及教育相结合的方法对社会各个阶层进行教育。

1.2.3 公众参与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法律保障

日本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环境法以保障日本公众参与环境保护，通过颁布相关法律法规，提高了公众参与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积极性。20世纪90年代颁布的《环境基本法》中，明确规定了公民有权参与海洋塑料垃圾处理的权利，即知情权、监督权和协商权。在环境信息公开方面，也以法律的形式保障了公众知情的权利，如《环境基本法》第27条规定，中央政府必须尽力向公众提供国家环境状况和其他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必要信息，方便公众进行环境教育、学习和宣传。

本世纪以来，随着该法的实施，日本的报纸、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媒体为塑料垃圾治理提供了信息平台。每个地方的政府网站都会有环境治理的专题，其中包括了海洋塑料垃圾治理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通俗易懂，一般都是关于当地海洋塑料废弃物防治政策和环保知识。

1.2.4 公众深入参与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相关措施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对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它不仅通过法律形式赋予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监督权、知情权和协商权，而且实施相关措施，确保公众参与预案规划、过程和末端的有效性。在预案参与中，日本各级政府召开相关审议会和听证会，公众代表可以对政府的行动方案发表意见。政府会对公众提出的相关意见进行认真分析思考并及时采纳。在过程参与和末端参与中，公众为了掌握相关治理状况和了解有关措施的落实程度, 按照日本相关规章制度所设定的程序和方式，公众可对政府部门的相关海洋塑料垃圾治理决策和执法情况的合理性进行监督, 并通过一定的方式检举在治理项目或环节中的不恰当的行为。

1.3 丹麦公众参与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经验

丹麦也是一个高度重视海洋生态和海洋环境的国家，它在处理海洋塑料垃圾方面位于世界前列，其完善的机制和公众参与海洋塑料垃圾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1.3.1 加强团体组织参与海洋塑料垃圾治理

在丹麦，为了促进公众有规模地参与到海洋塑料垃圾的清理中，丹麦积极鼓励相关非政府组织参与到日常塑料垃圾清理中来，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丹麦的一家非政府的环保组织——GreenKayak，启动了一个简单又能带动公众参与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项目，该项目是通过提供免费皮划艇给旅客，但是租用的要求是旅客如果在行程中看到了垃圾，必须要捡起来。其目的从“花钱宣传、号召志愿者清理塑料垃圾”转变为“花钱买船，各取所需”，比起专门雇人清理，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引导公众参与的方式，不仅能维持的更久，也让更多的公众参与到海洋塑料垃圾治理之中。

1.3.2 法律法规赋予公众参与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权利

丹麦是世界上第一个设立环保部门并颁布《环境保护法的国家》，根据该法案，丹麦授权能源部和环境保护局制定一系列更为明确和详细的环境法规，这其中包括海洋环境法、工业空气污染控制指南和废物处理法。这些法律法规对公众参与海洋塑料垃圾防治措施的具体法律规定非常详细，例如，为了减少塑料垃圾的增加，对企业征收了一系列的垃圾税、一次性使用餐具税等，通过这些法律条款约束，降低生产环节产生的环境污染。

2 国外公众参与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经验的启示

通过对韩国、日本、丹麦的公众参与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状况的了解，从中可以看出这些典型国家十分的注重公众参与的相关建设。因此，借鉴学习这些典型国家的经验，对我国公众参与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具体如下。

2.1 注重公众素质培养

目前，由于我国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相关环保宣传教育缺乏，公众环保意识普遍较低，造成公众参与能力较低。日本对于保护环境的教育、学习做了专门规定，不仅强调了对学生群体的环境教育，也强调了对公众的环境教育。重视并加强对公众进行环保理念的灌输以及教育，以此来培养公众参与意识与能力，是保障日本塑料垃圾治理取得成效的重要手段之一。

因此，可以对此进行借鉴，我国可通过一系列活动进行环境知识宣传，将环保减塑意识深入每个公众心中，同时，应该注重社会各群体参与能力的培养，根据具体群体的特点进行相关实践能力的培训，引导公众参与到海洋塑料垃圾治理中来。

2.2 积极配套保障措施

国外为了更好的达到全民有效参与治理，积极采取措施来保障公众参与海洋塑料垃治理的便利性和价值性。在参与的便利性上，国外更注重网络信息平台的在治理过程中的普及和应用，及时向公众提供各类相关的治理信息；在参与的价值性上，对公众的减塑工作给予肯定和奖励，将海洋塑料垃圾治理与个人工作发展等紧密相连，激励公众参与到治理活动中。

因此，我国应因地制宜加强完善相关的配套保障措施，注重新媒体在海洋塑料垃圾治理中的开发和应用，提高相关激励方式的可行性；继续加强相关海洋塑料垃圾监测数据的信息供给，以此吸引更多的公众加入进来，形成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

2.3 建立合理规章制度

从以上典型国家的实践经验来看，要使公众的参与有效且科学，必须将公众参与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相关要求进行合理化处理，并写入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改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倾废管理条例》及“水十条”等在法律上已经明确授予公众参与海洋环境治理的权利与范围。当前海洋塑料垃圾防治受到越来多人的重视，政府可以借鉴国外制定地方关于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在公众参与海洋环境治理的权利与范围的基础上，完善公众参与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相关的制度，在不违法上级法律法规的情况下，进一步保障公众参与治理的权利。

2.4 重视团体组织作用

当前组织化参与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程度还较低，国外对团体组织的重视以及培育的经验值得我们去借鉴，国外相关团体组织能积极参与到海洋塑料垃圾治理中是与非政府组织受到重视是分不开的。首先，我国应该注重团体组织的培育，给予团体组织更好的孵化环境，使得团体组织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其次，应该充分发挥团体组织的作用，积极鼓励非政府组织参与到海洋塑料垃圾治理中，用团体组织为载体，创新公众参与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形式，使公众更容易参与到治理中来，同时借此合理引导、管理公众。最后，在借鉴国外培育团体组织经验基础上，需结合自身区域的条件，积极创新出适合本国团体组织的发育方式，以促进公众参与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