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青，熊亚楠，罗 康，陈 雄

(1.贵州大学经济学院，贵州 贵阳550025； 2.六盘水市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贵州 六盘水553000)

0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积极推动“三农”工作，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取得巨大成就。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新进展，农业综合生产力明显增强，农村发展活力倍增，农民收入持续增加，“三农”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发展成果。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农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建设发展不平衡的“三农”问题是当前发展中最为突出的矛盾。为着力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发展矛盾，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刻把握城乡之间的突出问题，抓住城乡之间发展的关键环节，加强城乡之间的融合发展，改变生产要素从农村向城市的单一流向，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激发农村发展主体，激活发展要素，引导生产要素流向农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之，要达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

近年来，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CSA)在国内取得飞速的发展，它以生产者和消费者“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发展模式为基础，通过构建这种模式获得有机、健康的农产品，从而实现农业生态化发展的农业产销新模式。后发地区的发展虽存在许多薄弱环节，但仍有自身的发展优势；社区支持农业一头连着城市的消费者，一头连着农村的生产者，有利于实现后发地区城乡之间的融合发展，加强城市消费者与农村消费者的信任基础，促进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

1 后发地区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内涵

1.1后发地区概念

后发地区是一个与先发地区或者发达地区相对的概念，援引于“后发国家”一词，主要是指相对于经济发达的先发地区而言的经济落后区域[1]。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往往是后发地区；对于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的省份而言，西部的贵州省属于后发地区。以《“十二五”中期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蓝皮书构建的宏观经济、产业结构、财政金融、生态环境、科技创新、区域协调、开放型经济等指标体系作为评价指标，对我国内地31个省级行政区的经济综合竞争力进行排名，发现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8省(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低，属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区域，故定义8省(区)所处的西部区域为后发地区[2]。

1.2社区支持农业概念

社区支持农业是一种新型的农业发展模式，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德国和瑞士，兴起原因是由当时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和信任危机等一系列问题所导致的食品安全危机[3]。人们为了吃到绿色有机、无污染的食品，日本的一些家庭主妇开始与农业生产者达成合作，通过预先支付费用的方式获得健康有机的农产品。1985年社区支持农业传入美国，后在美国农场主罗宾·范·恩及其集体支持者的构思下，正式命名为“社区支持农业”，并沿用至今。社区支持农业与其他农业形式发展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组成的社区之间的合作，两者共同承担农业生产中的风险和收益。根据《欧洲CSA手册》的官方解释，把社区支持农业定义为农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合作形式，两者共担风险、共享收益[4]。

1.3社区支持农业经济学基础

1.3.1社区支持农业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

制度经济学认为，交易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在自由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人类从事的经济活动都会消耗一些资源和费用，从而形成了交易成本。英国经济学家科斯提出交易费用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科斯认为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组织或者权威的个人来进行资源的配置，从而更好地节约市场运行的成本[5-6]。

现代社会经济活动中，如果产生过高的外部交易成本，人们会通过优化自身的交易形式或者内部形式来降低交易成本以获得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效益。农产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流通环节中存在许多交易成本，且普遍偏高。在我国，农产品从生产者的田间到消费者的餐桌要经过采收、包装、运输、储藏和销售等环节，其流通环节的成本远高于农产品本身的生产成本。对于消费者来说，市场的限制和信息不对称导致消费者在农产品的交易过程中承担更多的交易费用；对于生产者来说，传统的农产品流通环节和途径使其收入受到减损。因此，人们想通过优化和转换交易的形式来降低交易费用，如生鲜电商、农企合作、农校对接等形式都是为了降低交易的费用，通过以最低的成本换取最大的效益，但这些交易形式的最终定价权并没有掌握在生产者手中，农产品生产者最终没有获得直接的收益，消费者也没有得到最大的效益。社区支持农业的出现，让消费者与生产者直接面对面，一方面可以避开高成本的农产品流通链，消费者可以直接与生产者沟通，双方协商定好价格，从而实现了消费者以最优的价格获得最大效益；另一方面也提高了生产者的利润空间，脱离了烦琐的流通环节，生产者打开直达消费者的交易渠道，让消费者对农产品的品质和可追溯性得到保证的同时也给生产者增加了收入。

作为一种新的农业经营模式，社区支持农业增进了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沟通交流，重新建立起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任关系。在交易的过程中，社区支持农业剔除了烦琐的中间环节，避免了中间商的干扰，让生产端直接对接消费终端；一方面保证了农产品的品质和安全，另一方面也降低了交易的费用，让生产者获得更多的收入[7]。

1.3.2社区支持农业本质是“经济人自利”的选择

在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中，无论是对消费者还是对生产者，其本质都是追求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消费者对安全、健康、有机食品的急迫需要形成了需求市场，生产者有机、无污染的生产方式和健康的食品供应形成了供应市场，两者互相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构成了社区支持农业发展的经济学基础及其合理性发展的基础。

从需求层面来看，消费者在对食物的需求上选择某种途径或方式来获取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是必然的追求。在当前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消费者获取食品的渠道多种多样，最终选择CSA作为获取食物的途径，这一行为说明，与其他渠道相比，CSA能给消费者带来同等甚至是更多的效用[8]。研究发现，除了传统的经济变量之外，健康的食品(健康、生态、有机、安全)、信任(情感的归属、感情价值为度)、支付能力等变量在消费者的个人效用函数中所占的权重越来越大。

健康、安全的食品是消费者选择社区支持农业的首要原因。随着农业产业工业化污染的加重和食品安全事件的频发，追求健康、安全的食品成为消费者的诉求，同时也是消费者们追求健康、原生态生活的体现。研究表明，多食用生态、有机的健康食品可以降低一些疾病的发生率，同时还能给人们带来身心上的愉悦。

社区支持农业增进了消费者对生产者的信任度，满足了消费者的情感寄托需求。社区支持农业要求消费者与生产者风险共担与收益共享，对两者的信任度提出了极大的考验，消费者通过提前预付定金的方式来信任生产者，生产者用健康、有机、安全的食品来回馈信任。有了彼此的保证后，从自身利益出发，两者都会极力增进他们之间的信任度，这种信任度的建立也让消费者重新找回被其他渠道破坏的信任。除了追求健康的和追回信任度，消费者选择社区支持农业还存在着一种情感的归属，具体而言就是对传统农耕生活的怀恋，通过自身去体验农耕生活，享受自己劳动成果而感到一种愉悦和归属。从供给层面来看，社区支持农业是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行为。在社区支持农业中，消费者要提前支付生产者一定的费用用于日常的生产，并与生产者共同承担生产过程中人为、自然灾害、市场变化等因素带来的经济损失，有效提升了生产者对风险的抵抗能力，减少在生产中的损失，使生产者的积极性得到提高，收入得到保障。在传统的流通渠道中，生产者往往没有产品的最终定价权，社区支持农业让消费者与生产者面对面，生产端直接对接消费终端，没有中间多余的环节，生产者获得了定价权和议价权，拓宽了产品的利润空间，从而获得更多的收入。

2 我国后发地区社区支持农业发展现状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社区支持农业起步较晚。2006年在河南兰考发端的“购米包地”协议，是我国社区支持农业的最早形式。2008年，我国首位公费出国务农的留美博士石嫣从美国引进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并于2009年在北京筹建了“小毛驴市民农园”，这是我国首个以社区支持农业模式运行的农场。小毛驴市民农园新颖的模式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社区支持农业的建设和发展。2016年，我国的社区支持农业项目已经超500个，参与社区支持农业的消费者家庭有几十万户[9]。目前，大部分社区支持农业项目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江苏、重庆、四川、广州等大城市，近年来逐渐向二线和一些三线城市发展，并呈现出向好的发展趋势。

作为一种城乡融合互动的新型农业发展模式，社区支持农业是解决我国城乡之间的发展隔阂和破解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的重要途径之一。当前社区支持农业发展面临着一些挑战和困难，一是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任缺失，二是单一的商业模式和传统的服务管理模式，三是由于城市周边土地的分散，农产品种类发展受限，这些问题在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后发地区尤为突出。

后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基础建设处于弱势地位，作为一种新型的农业发展模式，社区支持农业鲜为人知。与东部地区和一线城市相比，后发地区的社区支持农业发展条件较为受限。随着我国近年来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互联网及电商发展迅速，在一些中小城市也逐渐出现了社区支持农业的身影。在2020年，我国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在后发地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更上一层楼，逐渐关心自己身体的健康，对食品的消费也由追求充裕转变为追求健康和生态。

3 后发地区社区支持农业创新探索

3.1社区支持农业发展基础与可行性

贵阳位于贵州省中部，是我国西南地区的中心城市之一，贵州省省会。同时，贵阳也是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区域创新中心、中国重要的生态休闲度假旅游城市[10]。贵阳市总面积8 034 km2，常住人口497.14万人，城镇人口378.47万人，城镇化率76.13%。2019年，贵阳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 039.60亿元，同比增长7.4%，位居全省第一[11]。

3.1.1农业资源丰富，有机农业基础深厚

贵阳地处云贵高原黔中山原丘陵中部，长江与珠江分水岭地带。平均海拔1 100 m，常年受西风带控制，属于亚热带湿润温和型气候，年平均气温为15.3 ℃，年平均相对湿度为77%，年平均总降水量为1 129.5 mm，年平均日照时数为1 148.3 h，年降雪日数少，平均仅为11.3 d[12]。贵阳市域境内水网纵横，水流丰富，10 km以上的河流有98条；贵阳耕地资源丰富，耕地共有271 941 hm2，占土地总面积的33.8%，土壤环境优质，给种植蔬菜一类的经济型农作物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贵阳气候和土壤有利于林木的生长，形成了丰富的森林资源。

2019年，全市农业产业生产总值为161.34亿元，与2018年相比增长了7.4%，蔬菜及食用菌种植面积为118 386 hm2，比2018增长2.2%。贵阳提倡健康养殖。2019年家禽出栏1 944.30万只，比2018年增长31.1%；禽肉产量3.26万t，禽蛋产量37 205 t，同比增长30.5%和6.6%。

农业生产提质增效，有机农业发展迅速。贵阳市近年来逐步建立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推动农业龙头企业农产品实现可追溯并逐步加强认证体系建设。2019年，贵阳市累计完成“三品一标”认证2 034个(其中无公害农产品769个、无公害产地证1 183个、绿色食品产品23个、有机产品54个、地理标志5个)。在农业生产上，贵阳市始终推行绿色生产，实施化肥零增长行动，完成增施有机肥推广6 666.7 hm2、推广专兼用绿肥种植8 680 hm2、完成受污染耕地治理与修复面积413.4 hm2。贵阳大力发展生态循环畜牧业，加强对畜牧业环境污染进行综合整治[13]。

3.1.2良好的政策环境

社区支持农业要求生产者采用生态、有机、环保的生产方式开展生产，这样的生产方式保证了农产品的质量，同时也减少了对土壤及周围环境的污染，有利于推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2015年，农业农村部发布《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明确5项重点任务，为推进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指引道路[14]。2010年7月，贵阳市发布《贵阳市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条例(草案)》，在该条例中明确将倡导社区支持农户的绿色纽带模式，让农业的生产者与城市的居民直接挂钩，至此，贵阳市成为我国首个将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模式写入地方性法规的城市，在全国尚属首创。在“十三五”期间，贵州省将生态建设作为重大战略来推进，贵阳市作为全省生态建设的模范先后出台《中共贵阳市委关于大生态战略贵阳行动的实施意见》和《中共贵阳市委关于大力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等重要文件纵深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贵州省“十四五”规划中，贵州省始终秉持生态和发展并存的原则，仍继续推进“大生态战略”。

3.1.3隐性市场需求逐步扩大

城镇化率的提升反映了一个城市在经济社会方面取得的发展成果。随着城市的经济发展，农村和城市间的差距在逐渐缩短，从而更加有利于助推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2019年，贵阳市城镇人口已经达到378.47万人，城镇化率达76.13%，社会零售消费总额达20 528.549亿元，为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庞大的消费市场。据调查显示，我国社区支持农业的消费者具有“高收入(月收入5 000元以上占96.63%)、高学历(本科及以上占86%)、年龄集中在30～50岁和家中有12岁以下的小孩”的消费特征。2019年，贵阳城镇居民人居可支配收入达到38 240元，根据贵阳市薪资水平报告(2020)，贵阳市人均月收入5 000元以上的人口比例约占41.6%，其中教育行业的平均工资收入最高。与此同时，城市居民对新鲜蔬菜和医疗健康类产品的消费指数逐年上升，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自身健康、食品的安全和营养越来越关注，居民对有机、健康的食品潜在需求越来越大。

3.2社区支持农业创新实现路径

尽管后发地区的城市给社区支持农业发展提供的沃土没有一线城市充足和多样，但却有着自身的独特性。

3.2.1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

“十四五”时期，贵州省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省工作的重中之重，深入推进农村产业革命，持续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带动乡村全面振兴。

以社区支持农业为发展新渠道助推乡村产业兴旺。通过社区支持农业的新渠道将乡村的产业发展与城市居民社区相联系，推动农村产业的深度融合，完善农村居民利益联结机制，激发农村创新创业的发展活力。推崇社区支持农业发展理念，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社区支持农业生产理念是无污染、有机和绿色，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尽量不使用化肥或者喷洒农药，只能使用自制的有机肥和取得国家相关部门认证的有机农药，促进了绿色生产的发展，能有效降低环境污染；同时，生产者也因受到这种理念的影响，增强自己的环保意识和生态观念，对保护当地的环境和生态起到促进作用。

通过社区支持农业让城市居民享受乡村生活的价值，并参与到乡村文化的发展建设中。许多城市消费者选择社区支持农业是因为一种情怀，一种人们对乡土文化和乡村生活怀念的情感；在社区支持农业的生产模式中，一些城市消费者走进乡村，去感受乡村的文化，并参与到农作物的生产过程中，体验农耕生活，享受农耕带来的健康身体和身心愉悦。社区支持农业的模式增强生产者的责任感和信任度，有利于乡村的发展和治理。在生产过程中，农场或者乡村的生产者要按照与消费者的约定去开展生产，由于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约束，两者完全靠自觉或者通过沟通交流来信任对方。长此以往，培养出生产者守信的美德和高度的责任感，这有利于推进乡村的发展和治理。

社区支持农业发展模式让生产者的收入得到保障，增加生产者的收入，提升生活水平。“风险共担，收益共享”让生产者的收入有了一定的保障，生产端直接对接消费端，没有中间环节，提升了生产者的利润空间，可有效增加收入。

3.2.2依托大数据平台，打造“互联网+CSA”

把大数据产业与社区支持农业发展融合起来，打造“互联网+CSA”的发展模式。

近几年来，在国家和政府的扶持下，贵阳市大数据产业飞速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社区支持农业可以利用新兴的大数据技术去更好地挖掘和服务客户，整合物流链，提升用户的体验。通过大数据实现消费者对产品的追踪溯源，搭建监督平台，让产销双方都处于透明的环境中，这样有助于消费者和农户之间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通过各种自媒体进行社区支持农业的宣传和推广，运用数据分析客户的需要，开发即时需要，挖掘深层需求，把CSA的经营模式深入到消费者的心中，改变消费者的观念，以此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利用大数据技术整合物流链，创造新的流通链，保证生产资料的有机供给，产品包装、储存和配送的环保标准，与成熟的物流平台合作，提升物流配送效率，确保当日采摘，当日送达，提升消费者体验感[15]。

3.2.3坚持绿色生产，走生态发展的道路

社区支持农业的生产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绿色的农业生产方式，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不能使用化肥，只能使用自己沤制的有机肥。遭遇病虫害时，不能喷洒化学成分高的农药，只能利用物理的方法或者使用有机农药进行除害，这样的生产方式减少了对土壤的污染，有利于保护周围的环境。贵阳市拥有绿色的生态环境，给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提供了绿色的土壤，保证了生产的绿色底线和发展的生态路线。

3.2.4建立消费合作社，搭建交易平台

消费合作社是指自愿联合的消费者通过其共同所有与民主控制的企业或组织，满足他们共同的经济、社会与文化需要及理想的自治联合体[16]。通过建立消费合作社，把城市中具有社区支持农业发展理念的消费者有效组织起来，使其成为社区支持农业发展的有效组织载体，并秉着“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发展原则去搭建消费者与生产者的交易平台[17]。

3.2.5因地制宜，立足本土化发展

目前我国的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类型主要有4种：一是以小毛驴市民农园和分享收获为主导的农场，二是中高收入群体二次创业或是回归自然生活的CSA模式，三是分散小农户与市民直接对接的形式，四是以合作社为主体的形式。4种发展类型各有利弊[18]。后发地区发展社区支持农业不能依据发达国家或发达地区的经验照搬照抄，要依据自身条件，因地制宜，立足本土化发展。每个城市的发展水平不同，消费者的消费观念与消费能力自然也不同，社区支持农业的消费者大多是关注食品安全、有生态环境意识的中高收入人群，如果市场不满足这些基本条件，就会导致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社区支持农业倡导“吃在当季，吃在当地”的饮食理念，强调本土化的发展[19]。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同根同源生产出来的东西才是最健康、正宗的，再加上社区支持农业的合作关系，很多社区支持农业都会采取本地生产、本地消费。但随着近年来我国的互联网和物流的快速发展，部分地区的社区支持农业开始超越本地供应。此外，本地化的发展还有利于解决城市和农村发展的“脆弱性”。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许多农村的农产品滞销，而另一边的城市对新鲜的蔬菜和农产品极其匮乏，传统农业产业供给模式的弊端在重大公共危机下暴露无遗。通过发展社区支持农业，一方面，可以把城市社区与乡村联系在一起，增强两者的信任度，在发生危机的情况下，为乡村的农产品销售开辟绿色通道，同时也保障了社区农产品的供应，有效降低城市在公共危机下的风险性和脆弱性；另一方面，满足了城市消费者对健康安全农产品的需要，实现城乡之间的友好交流和良性互动，在公共危机下，实现乡村对城市的反哺功能，从而形成城乡之间在日常和危机中的韧性链条[20]。

4 结束语

社区支持农业是解决我国城乡之间的发展隔阂，是破解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的重要途径之一，要充分地认识自身优势，因地制宜选择适合本地区发展的模式和道路，明确发展方向与定位，建立适合自己发展的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并针对本地城市的需要科学制定发展和生产计划，进行科学管理和组织创新，以满足当地市场的多样化需求。

地方政府应完善相关制度，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建立和完善社区支持农业的相关制度，出台扶持社区支持农业发展的农业政策，为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提供政策、资金、科技支持，营造推动社区支持农业发展的良好软件环境。

社会要鼓励和支持构建生态健康的农业产业体系，大力构建社会化投资农业的机制，创新生态农业的投资主体，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

加强科技支撑，培养“一懂两爱”的新农人，高校的科研机构给予更多的知识、科技支持，鼓励高校毕业大学生返乡从事农业，促进生产者的更新换代，有助于社区支持农业的创新发展。

凭借中国博大精深的农耕传统，社区支持农业一头连着生产者，一头连着消费者，双方共同努力促进后发地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