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费伟，蔡欣濛，林欣，陈恺，王安之

（杭州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一、研究缘起与概念界定

城归是我国社会历史上固有的现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阶段展开考察，大致出现过以下四次相对集中的、大规模的返乡运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城市农民工被迫返乡。20世纪九十年代，“打工潮”加速农民资本积累，形成返乡创业条件，同时乡镇企业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形成返乡推力，两者共同作用下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二波返乡潮。随后，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下，2008年大量企业倒闭，形成第三波返乡潮。2017年以来，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与系列政策的出台又推动了新一轮的返乡浪潮的出现。这四次返乡运动，在性质、主体与特征上存在着差别，由此促成了不同时期城归青年在社会适应问题上的不同表现。从性质上看，四次返乡运动大体上呈现了“被动—被动与主动兼有—主动”的变化趋势［1］。社会适应是适应行为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而适应的主动与否又是影响适应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对城归青年的返乡性质进行探究是必要且重要的。

本研究的城归青年是学者们基于“海归”一词的衍生。“城归青年”狭义上指农村籍居民在进城生活一段时间后返回农村生活，而广义上则将“农村籍居民”推广为以农村为初始生活点的住民。“城归青年”从本质上来说是劳动力的城乡流动，但这种流动如果不在时间与频率上加以限制，仅从空间的角度判断容易受到误导，例如根据农业活动的周期性而在农忙时节规律性地往返城乡的行为、由于年龄增长难以留城工作而被迫进行的返乡行为等［2］。为排除以上述类型为代表的“虚假”返乡行为，本研究将“城归青年”界定为以农村为早期生活环境的住民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城市生活后，选择农村作为主要生产生活区域的行为。现阶段，学术界关于城归青年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三方面：其一是从政治学视角切入，侧重于研究城归青年返乡之后的政策支持与针对城归现象的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完善［3］。第二是从经济学的视角切入，侧重于城归青年的乡村创业与城归现象所反映的特定时期的经济发展问题［4］。其三是从社会学的视角切入，重点针对城归青年群体的群体开展研究，侧重分析其群体特征、群体心态、流动特点及其行动逻辑［5］。

总体来说，上述研究为我们展示了新的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催生了关于城归青年的新关注点。乡土社会适应作为城归青年返乡面临的问题，其关注度不断上升，然而既有研究对城归青年社会适应性的探究多局限于特定行为与特定方面，缺乏城归青年乡土社会适应现状的全景展示。社会适应特指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中发生的，在文化模式、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等方面上的应对行为［6］。社会适应行为的目的是实现个体内外关系的和谐，若长期无法达到和谐状态，则易产生格格不入感，进而影响人在新的社会环境下的精神状态［7］。城归青年的乡土社会适应性问题是城乡文化冲击的集中综合体现。作为城乡文化共同作用的综合体，既是沟通城乡文化的纽带，又是城乡文化冲突在个体层面上的集中体现［8］。拥有城市生活经历的青年在返回农村后总是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程度上面临社会适应的问题。因此，当前针对城归青年的乡土社会适应性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城归青年的乡土社会适应性问题何以体现？

城归青年一定程度上拥有逾越村落的视野，处在国家与村庄、居民与村民的连接点上，其回乡时考量的因素，除相对利益和经济结构外，还有情感归属、文化传承以及制度等［9］。但由于其本身久离农村，返乡后仍处在与乡土社会的磨合中，在返乡就业创业的过程中易产生诸多不适应现象。城归青年就业创业的心理适应体现在很多层面上，学者们大多从制度、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以及返乡青年自身素质五个层面的不适应进行讨论。

（一）制度层面的不适应

制度层面的不适应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政策宣传度和知晓度低。目前，国家为鼓励和保障青年返乡就业创业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可其中诸多政策由于宣传力度不足，广大城归青年对国家和各级政府为其返乡就业创业和扎根乡村提供的优惠政策和外部支持知晓度低［10］。第二，乡村民主化进展迟缓，社会运行规范化差。在目前的“乡村振兴”背景下，乡土社会中原有的传统模式已经不再适用，而新的治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仍在完善和适应。与此同时，乡土社会由于民主化进展迟缓，整体的社会运行离规范化这一指标还相距甚远。第三，政策支持不均等化，共治共享理念缺乏。在针对城归青年的制度的制定与实施中，一些乡土社会存在歧视或者利益摊派与分割的现象，使得城归青年与本地村民的政策均等化（包括住房与土地政策）以及现今城归青年与早期返乡农民的相关制度平等化难以落实［11］。由于乡土社会中共享共治理念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许多乡土社会仍保留行政边界与户籍制度的约束，使“新村民”难以享有与“原村民”平等相同的民事权利、政治权利和相应的义务以及其在返乡后的公共活动中的社会参与度。

（二）经济层面的不适应

经济层面的不适应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乡村的产业发展主体缺位现象明显。乡村振兴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乡村扶持产业发展的作用，但乡村的产业发展主体缺位现象明显［12］。乡村产业经营尤其表现在经营主体的数量与结构上的变化上，从而在各种形式上对乡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乡村经济的振兴起着制约作用。第二，经济支持有所偏差。虽然国家投入了一定的资金来对城归青年的就业创业进行扶持，但由于农村的资金匮乏，许多金融机构认为乡村的投资风险高、收益慢，采取了有限投资模式，没有给予农村较大的资金援助［13］。对于城归青年创业来说，“常态化”的趋势就是融资难的问题。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超过60%的城归青年认为资金问题是影响其创业成败的关键问题。由于现阶段国家创业政策与金融政策衔接不够，城归创业青年经常会遇到缺乏足够的抵押资产，向银行正常贷款难等诸多问题。

（三）社会文化层面的不适应

社会文化层面的不适应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乡土社会中单一保守的价值观。在乡土“熟人社会”中，其文化传统就决定了乡土社会中的人们难以做到城市生活中的崇尚个人隐私和提倡兼容并包。城归青年在回乡后，其工作价值往往被金钱至上的工作价值观念给无情评判。对于大龄未婚、丁克家庭、独居生活、租房生活、不考编制的工作等类似话题异常敏感，大多持否定态度。34岁的城归青年小范习惯了城市中“先争取物质基础再去寻求幸福”的观念，在返乡之后被“先成家后立业”“大龄不结婚就是不孝顺、不着家、不务正业”等多种传统观念所囿，困扰不堪。第二，社会人际关系的重建。乡村社会是费孝通口中的“熟人社会”或贺雪峰所说的“半熟人社会”，城归青年虽说人是故乡人，但由于村民对他们“知之甚少”或是流于表面，所以在很大程度上算是局外人，甚至是陌生人［14］。城归青年选择返乡就意味着城市生活中的社会网络支持系统基本瓦解，而且需要快速在家乡建立新的支持体系。但在相对陌生的环境中，想要快速建立人脉关系以重建社会人际关系是一件相当难的事情。第三，社会规范规则的价值转换。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规则在相当程度上是比不上人情伦理的。城归青年在返乡后社会规范规则发生了巨大的价值转换，原有的价值观受到了冲击，自由竞争被人情伦理替换，按劳分配也被面子和潜规则取代。原本在天津做销售的小李返乡后开幼儿园时，发现与城市中的市场调查和各种准备不同，为了幼儿园的成功建立，每天忙于拉关系，做应酬，最后还是通过对象的舅舅的领导的秘书的关系才使幼儿园得以批准建设。处在现代公共规则与传统人情关系的冲突和价值转换之中，城归青年往往会产生不适应感。

（四）生活层面的不适应

生活层面的不适应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难找归属感，心理融入困难。乡土社会中人们固有的观念就是以走出农村，去往大城市求学、谋生为荣。他们认为考上大学是光耀门楣的事情，而城归青年选择返乡就业创业使得许多农村父母无法理解、无法接受，在乡土社会中，邻里街坊的各种世俗的非议往往也会扑面而来［15］。第二，消费和娱乐等生活方式的巨变。部分城归青年已经适应了城市生活的精彩纷呈，回乡后对农村毫无活力的生活方式和单调乏味的娱乐消遣方式感到无趣和无所适从［16］。还有部分城归青年在生活消费上会有意识地打造高品质、有品位的城市化特征显著的生活，对原村民低成本、低水平、低要求的生活方式存在排斥或鄙视的心理［17］。第三，农村基础设施落后。虽然近年来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不断增加，但乡（镇）、村路况老化、年久失修，导致产品流通效率低，交通运输难等诸多基础设施问题。农村的交通、教育、医疗、保险等公共资源在与城市的资源对比后短板日益突出，成为城归青年乡土社会融入的主要障碍。

（五）城归青年自身层面的不适应

城归青年回乡后不易陷入“农民身份”的框架中，因此他们有很多的余地去选择就业或者创业的渠道。也正因如此，存在着“潜在性”转化为现实的强度不足的风险。第一，城归青年就业创业意愿不强。城归青年从以往城市返乡后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职业实践，尤其是一些受到现实因素被迫返乡型的青年，他们对职业转换这一现状有着心理排斥感，始终保持在被动妥协、无奈抱怨、消极应对的情境中。被动返乡型的青年属于“社会互构论”中“反向逆变”关系这一支。由于其自身的就业创业意愿不强，所以他们在内心深处认为乡土社会中的职业难以达到自身的多样化需求，同样的，其消极被动的工作状态也无法为乡村建设服务。第二，城归青年就业创业能力不强。大多城归青年自身优势并不突出，大都也并非名校出身，这使他们在城市生活中难以立足，但返乡后的就业创业工作也不是社会所急需的热门专业，再加上专业大多不对口，使得他们难以谋取到高层次的就业创业岗位。同时，存在许多城归创业青年缺乏技术创新意识和能力，所谓创新大多将他地产业复制回来，在本地进行粘贴，导致乡村产业出现众多雷同现象，因为没有结合实际情况，在产业经营中往往出现技术缺陷、市场开拓、经营管理制度、组织创新各方面问题。

三、城归青年的乡土社会适应性问题缘何产生？

近年来，随着国内学者对社会融入研究的逐步增多，对城归青年返乡后的社会融入问题学界也已有了较为完备的研究范式。但对于城归青年返乡融入过程中所出现乡土社会适应性问题的原因，国内学术界仍然论述较少。已有成果大都是在探究乡土社会适应性问题是什么的基础上，或详或略地提到了一些原因，对此问题的归纳显然还未体系化。

综合学者们的研究，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分析思路：其一，大部分文献将此原因分为三个依次递进的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其二，也有文献将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分为经济、生活、制度和文化融入四个方面来研究［18］。此外，也有学者在前二者的基础上，又将原因分为主动和被动、主观与客观、理性与非理性等方面来解释。例如，国外学者Ward提出的跨文化适应的分类维度，将社会适应分为心理适应（psychological adaptation）和社会文化适应（sociocultural adaptation）［19］。此维度将心理适应定义为以情感反应为基础，关注文化接触主体的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将社会文化适应定义为适应主体融入当地社会文化环境以及与当地文化主体有效接触的能力。本研究通过归纳分析，选取学界应用最广的分析角度，从经济、社会、心理三个方面，由城归青年返乡先后生活环境的改变情况出发，兼顾城归青年自身的主客观因素，探讨城归青年乡土社会适应性问题出现的原因。

（一）经济层面

1.经济大环境的不适应

城市经济实力强，资本雄厚，产业结构更加现代化，工资待遇较好，就业机会多，岗位质量高；此外，城市人口基数大且人均购买力较强，消费需求较为旺盛，市场管理有序，投资环境较好，投资创业机会多。与此相比，农村与小城镇无论是在经济实力、产业结构、潜在资本还是创业机会上，相较而言都处在绝对劣势。城归青年回乡就业，工资水平落差较大，且对于城镇、农村的就业现状而言，极易出现“高不成，低不就”的现象；而对于有心返乡创业的青年而言，城镇和乡村居民的消费能力不高，经济环境对创业项目的适应能力要求较高。杨艳飞等学者对辽宁省城归青年创业的研究成果显示，以加权平均分计算阻碍青年返乡的因素，农村的基础设施水平、发展机会、工资收入三项分别以4.55分、4.45分、4.38分最高。因此可以看出，影响城归青年返乡就业创业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实力的差距，导致了城归青年就业选择单一化，创业项目多存生存时间不长、未来发展空间较小、经济效益较低等问题［20］。

2.社会支持有所偏差

社会支持城归青年返乡就业创业的基本资金保障，是促进其社会适应的动力所在。而近几年，对于青年返乡创业群体，国家提供了创业小额贷款和创业补贴的资金支持，但对其支持作用依然较弱。大学生返乡创业风险较大，支持资金缺乏，也没有财产基础作为抵押。而虽说国家政策明文规定税收减免，贷款优惠，但实际面对的是资本市场资源配置不完善，专门为青年返乡创业提供低费率担保服务的公益性质的担保机构缺乏，又因大学生普遍偿还能力弱，政府也不愿承担风险为其提供担保。创业补贴政策方面，青年创业补贴申请审批时间冗长，过程繁琐，难以有效落实。这些因素都无形中增大了国家方面提供青年创业的资金支持的难度，国家出台的资金政策也难以落实起效。

3.青年自身经济状况的不适应

除第一代农民工之外，第二代返乡农民工及城归大学生群体是改革开放后的一代。这一群体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计划生育后子女数量的减少使个体的受教育水平提升，他们在进城之前的大部分时间在学校里度过，也更少接触农村生活。返乡之后若要面对农业相关的职位，生活技能缺乏就成为难题。此外，乡村经济水平低，家庭收入普遍不高，家庭为城归青年带来了较大的就业压力，且难以为青年自主创业提供太多的经济支持。

（二）社会层面

1.社会人际关系的重建

“人是处在社会中的动物，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处在狭小的农村社会中，就形成了利益关切的相互捆绑，从这样的社会关系中，社会成员从关系网络中可以获得社会性的助益。青年从城市返回家乡，必然面临着原有社会支持关系的解散和返乡后社会关系网络的重建。空间的社会性通常具有排他性、分割性、固定社会关系的效应、空间接触对行动者互动关系的改变、行动者空间流动与社会分化的相关性［21］。因此，城归青年想要重新适应家乡的生活方式、生产机制，进行就业创业，就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构建起新的社会关系，这对于时隔几年或数十年重回家乡的青年而言，就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对于第一代农民工而言，大部分人年龄稍长，且早已成家，即使进城务工，其存在移出地社会的社会关系网络依然根深蒂固，社会融入的人际关系问题较小。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归大学生而言，虽然他们名义上仍拥有农村社会的亲缘与地缘关系网络，却因多年在学校和城市里生活，本有的社会关系对他们而言是陌生化的，并体现为这个先在的社会网络对城归青年返乡后行为支持作用的有限性。

2.社会规范的融入

城归青年返乡后最容易受到冲击的就是在城市形成的意识观念。大城市属于典型的陌生人社会，社会关系依靠较为精确的规则和严格的契约关系建立维系，必然滋生出个人自由主义观念、权利义务观念、平等互惠等契约观念［22］。大城市的竞争崇尚公平自由，按劳分配，凭能力谋职位，此类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因此当城归青年返乡后遇到传统熟人社会中的人情牢笼和潜规则时，青年早期城市生活形成的价值观则极易受到冲击，使青年返乡创就业的积极性受到打击。在访谈中，一名29岁的厦门大学毕业研究生回到家乡工作以公开选拔的考试形式被县教育体育局录用为公务员。但当其谈及工作情况，却提出了因为人情和社会关系带来的不适应。她说道，“并不是足够优秀就可以办成所有事情”，“熟人社会”是有领导感存在的社会，即使是办一件小事也要托各种关系，如果要一直维持这种人情关系，就必须要参与进“圈内”的活动［17］。

3.生活方式的融入

文化和社会融入的另一重要特点，主要表现为生活方式的融入，包括消费方式、生活状态、休闲娱乐方式的融入。城归青年在城市较长时间的生活使其生活方式具有典型的城市化特征，如消费能力强、娱乐性支出比重大、行为趋势网络化等特点。城市价值观念多年的影响，促使他们在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上有想法，有追求，有远见，体现为崇尚标新立异和高质量的生活水平并更多地为未来考虑。因而在心理上排斥甚至鄙视乡土社会中低成本、低要求、只顾当下的生活态度。因此返乡之后，面对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并不能在短期之内立即适应。从河南郑州某高校毕业的青年小张，返回家乡工作，就面临着城乡生活方式价值观的差异。她谈到：“返乡后遇到的小镇同龄人的生活方式，月光族，爱炫耀，贪小便宜，这些都不是她所认同的。”她的消费习惯多追求生活质量以及对下一代的培养。她表明自己更愿意将钱花在下一代的身上，给下一代一个好的教育环境，给孩子一个好的将来，让孩子避免走自己的老路。

（三）心理层面

1.城归文化的优越感

大多数城归青年离城返乡现象的根源在于原有的城乡二元体制弊端，而这种体制的存在成为农民市民化、大学生市民化进程最大的体制障碍［23］。这种二元社会的对立，既迫使青年离城返乡，又形成了城归青年因曾经的城市生活而生成的优越感。不仅在家乡的人眼里，他们属于见过世面的一批人，并且在他们心中也自认为城市文化比乡村文化高出一等。因而在心理上拒绝抛弃城市文化，融入在他们眼里显得落后的乡村文化。根据“城市中心理论”以及“推拉理论”，毫无疑问，城市文化的拉力为城归青年在心理上对农村社会的主动排斥提供了动力，与现实生活两相对比后，就易于出现强烈的现实反差和失衡心理。

2.传统观念的潜移默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时间的变迁，农民工离乡务工行为的动机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转向。20世纪下半叶，改革开放带来城市经济的崛起，直接经验表示进城务工可以获得比在家乡务农更高的经济收益，经济理性成为外出务工的直接动力［24］。但进入21世纪后，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外出务工行为已经逐渐上升为当地农民的一种“意识形态”或制度化规范，并片面地将进入城市生活视为有本事、见过世面的表现。反之，则是没出息的体现，对于受教育水平与文化素质较高的城归大学生和城归精英而言则尤其如此。此类观点，就容易使城归青年在返乡之后受到一些人的质疑，甚至被武断地认为是在大城市无法生存而回到农村或城镇，不仅仅是左邻右舍，甚至城归青年的家人也会担忧青年返乡之后受到亲戚朋友的嘲笑。如此，他人的想法逐渐地影响返乡青年的心理，使之失衡、自卑，心理压力逐渐增大，最终造成乡土社会的适应性障碍。例如，在访谈中，一位28岁从秦皇岛返乡创业的青年小蔡就常为这些问题所困扰。他提到自己是自愿返乡创业的，也没有一定要留在城市工作的想法，但一回家就有好多亲戚朋友旁敲侧击，询问是否是城市里的工作难以为生，是否在感情上遇到了什么问题等等，他评价，这些问题实在让人心里不适。他人的种种议论在心理上打击了城归青年适应社会的积极性。

四、如何帮助城归青年适应乡土社会？

青年返乡后面临着多方面的问题。尽管各地政府对城归人员的乡土社会适应性问题给予越来越高的重视，并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性政策，但这些举措在促进青年融入社会方面收效不高。经济、社会、心理等层面的乡土社会适应性问题依旧突出，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促进返乡就业、创业的内在要求存在契合障碍。因此如何帮助城归青年适应社会，达成城归青年个人与社会的统一，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层次上进行了对策分析。首先，从宏观的制度视角看，政府部门制定返乡就业、创业扶持政策需统筹兼顾，根据不同地区制定针对性政策，从实际出发，为城归青年营造良好的环境［25］。其次，从微观的现实视角来看，青年应促进主观融入，积极拓展社会资本，构建新的良好人际关系，主动适应乡村社会［26］。纵览文献，针对此问题，现有的对策与方法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拓宽职业教育渠道，加强培训体系建设

青年返乡后就业创业能力不强，难以融入乡土社会，易产生一系列适应性问题。其中，劳动力的低文化、低技能问题尤其突出。新时代背景下，加强返乡职业培训，增加信息资源供给，优化就业、创业扶持机制成为培育和提升城归青年就创能力，激发就创潜能，增加就创质量，促进返乡就业、创业与乡村振兴战略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27］。加强培训体系建设能够对城归青年的就业创业能力形成较基础教育更为显著的影响。因此，各级政府应积极拓展多样化、个性化的农村职业教育渠道，依据不同行业内的就业创业需求，展开针对性的行业技能培训以提升城归青年的素质和技能［28］。与此同时，政府需要努力健全规范化、多样化的职业培训体系建设，以期在增强城归青年就业创业能力的基础上提升适应能力，增加返乡就业、创业的规模与质量，推进乡村振兴。

在此过程中，各级政府应当注意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在培训保障上，政府应加大对城归青年职业培训的投入，通过投资组织较大的培训项目，推进职业培训有效开展。江苏省南通市政府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工作，不仅给予就业困难人员充足生活补贴费用，还积极扩大就业见习补贴范围，为该地城归青年就业创业提供了更坚实的就业保障。其次，在培训内容上，应将技能培训与培养就业创业能力结合起来［29］。同时注重“将乡村振兴战略的思想内容、战略部署等融入职业培训的课程体系中”，从乡村振兴的战略高度设计培训课程，帮助城归青年在培训过程中深化对返乡就业创业与乡村振兴战略关系及其意义的认识，由理论指导实践，从而提升其就业创业能力及适应力。返乡“领头雁”陈华东返乡创业之所以能够带动乡村振兴，取得重大收效，其所在仪陇县举办的职业培训内容起了重大的作用。正是在该培训班上，陈华东不仅了解到国家的战略政策，学习到实用的职业技能，还参观了现代化的农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开阔了视野。再次，在培训形式上，应打破传统方式，结合现代化信息技术，提升培训的灵活性。通过大力推进线上职业技能培训，提供线上服务平台，更广泛地提升了返乡就业创业城归青年的职业能力与素质。最后，建立有效的培训评估机制，及时掌握城归青年的需求、就业、创业实际效果等信息，积极优化和改进培训体系，有效提升了城归青年的职业技能与素养。

（二）健全社会服务体系，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社会服务体系将直接影响城归青年就业创业的发展［30］。政府提供的服务针对性不强或者不到位，会给城归青年就业、创业造成一定的阻碍［31］。而城归青年就业创业的环境越好，拥有的资源越多，很大程度上能够助其提高绩效，进而促进城归青年融入社会［32］。因此，社会服务环境、政策法律环境、经济环境和产业环境等都对就业创业具有基础的支持性作用［33］。同时，社会资本能促成就业创业成效。善于充分利用社会资本的城归青年及其企业往往具有更好的绩效。青年返乡后，周边环境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对其就业、创业具有一定影响。而良好的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将有助于城归青年就业和创业［34］。因此各级政府应积极建立健全社会服务体系，营造和优化良好社会环境，从而促进城归青年融入社会，达成个人与社会的统一。

其一，政府应注重自身就创服务的改善，营造城归青年就业、创业的良好环境。在服务观念上，要“转变思想，强化政府的服务意识”；在服务方式上，要“简化程序，提高效率”；在服务内容上，要“放宽条件，降低门槛，非禁即入”［35］。建立健全政策扶持、服务、培训“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为广大城归青年营造良好的就创业环境。山东省金乡县积极优化返乡就业创业环境，为城归青年提供便利。2019年以来不仅将创业担保贷款政策由过去一年一放调整为一年两放，还积极简化再造贷款流程，推出直接在银行所有网点申请等措施，方便创业者办理。其二，政府应积极培育新型乡村社会组织，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农村社会组织包括发展型社会组织与保护型社会组织。通过社会动员与资源融合，积极培育各种新型社会组织，帮助其成为联合治理的社会体系，有利于农村管理和公共服务，推进农村振兴。［36］其三，政府与社会应共同努力。一方面，建立起鼓励学习和创新的政策环境、制度环境和乡村人文环境，培养城归青年勇于创新、敢为人先的素质品质，激发广大城归青年就业创业的热情。另一方面，也要营造“允许失败、包容失败”的社会氛围，以减少城归青年内心的不安与焦虑，形成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同时做好就创业的帮扶、指导工作，及时了解其发展动态，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促进其学习与吸收，积极引导返乡就创业与乡村振兴战略相融合，形成长久有效的支持机制。

（三）构建大数据共享平台，互联互通提升适应力

新时代“互联网＋”、大数据等科技不断发展，信息存储、传递、使用等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也带动了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维方式发生转变。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手段更好地服务于城归青年，帮助他们及时了解就创业动态，促进学习和交流，提升个人学习、适应、创新等能力就成为城归青年适应社会，实现个人与社会的统一的重要路径。

首先，通过搭建返乡就创业大数据资源共享平台，“利用网络客户端和手机APP终端发布就创业动态和知识、乡村发展战略、市场资讯、创业项目、行情分析、法律政策等与乡村就创业相关的信息”，拓宽资源供给渠道，使城归青年能够及时了解乡村就业创业新动态，依据外部环境变化迅速做出调整，由此提升青年于乡村社会的适应能力，推动实现个人与社会的统一。宁波市采用独特运作模式构建大数据共享平台，积极整合各类社会资源，为城归就业创业青年乃至用人单位提供全程服务，互联互通，互促共进，提升广大青年职业技能与适应能力。其次，加强针对城归青年的服务平台建设，提供一定的融资、技术、信息等服务，帮助城归青年积累经验、就创业资源以及一定的社会资本，促进各方相互学习和交流沟通，提升个人就创业动态能力和社会适应力。近年来，西充县委充分发挥远程教育牵引作用，利用远程教育平台、“西充党建”微信公众号等，定期发布企业用工需求、创业扶持政策、就业培训信息等，加强资源整合，为城归青年返乡就业创业提供各类服务，获得良好收效。最后，“政府通过网络大数据的搜集、整理和综合分析，有利于掌握乡村地方返乡就创业的基本情况，为未来的形势预测与政策优化提供了重要参考”。政府对返乡形势的正确判断有利于形成长远有效的支持体系，推动城归青年融入社会。河南省濮阳市政府依托大数据，以县为单位建立返乡下乡创业人员实名制工作台账，动态掌握返乡下乡创业人数、企业数、企业员工数等基本情况，为下一步开展精准服务、高效服务提供数据支撑。

（四）城归青年主动融入，提升适应能力

乡村的本土性特征、对乡村社会的排斥心理、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困惑等等是促使城归青年对乡村社会产生不适应感的重要原因。适应社会，达成个人与社会的统一，需要政府、社会等多方努力，更需要城归青年自身努力。江西省东乡县城归青年马娟带着深厚的情怀返乡创业，由于当地观念陈旧，一开始她就受到乡亲们的不理解，而她积极参加各类培训、充分调研，努力改变旧观念，树立新观念，带领当地居民脱贫致富，很快取得良好成效，获得当地认可，实现自我融入与价值实现。河南省商城县城归青年陶红玲在创业初期虽遇到诸多问题，但她积极主动适应，用时近6个月，寻访了300多家种植养殖合作社和农户，对农产品市场进行调研、普查，建立大数据库，为后来的成功打下良好基础。

可见，城归青年应主动融入乡村社会，加强心理建设，积极学习交流、积累经验，同时厚植乡土情怀，强化责任意识，磨砺奉献精神，努力提升群体的自我认同感。城归青年应主动融入乡村社会，加强心理建设，积极学习交流、积累经验，同时厚植乡土情怀，强化责任意识，磨砺奉献精神，努力提升群体的自我认同感。总体来说，既有的解决办法仍比较宽泛，缺乏全面、具体的方法和途径，研究者还应在环境、行为、人际关系等方面寻求更多社会支持，总结出更加具体可查的解决措施，从而针对问题寻找可行的方向。

五、城归青年乡土社会适应问题的研究反思

在我国城归青年乡土社会适应性这一主题的理论研究中，存在学术分歧确为事实。但正是这些分歧，使这一主题的学术内涵在讨论中不断丰富。

（一）群体特征导向关系的建构：对返乡青年群体特征全面调研的欠缺

在城归青年的乡土社会适应性研究中，比较明显的欠缺是缺乏对城归青年群体特征的全国性调研，如闫广芬等的《“情”与“理”的交融：大学生返乡发展的源动力》，陈锋等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动因及其社会适应——以云南沙村为例》等对青年返乡就业创业的定量研究，往往以某一个乡村为中心展开调查，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获取城归青年的基本信息。而全国东西南北中各地民情皆不相同，已有样本多具有地方特色，较少缺乏代表性，故难以得出普遍性全国性的结论。此外，其研究又因未对“城归青年”的概念做出明确的界定，样本抽取也存在着一定的偏差，故难以得出具有准确性的结论。

（二）乡土社会适应性的量化指标确定：细节的深化与内涵的补充

乡土社会适应性在不同的研究视角下有着不同的内涵，目前并没有统一的定义。而乡土社会适应性的量化指标首先应根据其操作性概念来界定。其次，乡土社会适应性行为是一种动态的、不断变化的结构，受到诸多综合因素的影响［37］。其实，社会与社会上任何一个群体进行关系的建立，都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现有的调查研究绝大多数是短时性的研究，没有对研究对象进行进一步的跟进，因此无法得到青年与社会渐渐磨合后的结果。每一个青年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都会与社会建立独特的联系，对其社会关系长时间的过程性研究，是帮助我们对青年社会适应问题内在逻辑进行演绎的关键所在。研究中，应对返乡青年与社会的矛盾关系的进行更深刻的讨论，深入研究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结构，提出促进两者和谐统一的有效方案，达到两者相互成就的最优配置。

（三）社会支持的落实与深化：返乡青年创业失败修复路径交流与思考

以社会网络为主体，对社会弱者进行物质、精神上的支持，社会支持兼顾社会性、选择性与无偿性的特点［38］。社会支持能够减轻个体精神不良状态，提升城归青年的社会适应能力。因此在城归青年的乡土社会适应性研究中社会支持也是一个重要的概念。社会支持是促进城归青年融入社会的一个重要路径。现有的部分社会支持脱离了城归青年就创业的实际状况，针对性不强或没有落实到位，因而未能收获良好的支持成效，因此，为真正解决返乡青年的乡土社会适应性问题，研究者需深入乡村，全面调查城归青年的实际困难，评估现有政策、社会支持的实际效果，找寻问题所在，总结得出针对性方案。

（四）具体社会情况影响青年融入：描述性研究比较多，实证研究不够深入

研究的发展与社会问题的不断演变是一个紧密联系的过程，在社会的不断自我运行与协调之中，才促成“社会互构”的良性发展［39］。我国关于城归青年适应性问题的现有研究，大数停留于描述性阶段，偏长于思辨性而短于实践性，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结合不足，而其后不乏研究者缺乏直接经验的缘故，是以出现研究深入不足，具体社会了解不多的情况。另外，调查对象范围存在“幸存者偏差”问题。“幸存者偏差”大多存在于被动型返乡的调查对象中。调查中被动型返乡的城归青年在社会融入过程中表现出阶段性、反复性的特点［40］。而在“可进可退”的政策制度中，城归青年完全可以依据自己的意愿再回到城市，由此出现“返乡一进城-再返乡一再进城”的反复经历。一旦城归青年因极度不适应乡土社会而选择再度进城后，调查就容易出现“幸存者偏差”问题。

六、结语：城归青年与农村社会的相互成就

“城归”现象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由政府主导的渐进式城镇化模式下人口的逆向流动现象，呈现出了“乡—城—乡”的流动轨迹［41］。关于城归青年的乡土社会适应性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比较于政治制度、社会保障等方面，因心理层面的社会适应问题更加复杂多样，社会对城归青年在心理方面的适应性方面的关怀略显不足。在与“国家”和“家乡”的互构过程中，城归青年成为以“家国情怀”为核心的选择动力；在与“利益群体”的互构中，他们建立了以“集体共创”为核心的留守动力；在与“外部环境”和“自我”的互构中，他们获得了以“主观能动性”为核心的发展动力。城归青年有理想、有热情，但在走入乡村社会的过程中，由于观念的不同、环境的改变、经验的不足等，会遭遇多方面的困难。同时，他们的情感比较脆弱，挫折多少会对其信心产生动摇，因此其社会适的应过程多呈现“阶段性、反复性直至最终定型化”的特点。城归青年是乡土社会中“主体性的回归”。政府、社会、家庭以及青年自身要通过多方努力和配合，使城归青年群体尽快缓解返乡的社会适应问题，真正能够成为推动传统乡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