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 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 100083）

目前，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在国家战略层面和学界研究领域的关注度较高，借助世界乡村复兴大会召开的契机，我们将其放在一起探究，既然人们对会议的议题存疑，那我们就借机答疑。

我们现在的最大使命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也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主要内涵就是乡村复兴。因为我国的农业是一种“三生”农业，也即上万年以来人们都是以一定的生态条件来形成一定的生活方式，以及为了维持这种生活方式而开展的农业生产。我国的农业从来不是孤立的，不能就农业谈农业，并且自有农民这个名称以来就是“三生合一”的。由此，从理解大会的意义来看，乡村复兴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要内涵。

当然，我们也不可以忽略其他载体，比如存在了几千年的城市文明，但是和乡村承载的万年农业文明相比，仍是比较短的，尤其是到近代和工业化结合在一起的城市发展，它造成的问题恐怕远比解决的问题更多……所以，我们今天谈乡村复兴，应该是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集合在一起的。

一、发展经验回顾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确立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过程紧密结合的，尤其是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新时代的目标结合。何况，现在是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的时候，中央把乡村当作软着陆的基础，练好内功，夯实基础，才能使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战略得以确立。总之，21世纪最重要的发展内涵还是乡村。

我国历次的经济危机，都是因有乡村作为海绵社会，且以乡村作为软着陆的载体，才能过得去。如果过于激进地破坏乡村，那在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重大的全球化解体的危机挑战的时候，恐怕难以面对。21世纪国家一系列政策的调整是我们今天能够有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基础，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大家应该知道，是从世纪之初。2003年新一届政府问世之际，正是中国外向型经济和外资占比较高的工业化高速成长的年份，当年中国FDI（外商直接投资）成为世界第一。也是在这一年，中央提出了放弃单纯追求GDP的发展方式，转而追求科学发展观，那就要强调可持续和包容性。2004年提出和谐社会。2006年提出“两型经济（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2007年提出了生态文明发展理念。2008年，要求农业首先向“两型农业”转变。上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这一系列战略转型提法，需要的是一代接着一代干。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于2012年诞生的同时，就正式把生态文明发展理念确立为国家发展战略，此后发生了中国特色的转型。因为，过去一百多年中国人追求的主要是工业文明，从清末的洋务运动开始，一直到新世纪之初，都是在追求工业化，从追求工业化的形成和工业化的扩张，到工业化的结构调整。到21世纪第二个10年之初，即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国家正式把生态文明作为发展战略，它意味着在工业化时代一百多年所形成的各种利益结构需要进一步调整，为了维护原有利益结构形成的法律、制度、政策等也需要调整。这也是2015年深化生态文明改革难度非常大的内因。从哪调整难度小一些？那就是制度成相对本低一点的地方——乡土社会。

据此，2005年中央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作为当时八大战略之首，2008年又确立了“两型农业”目标，2017年提出“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同时确立了乡村振兴战略……总之，从乡土社会入手，推动乡村复兴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

新时代中国的战略转型使得政策语境发生了重大改变，在官方话语方面，提醒各位高校的老师和同学们注意，中央政策话语中已出现了一系列用教科书中的西方话语解释不了的概念，比如“三农”问题怎么翻译成英文？再如，大家现在都知道的政策叫城镇化对吧？习总书记说城镇化与逆城镇化相结合的城乡融合战略。那么城镇化怎么翻译？城乡融合怎么解释？如果用教科书的概念，其大部分知识体系是从英文搬过来的，无法解释中国现在的发展战略。汉语用4个字表述，若要用英文得说好几句话，都解释不了城乡融合怎么样进行的。

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秩序的主导国家是美国。但是，美国没有村落，没有农民，只有农场和农场主。美国的农业生产单位叫“farm”，译为“农场”，农场所有者“农场主”的英文单词是“farmer”。但被译成中文后我们却把“farmer”（农场主）直译成“农民”，中国的农民可以叫“farmer”吗？中国的农民是没有美国式农场的。所以国情不同，不能对应的概念就会造成话语混乱。

再比如，中国的城市化是要靠城镇化来实现，怎么翻译？城市化被翻译成“urbanization”，城镇化还译成“urbanization”？那不就是城市化要靠城市化实现了，这样的错误解释不了政策。在官方的政策话语方面，中国已表现出去殖民化的趋势，但是在高校教科书上，仍然是殖民化知识体系占据主导地位，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话语困境。如果高校知识分子放弃了从本土实际出发开展知识生产的责任，就难以改变孩子们厌学的困境。社会上确有很多人对现在的知识生产能力表示质疑！因此，我们必须努力推进知识创新，唯其如此才能解释中国经验，讲好故事，否则四个自信从何而来。

二、生态文明战略下的东亚农业

世界上原生农业有两处，都在亚洲，一处位于亚洲的西部，一处在亚洲东部。中国本属于东亚原生农业典范模式。而西亚的原生农业，早就被写进西方教科书了，翻译过来叫“两河”，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这两河流域的原生农业。

西亚农业发生在9000年到1万年之前。欧洲大陆则是次生农业。目前居于世界主流的是从欧洲大陆到美洲的农业，因其消灭了很多原有的美洲原著民，所以从欧洲转移到美洲和澳洲的是次次生农业。

而在东亚，因为有青藏高原的隆起，形成“亚洲水塔”，所以可以在北纬30度线到37度线这一带形成万年原生农业带，其渐次向东北亚、东南亚蔓延，变成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东南亚及中南半岛的次生农业……，这是世界农业文明的极简史。

人类告别蒙昧进入文明乃是作为原生农业的派生现象。据此，请大家注意东西文明之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原生农业的差异。比如我们生存在北方地带，刚才张孝德老师做报告的时候讲，山西是我们农业文明的重镇。那是因为北方是沿着青藏高原下来的一个水系——黄河水系形成了原生农业，是以北方干旱地带的黍稷这类作物为主的。同理，南方则是长江水系，主要是水生作物。亚洲东方两大河流，其流域面积非常广大，所以在南方是长江自青藏高原下来带出来一系列的湿地和湖泊，主要是稻作农业形成湿地水田带动了很多动物蛋白质的生成，那就是小鱼、小虾、泥鳅、黄鳝之类，所以水生农业是多元的，能够更多地涵养人口，导致每当北方发生游牧部落和农耕文明之间的冲突的时候，大量的农耕家族都向南迁徙，于是就有了“客家”，有了次生、次次生农业的发展。

客观地看，东西文明的差别取决于人类不可能拨着自己头发离开地球，青藏高原地理条件决定中国为中心的文明永远不会西方化，因为原生农业的根儿就不是西亚两河，那里流域狭小，单一品种逐渐蔓延到欧洲的次生、美洲和澳洲的次次生，还是单一品种为主，漫坡种地。而在东亚则是灌溉农业形成聚落群居的客观需求，因此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是群体的而不是个体的。

我们把生态文明作为国家发展重大战略转型的时候，应该知道生态文明的主要内涵是多样性，这取决于中国三个台阶的地理分布被五大气候带覆盖。因此气候的多样性导致浅表地理资源的多样性，而这些多样性决定了东亚地区人类的生存方式的多样性。诚然，这么说似乎有点太远了。若简单说，就是你永远忘不了家乡那口吃的。文明演进是被什么决定的呢？被浅表地理资源所决定——当地的农业一定是和气候地理条件直接相关的——就产生这种作物，就产生这种吃食！所以，我们都说饮食男女、饮食文化，十里不同风，就是忘不了这种多样性的家乡的表达方式。什么是老家的味道？那就是舌尖上的感觉，深入到人的内心深处，永远也忘不了这种饮食文化对你一生的决定性，甚至对你的子女。所以说，中华民族文明的不间断，就在于其灌溉农业是主流，随着人类聚集于社区才能够有效地使用水资源。

水利作为基础而有农业文明长期存在，同时防治水患也成为一种群体文化的重要功能而维持农业文明，中国这个农业文明的不间断，取决于人们只能聚落而居才能够有效地使用水利和防治水患。因此这是群体延续，并非西方文明的个体为基因，所以两种不同基因决定的东西文明内生具有本质不同。

当人们说只有一个真理的时候，你说的恐怕是西方一元论思想给定的“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许相信一个神圣，绝对真理只有一个。但是我们东方本来就是多神的，多元的，多信仰的，我们不可能只把某一个道理当成唯一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华文明不间断的原因在于聚落而居的农业社会所内在的群体文化基因。

这个世界发生现代这种工业社会的巨大变化，早期产生于殖民化，殖民化产生于东西方贸易中西方的长期逆差，遂导致西方不得不大量向东方输送白银。因为我们自宋代以来主要是以海外输入白银作为货币的。欧洲向中国大量出口白银，就导致白银短缺而发生“白银战争”，因欧洲战败国海外掠夺产白银的美洲地区……这一系列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产生于欧洲因穷困而搞了殖民化。但殖民化的后果之一，就是使得世界的农业形成了三大类。

其一是典型的殖民地大农场农业。因殖民者不承认原住民的任何权益，甚至把他们干掉，遂让外来的殖民者占有当地的农业资源，逐渐形成了外来白人作为农场主的大庄园、大农场——这是现在照搬来的教科书给定的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方向，麻烦在于你没法先把自己干掉，因为你就是原住民。诚然，只有把原住民干掉了才有大农场。所以南美、北美、澳洲这些大农场国家全部都是殖民地。

其二是殖民地宗主国的小农场农业，因为欧洲尽管输出大量人口，但自身仍有相当大的人口规模，那就只有小农场；当然干不过他们移民海外的后代形成的大农场和大种植园，于是欧洲这些小农场经济纷纷转型为“市民兼业”为主的绿色经济。

其三，东亚是原住民村落和农户为主体的兼业化社会农业。因为，整个中国大部分地区依靠青藏高原水源供应，尽管我们亚洲人也在19世纪以来发生了被殖民化的过程，但是没有完成像美洲那样的被大规模杀戮的殖民化，亚洲还是人口密集、资源短缺的状况。这样的客观条件就不可能有殖民地那种大农场。这本是个简单的道理，就像我们不能拨着自己头发离开地球的道理是一样的。

东亚社会，包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朝鲜半岛加上日本列岛，再加上东南亚的少数地区比如越南，在15世纪之前，基本上属于儒家文化圈；到20世纪进入“二战”以后，这些国家都完成了儒家文化长期传承的重要内涵，就是“耕者有其田”。这就是土改，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只要是东亚，儒家文化圈儿都干了一件事，平均分配土地，从此这些国家都不应该再有所谓绝对贫困，因为只要分了地就是小土地所有者，按照阶级定性就是小资。恰恰就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东亚平均分地的国家和地区才全部进入工业化。这个其实是东亚的基本经验，但却很少有西方人认识到，因此在我们的高校也少有人讲这个传承两千多年的儒家基本理念。

三、我们面临的当代农业危机

21世纪全球进入三大资本过剩。农业是在过剩资本的打击之下，成了承载资本危机的载体，这才显得问题出在农业上。我们从来都说跳出“三农”看“三农”，不要简单地说是农业的危机，而首先是资本主义在产业资本阶段的大生产的危机。

这种情况下，有很多发展中国家是按照西方的所谓自由资本主义的模式在走，典型如拉美，很多人在说委内瑞拉现在是国家危机，不错，但当我们很多人都在强调加快城市化的时候，很少有人关注委内瑞拉危机有一个重要的内因——城市化率高达92%。

这次疫情带来的大危机考验了中国，真应该发一个大大的奖章给农村！为什么？

刚才说到，3亿打工者中不少于三分之二的人回乡，他们要一分钱财政搞防疫吗？难道农村不是缺医少药吗？有任何防御措施吗？疫情爆发的同期大量的人口回到农村，确实发病率最低，死亡率极低，几乎没有听说死亡。靠什么方式？调集几十个省的医疗队和几千亿的国家财政砸进去的是城市！农村老百姓有几个戴口罩？为什么农村能够零成本防疫成功？当2亿多人回乡的时候，农村人口增加占多少比重？全国约60%人口近乎零成本防疫，难道不该给它一个大大的奖章吗？

疫情得到控制之后笔者的非洲学生打电话来，说他看西方媒体的报道不认可中国这么低的死亡人数，他周围也没人相信，都认为我们说谎。笔者回复说：你们有没有人知道，中国约60%的人是不用防疫的，因为他们在乡土社会自然条件之下，就算有点病毒也都消散在清新空气之中了。

过多人口集中在城里才会爆发疫情。当你把自己长期放在那个逼仄的狭窄的钢筋水泥的笼子里面的时候才得病。就算身体上没得病，精神上也出毛病，所以现在这个世界上真正防疫成功的主要经验是什么？中国没有那么多穷人集中在城市的大型贫民窟，那为什么其他发展中国家抗不了疫，因为过多的人集中在城市贫民窟里，完全没有生活条件，他躲不开疫情当然就集中爆发了。因此，真正中国的抗疫经验还是要从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中去找，从乡土社会和自然“三生合一”的基础上去找，这是中国人抗疫成功的最主要的经验。

所以，我们跟一般发展中国家靠大型贫民窟来推进城市化的发展道路完全不同。但是你们在教科书上能看到这种经验的分析么？我们讨论中国这个农村基本制度的时候，大多数主流学者都认为只要把农村土地私有化，再通过市场方式把它集中起来，然后让农民进城变成打工者，中国的“三农”问题就都解决了。

笔者比较了解印度，先后去过10次。大家都知道印度的土地是私有的，有34%的农民无地，甚至有人说更多，这些人生活无着落，进城打工不具备工业就业条件，因为印度不是一个工业化国家，随之是大量的人口流向海外市场，而文化程度不高的人流向海外都困难，于是就衍化成社会势力冲突，无地农民演变成武装斗争。印度30多个邦，三分之二有农民游击队，农村基层是一个奇妙的社会组合，白天警察局长，晚上游击队长管事，构成的是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状态。

我们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因为在一个相对比较有限的资源条件下，过快地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官方公布的城市化率已高达60%，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时候，产业集群是叠加在城市带上的，只有这样，我们的一小时城市圈和工业圈才会带来快速成长，因此，也一定造成严重的污染。

进入21世纪的20年世界气候暖化非常严重，导致暴力冲突不断加剧。这个道理我不多讲了，任何人上网搜索，资料都是现成的。

中华民族的复兴要以乡土社会的复兴为基础才有可能实现。因此，我们早在20年前就开始推进前辈开展过的“乡村建设”，已经在复杂制度环境中坚持20年，乡村建设一定是城乡融合，所以习总书记最近说城镇化与逆城镇化应该有机结合，这是个正确的判断。

如前所述，我们面对的全球化挑战是非常严峻的，因此中央提出要有三年紧日子的准备，我们的紧日子怎么过？这是问题。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应对现在这种全球化解体造成的挑战，美国带领西方强使中国硬脱钩，让美国主导的整个西方世界实现去中国化。诚然，不要简单地仅从经济理性出发，这个世界上还有政治理性，服从的是意识形态内在的政治正确；局势是复杂的，挑战是严峻的。

我们三农发展可资借鉴的是欧洲发展模式。实际上欧洲是城乡融合的模式。我们借鉴这个城乡融合发展模式，最近十几年形成了一个案例叫CSA项目（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翻译成社会生态农业，国内从2008年开始做，到2018年加上PGS，就是Participatory Guarantee System，是食品安全的社会化参与式保障。这些都需要动员城乡才能完成，我们已经召开了11次全国CSA大会。所以，与城乡融合有机联系的乡村文明复兴是整个中华民族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真正的基础。

今天的乡村振兴，不是简单地用农业产业化的方式来搞乡村的产业兴旺，而是要有多样的社会参与来形成一二三产融合、甚至六产融合发展。我们在各地与农民联合开展的业态创新多种多样。包括做乡村土建筑，使用可回收建材，不造成任何建筑污染的形式；也有开展文化活动，推进市民参与式的社会化农业，还有志愿者下乡搞的民宿开发。总之，要满足农民作为乡村主体的需要，要从农民的需要出发推动乡村复兴。尤其是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三变改革”发展合作社来重构新型集体经济的政策以来，各地多元化的业态创新已经非常普遍。

还有人跟进乡村数字化工程。其实以现有的技术手段是可以实现的。因为，乡村基础设施条件基本具备，“五通”下乡进村，从2005年开始新农村建设到现在，“三农”开支已经成为国家财政最大项开支，其中“五通”进村已经开始逐渐从进行政村变成了进自然村。再进一步将会实现的“五通到户”。现在乡土社会已成为创业创新的最好领域，因为它的进入成本低、环境好，所以大量的返乡创业的人已经成了一个新的潮流。但，各种适合这个新潮流的政策还没有到位，因为我们过去只是鼓励他们走出去，现在没有政策鼓励他们走回来。既然各种情况其实都是在变化之中，动态管理就是最有效的，数字化乡村目前在各地蔚然成风。这些也是今天乡村复兴的一个重要内涵，希望大家关注。

四、结语

生态化时代的乡村复兴和我们过去的工业化时代的生产力的要素结构完全不同。大家知道习总书记讲过“两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他到东北说“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把生态化时代形成生态产业化财富的生产力要素极大地拓展了，山水田林湖草沙加上冰天雪地，可以说新的生态经济新增了七八种生产的要素。既然生产力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改变，那生产关系一定跟着发生革命性变革，也就是我们提出的建立质量效益型的三级市场体系，才能适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这个方面我们已经有研究成果，大家看《中国软科学》2018年第12期发表的我们关于三级市场的文章，希望各位有学术偏好的人可以找来看。在实践中我们也在各地开展以县为单位的试验。笔者刚从山西大宁县过来，跟县委领导班子交换了如何进一步完善三级市场试验的方案。重庆城口也是以一个县为单位的试验，怎么能够把山水田林湖草，都变成可以货币化的生产要素，怎么让它可标可交易？用什么样的金融工具做杠杆来撬动那些要素变成新的财富？怎么能够使农民得到长期的财产性收益？所有这些事情都在试点县的考虑之中。这些深化改革的市场经济创新，也是我们乡村复兴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