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燚（海南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海南 海口 571158）

2020年4月份以来，发生在蒲亨建、杨善武与赵书峰三位学者之间的学术争议在音乐学界引起较大关注。这里的争议大致可以概括为“关注之争”：一方认为音乐学研究音乐离不开音乐形态；另一方则认为“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是由人主观建构而成的”[1]，要关注人。

这次音乐学界难得一见的“争鸣”促使笔者以之为契机来观察音乐学术的现况，并反省自身之不足。揽镜自照，笔者发现自身明显存在欠缺和割裂：欠缺一，表现为不懂音乐形态，面对丰富的音乐事项说不周全，说不深入，也说不明白，只能应付外行；欠缺二，表现为缺少其他学科的常识，面对音乐事项至多能做到“知其然”而不能做到“知其所以然”，陷入单一知识中不能自拔。割裂则表现为，我粗陋的跨学科知识储备和音乐形态学知识储备之间缺少联系的路径和能力，难以解释，更难以解决音乐工作中面临的实际问题……

笔者只能是音乐学症候群的“集大成者”，根本算不上一个合格的音乐学工作者。但这个问题不大，大问题是，像笔者这样的人在规模越来越大的音乐学界为数越来越多、比例越来越高。这才是音乐学的大问题，必须得到重视、思考和解决。

一、“盛宴已过”

1980年，杨振宁在一次国际性物理学术大会上声称，高能物理研究“盛宴已过”[2]。2021年，蒲亨建在个人微信公众号发文“音乐学的盛宴已过”。对于蒲氏的判断笔者虽然赞同，不过缘由并不相同：蒲先生认为音乐学术自身的“天花板”已出现，大的理论创造已经不可能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