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些年，与“职称”相关的政策比较多，尤其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以来，一系列关于职称的政策密集出台，诸如《关于深化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深化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深化翻译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深化统计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深化工程技术人才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支持企业大力开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的通知》……。由此不难看出，“职称”是一个热点问题，或者说是难点、痛点问题。在高校工作的同志，很重视职称评审，遥想当年，为了评正高职称，我也是很拼的。诸事合一，促使我思考为什么要评职称，是不是所有的行当都要评职称？

这得从“职称”二字的内涵说起。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有关政策文件关于职称有“职名”“职称”“职务名称”等提法，从内涵看就是专业技术职务的名称，本质上是指专业技术职务、职位或岗位。职称是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达到一定专业年限、取得一定工作业绩后，经过考评授予其的专业技术水平和能力等级称号，代表着一个人的学识水平和工作实绩。它既属于对这个人以前工作业绩的事后追认，也蕴含组织（人们）对他在未来工作取得同样业绩的期待。

更为重要的是，职称对于个人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职称事关工资水平、住房津贴、享受医疗保健以及退休后的生活（退休工资与此挂钩）等社会福利。最直接的就是，升一级职称就可以升一级工资。所以，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从业人员都很重视职称，即使已经享受了较高的职务工资，也愿意评个职称。

需要思考的是，除了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以外，比如私人企业，还有快递员、育儿嫂等其他的组织、行当，是不是非得搞职称评定呢？ 我看未必，例如，对快递公司而言，评职称就是无意义的。因为快递员拿的是计件收入，干的多寡（件数多少）和自己的收入有关，和职称是没有什么关联的。高职称员工如果不能送更多的货、创造更多的效益，也是无益。低职称的员工如果能送更多的货、创造更多的效益，自己的收入增加了，企业也有收益。但是令人颇为不解地是，恰恰是快递员的职称评定走在了前头，据媒体报道，早在2018年，江苏省就增设了快递工程专业职称，首批超500 人申报，共301人获评职称。媒体还报道，青岛启动首次快递工程高级职称申报工作、太原市有38 名“快递小哥”获得初级职称。

另一类广受关注的职称类型是月嫂、育儿嫂、保姆。不用说，凡是和家政行业打过交道的，都会了解这里面名头很多，银牌月嫂、金牌育儿嫂、皇冠家政服务员，名头一个比一个闪亮，相对应的则是一级比一级高的薪水。优质优价是消费者渴望的服务，可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家政公司抛出种种名目，消费者很可能花了冤枉钱。在这种情况下，权威的第三方评价体系的确具有价值，能帮助消费者选择合适的服务，曾经有一段时间各种行业协会如雨后春笋，证书考试满天飞。物极必反，由于证书泛滥，各类协会的公信力受到质疑，最后国家不得不整治协会的滥发证行为。

再看我十分关心的技术工人（蓝领），国家执行另外一种职业能力评价体系，即五级技工的等级认定，从低到高依次是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和高级技师。与“蓝领”不同，“白领”执行的则是另外一种职业能力评价体系，即初、中、高的职称等级，比如高校里面的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等。将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这样一套比较成熟的职称评价方法移植到企业的职级评定中，用于技术工人的评级就应该慎重。大中小学里评定教师的职称，都是行业中的佼佼者以同行评议或逐级评审的方式来评判，虽然现实当中，各级各类学校和科研院所也无法完全用定量指标区别职工能力，靠职称来区分职工的工作能力，也有不得不为之的苦衷。这样的方式未必适合有着明确标准（一个高级钳工，在机床边上一站，切削个零件出来，立马就能看出水平）的技术工人的评审。企业的最终目的是赚钱，谁干的好，为企业创造的利润大，谁就应该得到大的回报，似乎和职称没有必然的联系。难道还要人社部为成千上万家企业（非国有企业）的老板操心如何为员工发工资？ 当然没必要，大的私有企业如阿里都有自己的职级体系，至少六七个职级，既然有详细且完备的技术（技能）水平分级，外界的职称对阿里还有何意义。

对于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来说，应该将员工为企业所作的贡献与薪酬挂钩，实现技高者多得、多劳者多得。我以为，与其频频出台职称评定方面的文件，不如想办法提高技术工人的薪酬，比如高级技师的工资和教授（高级工程师）等同，果然如此，高技能人才何必再去转职称系列，评职称的目的不也是为了有好的收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