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新水 吴 双

在我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农业文明占据了悠久的历史，这是理解我国乡村治理的历史前提。在小农经济的背景下，传统历史语境下的乡村治理是统治阶级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这种控制不是靠法律制度和官方组织而是靠内生性的宗族社会机制和伦理教化。新中国成立后，乡村治理更多的是对农村的管理，即运用国家权力引导和规范农村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后，乡村治理的自主空间不断打开，不断涌现的民主实践催生了村民自治制度，基层民众用丰富的实践解决了困扰乡村治理的许多关键问题，但是结构性的体制问题未获得解决。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乡村社会的“复合性危机”随之出现。这些问题都是我国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难题。然而，在我国农村还存在诸多制约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因素，包括乡镇政府自身角色定位失准、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诉求多样化挑战、村民参与治理积极性不高、乡村人口大量流失等，这些因素同样制约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在我国，大多数乡村的治理资源贫乏，以何种方式来切入、推进乡村治理，提升乡村治理的效能，一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颁布后，社会信用体系成为经济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信用规制、信用奖惩等政府治理新工具的使用，提升了政府治理能力。在乡村治理研究过程中，社会信用体系的价值越来越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