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金群 巫诺雅

〔摘要〕根据都市圈竞争力的核心概念，遴选出39个评价指标。通过运用隶属度分析、相关分析和鉴别力分析等多种方法，对理论遴选的评价指标进行实证筛选和检验，构建出由竞争实力、竞争基础、竞争潜力、竞争支撑等四个维度13个指标组成的中国都市圈竞争力评价体系。结合各地区统计年鉴和政府公报的数据，运用SPSS软件对我国28个都市圈的竞争力进行了实际测度、排序和分类。

〔关键词〕都市圈;竞争力;评价体系;实际测度;城市群

〔中图分类号〕D29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21）05-0107-11

伴随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一批以超大城市、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正在加速形成，并逐步取代单个城市成为区域经济和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平台和重要载体。〔1〕为客观全面地评价我国都市圈的竞争力现状，进一步推动都市圈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有必要科学遴选指标，构建都市圈竞争力的评价体系，并进行实际测度。这既是一个竞争力评价的理论探索，又是一项旨在发现问题并求索未来的实践尝试。

一、都市圈和都市圈竞争力的内涵

“十三五”期间，国家发改委陆续编制并实施了19个城市群发展规划。但是，部分城市群因缺乏都市圈建设这一重要发展阶段，出现了“空心化”问题，无法有效发挥城市群的辐射带动作用。〔2〕鉴于城市间交通一体化水平不高、分工协作不够、低水平同质化竞争严重、协同发展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国家发改委于2019年2月发布了《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开始大力推动我国都市圈发展。因城市集聚和扩散而产生的都市圈竞争力，是单个城市无法比拟的，比如：利用都市圈的发展淡化行政区划，从区域角度强化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形成市场的高度一体化;协调城镇之间的发展关系，推进跨区域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保护并合理利用各类资源，改善人居和投资环境，促进区域经济、社会与环境的整体可持续发展。〔3〕

在早期关于都市圈的研究中，大都认为都市圈是由一个或多个核心城镇，以及与这个核心城镇具有密切社会、经济联系的，具有一体化倾向的邻接城镇与地区构成的圈层式结构。〔4〕〔5〕〔6〕随着都市圈的不断发展以及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都市圈开始被认为是由中心城市以及与中心城市具有高度社会经济一体化的周边地区共同构成的一个功能互补、分工合作、经济联系密切、超越行政边界的地理单元。〔7〕〔8〕〔9〕虽然不同角度的都市圈定义有所不同，但几乎都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强大的中心城市、受中心城市辐射影响的外围区域、以及中心城市与外围区域之间的紧密关系。

十四五时期，中央明确提出要“发展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然而，“都市圈”与“城市群”的内涵容易混淆。城市群作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是一个由宏观尺度的城市群、中观尺度的城市和微观尺度的城市中心区联动形成的多尺度空间集合体〔10〕，是打破原来单中心的城市体系限制，跨越行政区划的城市边界，围绕功能性区域形成的新的现代城市体系〔11〕。在空间意义上，都市圈也属城市群范畴，是城市群的一种空间组织形式〔12〕和典型形态〔13〕，是城市群形成的前提条件〔14〕和城市群发展的必经阶段〔15〕。相较于城市群、经济带而言，都市圈面临的行政壁垒较小、市场的发育程度较高、内生发展动力较强。并且，都市圈一体化发展能够将马歇尔外部性（Marshallian Externalities）与雅各布斯外部性（Jocobs Externalities）内化于都市圈的时空演变过程中，使其共同发挥作用。〔16〕结合《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和相关文献，可以将都市圈定义为，在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

都市圈竞争力是一个综合且相对的概念。首先，都市圈竞争力表现为一种资源的集聚能力，即以经济能力为核心，并涉及基础设施、生产要素、人力资本等多方面能力的集聚效应的竞争。其次，都市圈竞争力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在比较中产生的。有强才有弱，只有在都市圈中做横向比较才能辨别出谁更具有竞争力。在早期关于城市竞争力的研究中，学者们更强调其经济效益，看中的是一个城市相比于其他城市而言，所具有的创造财富的现实能力和潜在能力。〔17〕后来，城市竞争力被具象化，更加关注一个城市是否具有充足的就业机会、持续增加的收入、良好的基础设施等特点〔18〕。有学者进一步将城市竞争力的实质主体锁定为政府，认为城市竞争力是检验政府为居民提供更好生活条件的能力，是政府将负债转化为资本所付出的努力。〔19〕〔20〕随着人们对城市竞争力认识的不断演化，学者们更加关注社会环境、经济结构、价值观、政策条件等多维度因素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21〕〔22〕〔23〕基于此，本文将都市圈竞争力定义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种因素影响下，一个都市圈相较于其他都市圈，所拥有的直接并持续创造财富、为居民提供福祉的能力和优势。

二、都市圈竞争力评价指标的理论遴选和实证筛选

（一）都市圈竞争力评价指标的理论遴选

结合都市圈竞争力的定义和相关文献，本文从竞争实力、竞争基础、竞争潜力、竞争支撑四个维度，挑选了39个指标作为理论预选，构成了都市圈竞争力的第一轮评价体系X（1）（理论评价体系，如下表1所示）。“竞争实力”主要是指都市圈内中心城市影响力和经济实力;“竞争基础”包括交通设施、信息化水平和环境保护;“竞争潜力”包括科技能力和教育状况;“竞争支撑”包括开放程度和政府协作。其中，“竞争实力”用于衡量都市圈直接創造财富的能力，“竞争基础”、“竞争潜力”和“竞争支撑”用于衡量都市圈持久创造财富、为居民提供福祉的能力。

从逻辑关系来看，竞争实力和竞争基础直接影响都市圈竞争力。竞争潜力是都市圈竞争力的重要构成部分，是都市圈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保持长久竞争优势的源泉。竞争支撑是都市圈建设发展的外部依托。然而，都市圈竞争力的理论评价体系X（1），是根据都市圈竞争力的内涵，并参考国内外城市竞争力、都市圈竞争力评价体系后构建的，该指标体系集中体现了研究者的认知偏好和专业背景，具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因此，还需要对遴选出来的指标进行隶属度分析、相关分析和鉴别力分析等实证筛选，从而增强评价指标的合理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24〕

（二）都市圈竞争力评价指标的隶属度分析

集合多位专业人士的意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个人主观性，删除一些不能较好反映都市圈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从而提升评价指标的质量、增强其科学性。笔者将理论遴选的评价指标制成咨询表，选取浙江大学86位相关专业人士，采用线下或线上发放的方式，请他们依据自身专业角度，从39个三级指标中选出10个测度都市圈竞争力的理想指标。最终，回收有效咨询表63份。

以有效咨询表为基础，对所有评价指标进行隶属度分析。先将都市圈竞争力评价体系{X}视作一个模糊集合，然后将每个评价指标视为集合{X}中的一个元素，并对每个元素进行隶属度分析。假设在Xi上（即第i个评价指标），共有Mi位专家认为Xi是测度都市圈竞争力的理想指标，那么该评价指标的隶属度则为：Ri = Mi/63。

Ri的值越大，越表明该指标属于模糊集合，即评价指标Xi在评价体系中越重要，可保留该指标进入第二轮评价体系X（2）;反之，Ri的值很小，则有必要删除该评价指标。通过对63份有效咨询表的统计分析，分别得到了39个评价指标的隶属度。删除隶属度低于0.3的24个评价指标（如下表2所示），保留其中的15个评价指标，构成了都市圈竞争力第二轮评价体系X（2）（如下表3所示）。

（三）都市圈竞争力评价指标的相关分析

在经过筛选的第二轮评价指标X（2）中，某些评价指标间可能存在高度相关性，导致被评价对象的信息被过度、重复使用，从而降低评价结果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因此，需要在都市圈竞争力评价体系X（2）的基础上，进行相关分析，即通过删除一些与其他指标高度相关但隶属度偏低的指标，从而降低重复评价信息对评价结果的影响。

笔者选取我国有政府文件明确划定范围和边界的28个都市圈为研究对象（如表4所示），通过政府公报和各类统计年鉴采集了第二轮评价指标X（2）中 15个客观评价指标在2018年的相关数据。由于第二轮评价指标X（2）中“是否开通/在建城际地铁”这一指标几乎都为否定答案，不具有评估价值，故删除。删除后X（2）中共有14个指标。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所有评价指标进行相关分析，得到相关系数矩阵。给定临界值M=0.9，在相关系数矩阵中共有13个评价指标的系数小于0.9，故保留。删除了其中不符合临界值要求的指标——基本建设投资（X11），其临界值为0.912。由此，产生中国都市圈竞争力第三轮评价指标X（3）。

（四）都市圈竞争力评价指标的鉴别力分析

鉴别力即区分度，用于考察评价指标区分评价对象的能力。如果所有被测评的都市圈在某个评价指标上同时呈现很高（或很低）的分数，说明这个指标几乎没有鉴别力，因为它不能区分各个都市圈的竞争力水平。相反，如果被测评的都市圈在某个指标上的得分出现明显的差异， 则表明这个评价指标具有较高的鉴别力，能够诊断和识别出不同都市圈的竞争力水平。

在实际应用中，通常用变差系数来刻画评价指标的鉴别力：Vi=Si 。其中=1n ∑ni=1Xi为平均值，Si=1n-1∑（Xi-）2为标准差。变差系数越大，证明该指标的鉴别力越强;反之，则表明该指标鉴别力越差。根据实际需求，可删除变差系数小于0.15的评价指标〔25〕。

根据上述原理，运用 SPSS 统计软件对这些评价指标进行方差分析。计算出第三轮评价体系中评价指标的变差系数均大于0.15，故保留所有指标。

第一轮评价体系中的39个评价指标经过隶属度分析、相关分析和鉴别力分析后，构成了第四轮评价体系X（4）。在第四轮评价体系X（4）中，共有13项指标，其中竞争实力有6项指标，竞争基础有3项指标，竞争潜力有3项指标，竞争支撑有1项指标（如下表5所示）。该评价体系的指标涵盖面广，内在逻辑性强，数量繁简适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可以用来评价中国都市圈的竞争力。

三、中国都市圈竞争力的实际测度

通过查阅各类统计年鉴和政府公报，获取了前述28个都市圈13个评价指标在2018年度的数据。然后，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原始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采用方差最大旋转法，并以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提取出四个主成分。主成分分析的结果如下表6所示。

表6的结果显示，在第一主成分上，因子载荷较高的评价指标分别为实际利用外资、都市圈內城市间铁路交通联系均值、每万人拥有大学及以上文凭人数、每万人网络用户和中心城市GDP，反映了都市圈内的综合情况，故将其命名为都市圈发展指标。在第二主成分上，因子载荷较高的评价指标分别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都市圈GDP总量、中心城市GDP、R&D投资额占GDP比重，主要反映了都市圈的收入和产出情况，故将其命名为都市圈经济指标。在第三主成分上，因子载荷较高的评价指标分别为轨道交通里程和中心城市人口规模，将其命名为都市圈规模指标。在第四主成分上，因子载荷较高的评价指标是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故将其命名为都市圈产业结构指标。

由表6可知，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44.361%，第二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18.488%，第三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10.257%，第四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9.018%。累积方差贡献率为82.123%，即用这四个主成分能解释原13个评价指标82.123%的方差。因此，可用这四个主成分来测度28个都市圈的竞争力。

以每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系数，构建一个综合评价函数：F=α1Y1+α2Y2+α3Y3+α4Y4，代入数据可计算出全国28个都市圈竞争力的标准化分数。为便于比较，本文采用效用值法对数据进行无纲量处理，并用效用值表征都市圈竞争力的相对强弱。规定效用值取值范围为〔0，100〕，即都市圈竞争力最强的地方效用值为100，最弱的地方效用值为0。若用Xi表示第i个都市圈竞争力得分，Ximax表示都市圈竞争力得分的最大值，Ximin表示都市圈竞争力得分的最小值，则第i个都市圈竞争力Yi的效用值可表示为：Yi=Xi-XiminXimax-Ximin*100。

全国28个都市圈的竞争力效用值排序和分类如下表7所示。

可见，我国28个都市圈的竞争力水平存在明显差异。根据该效用值评价结果，大体上可以把我国都市圈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发达型都市圈（10个）：广佛肇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上海都市圈、深莞惠都市圈、京津冀都市圈、厦漳泉都市圈、宁波都市圈、青岛都市圈、杭州都市圈、成都都市圈，效用值都大于35，属于发达型。

第二類，发展型都市圈（13个）：郑州都市圈、南京都市圈、长株潭都市圈、哈尔滨都市圈、大南昌都市圈、武汉都市圈、合肥都市圈、太原都市圈、济南都市圈、乌鲁木齐都市圈、重庆都市圈、福州都市圈、西安都市圈，效用值位于9-28之间，属于发展型。

第三类，起步型都市圈（5个）：兰白都市圈、温州都市圈、徐州都市圈、银川都市圈、沈阳都市圈，效用值位于0-6之间，属于起步型。

四、都市圈竞争力实际测度的效度分析

根据现代评价理论的要求，需要对每一项研究所使用的评价体系进行效度检验，验证评价体系的指标设计是否科学合理，测评结果是否真实有效。〔26〕

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可采用不同的效度评定方法。常用的方法有内容效度、构思效度、预测效度、辨别效度、聚合效度、效标关联效度等。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四个主成分对总方差的解释能力达到82.123%。这说明本研究所使用的测评方法具有严密的理论构思，具有良好的构思效度。另外，可以进一步运用效标关联效度对测评方法进行效度检验。利用恒大集团2019年发布的2018年最具潜力都市圈排序为效标，计算两者之间的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如下表8所示）。结果表明，都市圈潜力排序和都市圈竞争力排序的Spearman相关系数为0.622，呈中度显著性。可见，都市圈竞争力的测评结果具有较高的效标关联效度。

五、总结与讨论

通过运用隶属度分析、相关分析和鉴别力分析等多种方法，对理论遴选的评价指标进行了实证筛选和检验，构建出四个维度13个指标组成的中国都市圈竞争力评价体系。然后，对我国有政府文件明确说明边界的28个都市圈的竞争力进行了实际测度、排序和分类。其中，发达型都市圈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比如广佛肇、苏锡常、京津冀、深莞惠、厦漳泉等多中心都市圈和上海都市圈。发展型都市圈主要由经济发达或较发达的省会城市构成，比如郑州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哈尔滨都市圈、大南昌都市圈、武汉都市圈、合肥都市圈等。起步型都市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两个经济欠发达地区，或是东部的非省会城市，比如兰白都市圈、温州都市圈、徐州都市圈、银川都市圈、沈阳都市圈。

我国都市圈的发展并不均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先后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划定为经济特区。从1984年开始，陆续确定14个沿海港口开放城市作为试点，在财税、外贸等方面给予了很多优惠政策，推动了沿海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然而，在“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先富”效应明显，但“带动”效应相对滞后。东北和中西部地区由于缺乏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撑，以及自身基础条件不够完善、地理位置相对偏远、产业结构相对落后、人力资源相对匮乏等不利因素，导致都市圈的发展总体上相对滞后。

我国都市圈发展起步较晚、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尚不够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轨道交通建设的滞后导致通勤成本过高。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可以缩短城市间的时空距离，提升地区间的可达性，促进区域间的互联互通，进而提升区域的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务院办公厅于2020年12月转发了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制定的《关于推动都市圈市域（郊）铁路加快发展的意见》。2021年5月，在北京召开了加快推进都市圈市域（郊）铁路规划建设现场会。这说明，我国已经在为完善城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优化大城市功能布局、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引领现代化都市圈发展，提供交通基础设施方面的支撑。

同时，都市圈建设需要突破行政边界，建立健全跨地区、跨部门的协作机制。因为缺乏沟通协调和合理规划，有些都市圈内存在比较严重的产业结构同质化、招商引资恶性竞争、生产要素流动行政壁垒等问题。这便要求都市圈内各级政府间、各部门间要突破体制障碍，探索建立完善的合作机制。比如在决策层，建立由主要领导共同召集、轮流主持的联席会议制度;在协调层，有部门专门负责日常工作，并衔接推动工作落实;在执行层，建立对口联系机制，分领域策划、推进具体合作事项及项目。只有各地各部门主动突破限制，积极作为，狠抓落实，才能推动都市圈的健康发展。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都市圈发展应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机制耦合。按照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和产业结构，是一个地区形成经济竞争优势并持续推动综合竞争力增长的前提。但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还必须坚持政府在培育有效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完善基础设施和制度规则等方面的积极作为。中国道路成功的秘诀是，在经济发展和转型中既发挥“有效市场”的作用，也发挥了“有为政府”的作用，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格局。〔27〕这一成功秘诀，对我国都市圈的起步发展和成熟壮大也完全适用。

〔参考文献〕

〔1〕王建国.中西部地区都市圈发展阶段的研判与推进〔J〕.区域经济评论，2021，（4）.

〔2〕〔15〕方创琳.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城市群与都市圈建设〔J〕.经济地理，2021，（4）.

〔3〕袁家冬，周筠，黄伟.我国都市圈理论研究与规划实践中的若干误区〔J〕.地理研究，2006，（1）.

〔4〕崔功豪，魏清泉，刘科伟.区域分析与规划〔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381-387.

〔5〕张京祥，邹军，吴启焰，陈小卉.论都市圈地域空间的组织〔J〕.城市规划，2001，（5）.

〔6〕程大林，李侃桢，张京祥.都市圈内部联系与圈层地域界定——南京都市圈的实证研究〔J〕.城市规划，2003，（11）.

〔7〕〔日〕富田和晓，藤井正.新版图说大都市圈〔M〕.王雷譯.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3.

〔8〕韩刚，袁家冬.论长春都市圈的地域范围与空间结构〔J〕.地理科学，2014，（10）.

〔9〕〔14〕肖金成，马燕坤，张雪领.都市圈科学界定与现代化都市圈规划研究〔J〕.经济纵横，2019，（11）.

〔10〕Chuanglin Fang， Danlin Yu. Urban Agglomeration： An Evolving Concept of an Emerging Phenomenon〔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7， 162：126-136.

〔11〕Monica Brezzi， Paolo Veneri. Assessing Polycentric Urban Systems in the OECD： Country， Regional and Metropolitan Perspectives〔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15， 23（6）： 1128-1145.

〔12〕吴泓，陈修颖，顾朝林.基于非场所理论的徐州都市圈发展研究〔J〕.经济地理，2003，（6）.

〔13〕戴宾.城市群及其相关概念辨析〔J〕.财经科学，2004，（6）.

〔16〕孙久文，宋准.双循环背景下都市圈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探索〔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

〔17〕郝寿义，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J〕.经济科学，1998，（2）.

〔18〕Peter Karl Kresl.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Urban Economy：  Twenty-four Large US Metropolitan Areas〔J〕. Urban Studies， 1999， 36（5-6）： 1017-1027.

〔19〕Edward J. Malecki. Knowledge and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J〕. Erdkunde， 2000， 54（4）： 334-351.

〔20〕Iain Deas， Benito Giordano. Conceptualising and Measuring Urban Competitiveness in Major English Cities： An Exploratory Approach〔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1， 33（8）： 1411-1429.

〔21〕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6〔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12.

〔22〕宁越敏，唐礼智.城市竞争力的概念和指标体系〔J〕.现代城市研究，2001，（3）.

〔23〕线实，陈振光.城市竞争力与区域城市竞合：一个理论的分析框架〔J〕.经济地理，2014，（3）.

〔24〕范柏乃.城市技术创新透视〔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15.

〔25〕范柏乃.政府绩效评估理论与实务〔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56-58.

〔26〕王铁男，陈涛，贾榕霞.组织学习、战略柔性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J〕.管理科学学报，2010，（7）.

〔27〕林毅夫.中国经验：经济发展和转型中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缺一不可〔J〕.行政管理改革，2017，（10）.

【责任编辑：刘彦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大都市区行政区划改革的风险及其防范研究”（18BGL204）

〔作者简介〕

吴金群，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巫诺雅（通讯作者），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 杭州 31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