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 寅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 071002）

形势户是宋代非常具有时代特性和独特内涵的称呼，宋以前和宋以后皆极少见①。 宋代的形势户与作为统治阶层的官户、吏户紧密相关，向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②。 对于形势户的内涵，多数学者从统治权的角度入手，认为形势户是剔除“贫户弱者”后的官户、吏户和乡役户③；少数学者从社会影响力的角度观察，认为在官户、吏户、乡役户之外，形势户还包括了豪强户④。 但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没有深入追问形势户何以称“形势”？ 对于影响至深至远的形势户，这种追问是非常有必要的，足以让我们对于宋代形势户的内涵与外延有一个更新更全的认识，有助于宋代社会阶层史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两组关键史料

如何定义宋代的形势户？有两组史料非常的关键，兹转录如下：

（1）谓见充州县及按察司吏人、书手、保正、耆户长之类，并品官之家，非贫户弱者[1]（P627）。

（2）系见任文武职官及州县势要人户[2]（P89）。

这两组史料有些信息是明确的，如“州县及按察司吏人、书手、保正、耆户长”“品官之家”“见任文武职官”；有些信息是模糊的，如“非贫户弱者”“势要人户”。 我们如何判定“贫弱”与“势要”？ 而且，即使是明确的信息也是有问题的，“见任文武官”难免也会有“贫户弱者”，“州县及按察司吏人、书手、保正、耆户长之类”皆为地方职役，漏列了中央吏职。 宋代的形势户是一种专门的户称，有专门的形势版簿[3]（P258），其内涵和外延应该是确凿无疑的，否则，地方官吏无法登记造册。

如何判定“非贫户弱者”？ 贫弱是一个相对概念。 夏竦曾经预言庞籍“异日当为贫宰相”，庞籍诘之曰：“已为宰相，岂得贫耶？”夏竦曰：“但于一等人中为贫耳”[4]。 意思就是贫困乃相对而言。 根据孙竞、张文的研究，宋代的社会贫困线为乡村占田20亩以下者，城市家业钱50 贯以下者[5]，大概相当于宋代的五等户和客户。不过，这是全社会的贫困线，也就是绝对的贫困线。 统治阶层的贫困线标准自然要大大高于全社会贫困线。 枢密副使任布致仕后贫无余赀，“才负郭田数顷”[6]。 河中府姚宗明“家不甚富，有田数十顷，聚族百余人，子孙躬事农桑，仅给衣食”[7]（P13403）。 “有田数十顷”“聚族百余人”“平均每人有数十亩地”居然说是“家不甚富”“仅给衣食”。 莱州蔡元卿是参知政事蔡齐的侄子、监察御史蔡禀的父亲，晚年“退居淄州郡之北郊，有田数十顷而衣食之，以贫为乐”[8]。 蔡元卿有城郊之田数十顷，居然还说“以贫为乐”。 陕州司马光，“买第洛中，仅庇风雨，有田三顷，……恶衣菲食，以终其身”[9]（P491）。 洛阳寸土寸金，三顷田地已不少，加上司马光在陕州老家还有产业，说“恶衣菲食”显然太过。 秦桧孙子秦埙（字伯和）岁入“米七万斛”，竟说“生产亦薄”[10]。明州袁燮“家故清贫”，“田不过四百亩”[11]。

上述品官贫困现象的描述出入非常大，从占田数十顷到占田数顷皆曰贫。 就描述的下限而言，宋代品官眼中的贫困线大概与品官限田条格下限一致。 政和限田条格规定，品官限田的最低标准为十顷，乾道重修限田条格规定，品官限田的最低标准为五顷[7]（P4369-4334）。 五顷（500 亩）大概是宋代品官眼中的贫困线。

除了官户，形势户还包括有吏户。 吏户的贫困标准自然要低于官户贫困线。 从户等来看，五顷大概是宋代一等户的最低标准。 元丰《保马法》规定：“有田五顷，许养马一匹；五顷以上，二匹；十顷以上，物力高强，恐妨差使，不在养马之限”[3]（P8239）。十顷以上号称物力高强户、出等户，五顷以上大概就是一等户。 由此下推一等，二等户的下限大概可视为宋代整个形势户的贫困线标准。宋代的二等户占田大概在 150 亩至 500 亩之间⑤，150 亩大概就是宋代整个形势户的贫困线标准。

一、二等户一起构成宋代五等户的上户。《庆元条法事类》所列乡役形势户（保正、耆长、户长）都明确要求由一、二等户充当，其中保正、耆长要求由一等或二等户充当，户长要求由二等户充当，另外，《庆元条法事类》 没有提及的里正也要求由一等户充当[12]（P219）。 正常情况下，在登记造册的过程中，形势版簿对于官户、吏户、乡役户会采取相同的标准，否则会增加很多技术难题。乡役形势户由一、二等户充当，如果按相同标准，则品官形势户、公吏形势户都应是一、二等户。 因此，说一、二等品官之家、公吏户、乡役户为形势户并非全然出于推论。建隆四年（963），朝廷在下诏撰造形势版簿的时候，同时还规定：“其中等已下见系州县差役，及虽是旧日文武职官，见今子孙孤贫不济者，不得一例依形势门内户供通”[13]（P6371）。 此处的“中等已下”就是指中等以下户，即宋代主户五等户制中的三、四、五等户⑥。

如何判定“势要人户”？ “势要”的“势”谓权势，“要”亦谓“有权势者”[14]。 前述第一组史料所涉及的品官、公吏、乡役人三大群体的确都与公权力相关，但具体分析，不同群体与公权力的结合度又有明显差异。品官中，“见任文武职官”与公权力高度结合，不论贫富都属形势户。 当然，“见任文武职官”有可观的俸禄收入，理论上就没有贫弱的可能。 《容斋随笔》“小官受俸”条记载：仁宗皇祐间，州府佐官“月廪于官，粟麦常两斛，钱常七千”，但到孝宗时，“虽主簿、尉，盖或七八倍于此，然常有不足之叹，若两斛、七千，祇可禄一书吏小校耳！ ”[15]可见，即使是最低级别的“见任文武官”，俸禄收入也是公吏的七八倍。公吏月收入粟麦两斛、钱七千，已足以保证公吏家庭“举家温饱”[16]，而“见任文武官”的收入七八倍于此，自然算不上贫弱了。 非见任，即“旧日文武职官”，陷入贫弱是完全有可能的。尤其是在北宋中期以后，员多阙少，许多官员长期处在待阙和待次之中，俸禄完全没有保障。 非见任品官在逻辑上其实与公权力没有关联， 但其与公权力的关系网仍在，所以，非见任品官之上户，即“非贫户弱者”仍然属于形势户。 见任公吏、乡役人同样与公权力紧密相关，但与品官不同的是：品官公权力的大小与户等无关，庞籍“贫宰相”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说明，但北宋前期公吏、乡役人公权力的大小往往与户等高低有正相关关系，很多公吏、乡役岗位明确规定了户等要求，如里正衙前、乡户衙前、里正、保正要求由一等户充当，户长要求由二等户充当。因此，只有见任上户公吏和乡役人才属形势户，“中等已下”“州县差役”和乡役人明显不属形势户。 但是，这里有一个疑问，非见任品官上户属于形势户，那么，非见任公吏、乡役上户是否属于形势户呢？ 在回答此一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宋人对于形势户、官户、吏户关系的感性认知。

二、形势户与官户、吏户之交错

对于形势户，宋人有时单独使用，有时又与官户、吏户联合使用，这就导致形势户在不同的语境中呈现出不同的内涵以及与官户、吏户不同的关系。

（一）专指官户

苏轼言：“品官形势之家，与齐民并事”[9]（P734）。吏户、乡役户在法律上都是民户，即“齐民”，因此，苏轼所言“品官形势之家”当仅指官户。 绍兴十二年（1142），赦书有云：“访闻州县催理税赋，多因形势官户及胥吏之家不输纳”[13]（P6390）。 “形势官户”与胥吏之家并举，“形势官户”自然专指官户。 绍兴二十四年（1154），诏：“诸路州军未起诸色钱物，并拖欠上供米斛、积欠租税等，除形势及监司州县公吏、乡司及第二等以上有力之家未纳数外，并与放免”[17]（P2631）。 “公吏、乡司及第二等以上有力之家”另举，“形势”只能指官户。 绍兴二十七年（1157），中书门下省言：“今欲淮东、淮西、江东、江西、湖北、京西下逐州委知、通、知县，及逐路委常平提举官，括责形势户及民户、见任官占据没官、逃移等田”[13]（P7721）。形势户与民户并举，形势户自当指官户。乾道七年（1171），臣僚言：“夏、秋二税输官之物皆上供合起之数，谓之常赋。 今有形势食禄之家积年不纳，专候郊恩，觊望除放，遂致上供愆期，支用窘阙。 乞今后上三等及形势官户应合纳租税，虽遇恩赦不在除放之限。 ”敕令所拟修：“诸上三等户及形势之家应输税租而出违省限，输纳不足者，转运司具姓名及所欠数目申尚书省取旨，未纳之数，虽遇赦降，不在除放之限”[13]（P4991）。此上三等户之外的“形势官户”“形势之家”明显指官户。

（二）专指吏户

开宝四年（971），阆州（今四川阆中）通判路冲言：“本州职役户负恃形势，输租违期，已别立版簿于通判厅，依限督责”[3]（P258）。 朝廷遂下诏：“通判阆州路冲言‘当州税租多违日限，盖本州曹吏倚以形势，迁延不纳，亦有一户庇三户者，已于本厅别置形势版籍，令本官每日躬亲入钞，第三限即先刬剥欠户校料，可以限前了足'”[13]（P6372）。 此处“形势”当指吏户。 宋平后蜀，将后蜀官员、富人悉遣赴京师[3]（P149），后蜀铜钱亦悉取以上供[7]（P4376），因此之故，北宋前期，蜀人对宋朝颇有芥蒂，“蜀士知向学，而不乐仕宦”[7]（P9801），反而倾心于本土吏职，“人以吏职相高，富豪大姓皆占吏职”[18]。 富豪大姓占据吏职，很容易让州县政务“为吏所乱”，尤其是关乎富豪大姓根本利益的赋役之政，所以需要设置专门的吏户形势版籍，由州府的二号人物——通判“专掌其租”。 端拱二年（989），“听商人输粟京师”，“禄仕之家及形势户不得辄入粟”[3]（P687）。 “禄仕之家”自然指官户，与“禄仕之家”并举的形势户则当指吏户。

（三）指官户和吏户

乾兴元年（1022），三司言：“准《农田敕》，应乡村有庄田物力者，多苟免差徭，虚报逃移，与形势户同情启幸，却于名下作客户，隐庇差徭，全种自己田产。 ”为防止“隐庇差徭”，臣僚奏请，“诸命官所置庄田定以三十顷为限，衙前将吏合免户役者定以十五顷为限”[2]（P342）。 从整个事件的发展来看，此处形势户当指有户役豁免权的官户和高级吏户。 绍兴十四年（1144），高宗皇帝曰：“江浙京湖积年拖欠，皆虚数，绍兴十年以前，除形势及第二等以上户外，悉蠲除之”[17]（P2428）。高宗所说的“形势”涵义不详，幸好名臣张孝祥有几乎相同的表述，他在《乞不催两浙积欠札子》 中说：“欲望圣慈特赐处分两浙路监司州县， 将今年以前民间所欠逐色科名税物，除官户公人及二等以上户外，其余或与一切蠲免”[19]（P172）。 很明显，高宗所说的“形势”指的是官户和吏户（公人）。 乾道七年，江南西路转运司言：“本路今年春夏以来久阙雨泽，江州尤甚，欲将本州诸县乾道七年所催夏税紬绢钱物， 内第四等以下人户，除形势户外，并与减免三分，第五等减免五分”[13]（P4808）。 第四等以下应该属于“贫户弱者”，但还要“除形势户”，表明广义的形势户包括了官户、吏户之“贫户弱者”。

（四）指官户之外的一、二等民户

绍兴二十八年（1158），诏：“士庶之家送纳输铜器，并开具见任、寄居官及形势之家所纳过者并斤重、职位、姓名，申省照会”[20]（P834）。 见任、寄居官指官户，即“士庶之家”之“士”，“形势之家”当指官户之外的一、二等民户，即“士庶之家”之“庶”，其中包括吏户。此道诏旨的目的在于号召民间“纳输铜器”，没有理由排除官户、吏户之外的一、二等民户。 咸淳十年（1274），太平州当涂县重修官圩，《重修官圩规约》有云：“傥有规避，官户、形势户轻则追断庄幹，重则申奏”[21]。 规约中官户与形势户并称，此形势户自不包含官户，当指官户之外的一、二等民户。《庆元条法事类》记载：“诸输税租违欠者，笞肆拾，递年违欠，及形势户杖陆拾州县职级、押录，并户案吏人、乡书手加叁等，品官之家杖壹伯”[1]（P626）。 此处形势户明显不包括品官之家，其中公吏又特别加注，表明此处形势户当指包括吏户在内的一、二等民户。

（五）指官户、吏户之外的一、二等民户

绍兴二年（1132），诏：“可将建炎四年应在前残租积欠，除形势及官户、州县公人外，余不问有无专法，一切蠲除”[20]（P755）。 “形势”与官户、吏户（公人）并举，形势当指官户、吏户之外的一、二等民户。

（六）指所有一、二等上户

宣和六年（1124），诏：“输纳税租递年违欠，及形势人户，令诸县置簿，专一拘催科校，仍前期榜示”[13]（P6384）。 宣和六年形势版簿与宋初的形势版簿不一样，宋初的形势版簿是由州府通判专掌，而宣和六年的形势版簿明显是由县官管理。 宋初形势版簿设置起因是“职役户负恃形势，输租违期”，但到北宋后期，职役的地位和价值严重下滑，一、二等户多不愿再为职役，“稍有赀产者又孰肯为吏哉”[22]，宣和六年的形势人户当主要不是指职役户，而是指所有一、二等上户。 一、二等户是纳税大户，不管是官户、吏户还是民户，都有专门拘催的必要。绍兴十八年（1148），户部乞诸路灾伤及五分处，“次（欠）十六年租税，除形势外，并与蠲放”[17]（P2573）。此处“形势”明显也是指所有一、二等户，官户、吏户、乡役户之外的一、二等民户没有理由得到蠲放。乾道九年（1173），诏：“今年浙东州县旱伤至广，朝廷除已行下轸恤倚阁残零税赋差官检放外，尚虑形势之家驱迫偿债，不能安业，可将浙东旱伤州县下三等人户所欠私债并与倚阁住索，候来岁取咸丰熟，即仰依约理还”[13]（P5864）。 此处“形势之家”是相对“下三等人户”而言，明显指所有一、二等上户。

三、“主客之形，强弱之势”：形势户之本真意义

前述第一组史料对于形势户的定义属于典型的列举性定义，而且是枚举，只列举了部分外延对象。这种定义以外延代替内涵，流于现象描述，很难窥见概念的本质。第二组史料对于形势户的定义属于半列举性定义，没有明显的属和种差，无法显示形势户的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反映概念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的定义称为实质性定义。本处要探讨的就是形势户的实质性定义。

要想给形势户下实质性定义，就必须首先弄清楚宋代的形势户何以称“形势”。根据《汉语大词典》的解读，“形势”有 9 种涵义，即：（1）形态、形体；（2）局势、情况；（3）文章的格局；（4）势力、力量；（5）权势、地位；（6）气势、声势；（7）地理状况、地势；（8）险要之地；（9）军势、阵势[23]。 目前学界对形势户的理解多遵循第5 种涵义，即权势、地位。 但是，如果按权势、地位理解，无法解释何以在唐末五代宋初才逐渐形成形势户。 秦汉以降，品官、胥吏、乡役人三大群体早已存在，为何唐代中期以前没有形成形势户的概念？ 只能说，宋代的形势户具有独特的时代背景以及独特的内涵。 其实，对于“形势”的涵义，在《汉语大词典》的9 种解释之外，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涵义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那就是对立两极之间的对比态势。 如：（1）“大小之形”、“强弱之势”[24]；（2）“离合之势，聚散之形”[25]；（3）“主客之势”、“攻守之形”[26]；（4）“主客之势，险易之形”[17]（P2285）；（5）“何谓形？大小是也；何谓势？虚实是也”[27]；（6）“强弱之势”、“主客之形”[28]。凡是对立两极，皆可如此说。就户别来看，唐代中期以前，从来没有以对立两极形式存在的两种户别；但到唐代后期，以对立形式存在的户别逐渐形成，那就是主户与客户。 主户与客户之间形成“主客之形”“强弱之势”，事实上，形势户的形成与主、客户的出现有着内在的关联，先有主、客户，然后才有形势户。

对于主户与客户的关系史，陈乐素先生的《主客户对称与北宋户部的户口统计》一文有非常独到的研究。 根据陈先生的研究，主、客户对称是由土、客户对称演变而来。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两税法实施，“当时政府实以土户与客户对称，而不以主户”。 唐文宗开成二年（837），两税法实施半个世纪之后，“仍然是以土客对称的”，“土是土著，客是客寄的意义”。 而且，根据均田法和唐律，“除贵族及其从属的部曲与奴隶外，其余皆是编户百姓”，国家禁止百姓浮浪他所，也禁止容纳浮浪者，即“不能有客寄的户，更不容有所谓主户之称”。总之，主、客户对称的产生条件：一，“必须等到一般有土地者对土地所有权， 在社会上已经有了法律以外的若干根据”； 二，“佃客的增加量已超出王公百官富豪大地主在技术上所能容纳的限度，而普遍投入一般土地所有者的中农田土上”；三，“在均田制下，原俱属土著，本不必有土户之称，自有客户发生，因以土户一名相对，及后社会经济形势改变，客户多成佃客，与田主成立主从关系，而佃客中又有本是土著，至土户一名， 实际上不能作为客户对称的最适当术语，因又产生主户一名以相对，以主客代替土客”。 “其产生时期，势须迟至唐末五代，而不是建中新定两税法时所能有的”[29]。 也就是说，主户（田主）与客户（佃户、佃客）是相伴、相对而生的，正所谓“既有田主之名，则佃户、佃客之名亦因而俱起”[30]。

与主、客户对称相应，形势户的形成亦当在唐末五代。 对于早期形势户的发展过程，张泽咸先生已经进行了研究⑦。 根据张先生的研究，最早类似形势户的记载是唐武宗会昌五年（845）的诏书，该诏书首次提到“形势庄园”[31]。 到五代的时候，关于形势户的记载逐渐增多，后唐同光二年（924）诏书提到“内外刑（形）势官员”[32]；长兴二年（931）诏书提到“有力人户及形势职掌曹司”[33]；清泰三年（936）诏书提到“乡村士庶有马者，无问形势”[2]（P4771）；后周广顺三年（953）诏书提到“形势影占”[34]。 形势户的正式出现是在宋太祖建隆四年，该年诏书云：“令逐县每年造形势门内户夏秋税数文帐，内顽滑逋欠者，须于限内前半月了足”[2]（P89）。 应该说，张先生对形势户名出现之前的历史梳理是比较清晰的。不过，可惜的是，张先生对于“形势”的涵义也是从“权势、地位”的角度来理解的，没有注意到形势户与几乎同步发展的主、客户的关系。 与主户的形成有一个漫长过程一样，形势户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 形势户形成的时间上限应该是主、客户对称出现以后，大概也是在唐末五代。

主户与客户相伴、相对而生，彼此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内在的逻辑关联。 “借人之牛，受人之土，佣而耕者，谓之客户”[35]。 “今之浮客，佃人之田，居人之地者，盖多于主户矣”[36]。 客户始终是在主户的地盘上，主、客户形成之后，主户与客户之间形成“主客之形”。 同时，在主户与客户之间，明显是主强客弱，所以又形成“强弱之势”。 主户与客户之间并非简单的主客强弱对立，而是有非常密切的内在关联。相对于主、客户形成之前的部曲，客户的人身依附关系的确大为减弱，客户与主户在法律上皆为编户齐民，“非有上下之势”[13]（P4855）。 天圣五年（1027），诏：“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州军，旧条：‘私下分田客，非时不得起移。如主人发遣，给与凭由，方许别主。 '多被主人折勒，不放起移。 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田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 如是主人非理栏占，许经县论详”[13]（P6075）。这道诏书是支持客户自由民身份的关键证据。 但是，这道诏书只是赋予了客户迁徙的协商权和诉讼权， 事实上，宋代的主户与客户始终存在着主从关系。这种主从关系不仅仅存在于日常生活中⑧，还反映在户籍制度上。理学家胡宏在论主、客户关系时认为客户“或丁口蕃多，衣食有余，稍能买田宅三五亩，出立户名，便欲脱离主户而去”⑨。 “出立户名”表明客户与主户的户名在户籍制度上是有法定关联的，客户户籍应该注明了所属主户。 这表明，宋代的客户并非完全独立，如果想完全独立，需“脱离主户”，另外“出立户名”。 《作邑自箴》所载官府状式也强调，“如系客户，即云系某人客户”[37]，这也表明客户与主户存在着制度上的关联。

综上可知，主户与客户之间事实和制度上的诸多从属连带关系造就了形势户。 如果要给形势户下一实质性定义，应该是指名下带有客户的主户，属是“主户”，种差是“名下带有客户”。 对于宋代客户的法律地位，一部分学者评价很高，认为已经接近于自由民⑩；一部分学者则评价比较谨慎，认为虽然人身依附关系减弱，但客户对主户仍然保持着较强的隶属关系⑪。 从形势户的新内涵来看，宋代客户的法律地位不宜评价过高， 其自由度大概处在部曲与自由民之间。

主户与客户对称也隐藏着一大不妥之处。在宋代主户五等户制中，只有第一、二等主户确定与客户紧密相关，第三等户或许部分相关，多数是不相关的，第四、五等户与客户则完全无关。 因此，真正与客户对称的是主户中的上户，即第一、二等户，笼统地说主客对称在逻辑上是不科学的。 对此矛盾，宋人已经认识到了。 政和三年（1113），诏：“应称主户处，并改为税户”[13]（P6791）。税户是一个中性概念，与客户就不存在任何对称关系了。 不过，虽然以诏书的形式将“主户”改为“税户”，但“主户”一词已经流行二百多年，早已深入人心，所以，政和三年以后，主户与客户对称仍然广泛存在。 主户与客户对称是唐末以来的传统，宋代在沿袭传统的同时，也逐渐地将客户（佃户）与本质相对的上户对称起来。苏轼曰：“体问上户，愿得此米以济佃户”[9]（P1037）。薛季宣曰：“上户往往不欲以己客闻于有司”[38]。 朱熹曰：“上户自能赡给佃地客”，“上户收充佃客”[39]（P5603）。 江州通判陈囗曰：“隶属上户佃客，即令上户管认”[40]。

宋代形势户的划分首先是财富标准，其次才是权力标准，其首要目的也在于赋税的征收和徭役的差遣，次要目的才是防范公权力的滥用。不过，财富与权力往往具有正相关关系，所以，学术界此前从次要标准和次要目的观察形势户，似乎也能自圆其说。两大标准之中，财富是第一标准，名臣包拯称形势户为“形势物力户”[43]，即是就财富标准而言；权力是第二标准，前述“形势官户”即是就权力标准而言。 王安石役法改革前，公吏和乡役人本身就是以财富为录用标准，形势户的判定是直接剔除低等户充当的下级公吏、乡役人即可，不存在“贫户弱者”的问题。《朱子语类》记载：“器之问：‘国初衙前役用乡户？ '曰：‘客将次于太守，其权甚重，一州之兵皆其将之，凡教阅出入皆主其事。当时既是大户做，亦自爱惜家产，上下相体悉。 若做得好底，且教他做。更次一等户，便为公人，各管逐项职事。 更次一等户为吏人，掌文书简牍。 极下户为胥徒，是今弓手节级奔走之属'”[44]。 宋初实行九等户制，“上四等户令充役，下五等户并与免”[3]（P472），朱熹所谓“极下户”指的是充役的极下户，即第四等户。 熙宁四年（1071）北宋实行募役法，同年废罢形势版簿[45]。 役法改革后，乡役人（保正）任用仍然遵循财富标准，公吏则改差为募，脱离财富标准，与公吏和财富标准皆有密切关联的形势版簿随即废罢。 官户（品官之家）是以官位为标准，的确存在官户在户等上属于三、四、五等户的可能，所以需要特别强调“非贫户弱者”。 官户特别强调“非贫户弱者”，反过来也证明形势户主要是就财富意义而言。 两种标准的统计范围自然会有出入，财富标准会涵盖官户、吏户之外的一、二等民户，而权力标准则会涵盖官户、吏户中的三、四、五等户，即前述“中等已下”主户。前文所说第四等以下低户等形势户，明显不是本真意义的形势户，往往只会在一些特殊语境中出现。

四、“平户”新解

宋代与形势户对称的为 “平户”。 绍兴五年（1135），广东转运、常平司言：“近据知平江府长洲县丞吕希常陈请，大保长催科，一保之内，岂能亲至，逮其过限，催促不前，则枷锢棰拷，监系破产，乞改用甲头，以形势户催形势户，平户催平户。……今欲依所请，改用甲头，专责县令佐，将形势户、平户随税高下，各分作三等，编排籍定姓名，每三十户为一甲，依次攒造成簿，然后按籍，周而复始转差，委是久远利”[13]（P5050）。 此建议得到了高宗皇帝的认可。 对于“平户”，王曾瑜先生解读为上户中不服差役的民户，“由于差役是由乡村上户轮流差充的，他们服差役时，即是形势户，差役期满，又降为平户”[46]。 王先生的解读值得商榷。 “随税高下，各分作三等”强调的是财富标准，目的是让高税产的催高税产的、低税产的催低税产的，因为低税产的没有能力去催高税产的。对此，朝散郎吕安中说得很清楚，他说：“甲头皆耕夫，既不孰官府，且不能与形势豪户争”[17]（P803）。 “岂能与形势之家、奸猾之户立敌，而能曲折自伸于官私哉！”[13]（P5047）如果是一、二等户，不存在“既不孰官府，且不能与形势豪户争”的问题，所以，吕安中是想通过形势户（一、二等户）催形势户（一、二等户），通过三、四、五等户自催三、四、五等户。 所以，平户并非上户中不服差役的民户，而是指名下没有客户的平常主户，即主户之三、四、五等户。 元丰八年（1085），王岩叟在《上哲宗论保甲之害》中说到：“平户之家，凡有一马，皆令借供逐教骑，终日驰骤，往往至于饥羸，残坏而就毙，谁复敢言？ 或其主家偶因出处一误借供，遂有追呼笞责之害，又或其家官逋督迫，不得已而易之，则有抑令还取之苦”[47]。 从王岩叟的描述来看，平户就是户下没有客户的平常人户，财富有限，经不起官府折腾。

事实上，公吏罢役之后，其余威往往还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 绍兴五年，管勾滨州盐事王据奏：“检准朝旨，见任及停闲命官、有荫子弟、得解举人与本州县公人之家，并不得作铺户，与客人用钞请盐，及自用钞请盐贩卖，或将停塌盐钞转买，违者徒二年，赏钱一百贯等。”尚书省进而言：“今来命官与得解举人之家并荫子弟各系久曾兴贩钞盐，愿依旧兴贩，及开铺卖盐，欲听从便，……又契勘曾充本州县公人之家，于不曾充役处别州县开铺、算请兴贩之类，已奉朝旨听许，其本州县应罢役公人之家，如充役之人身死十五年之上，自后更不曾有人充本州县公人，合依旧开铺贩盐，今欲曾充本州县典书、副典书之类，应掌管行遣文案簿书之家，依准前项指挥，所是曾充手力弓手 子保正长之类，如罢役已及十年，后来本家别无充役之人，亦乞许于本州县开铺、算请兴贩”[13]（P5225）。 公吏罢役 10 年或 15 年之内，其家庭都不允许开盐铺，或者请盐贩卖，这自然不是平户应有的待遇。 从权势的角度来说，吏户罢役不会马上“降为平户”，这也可反证形势户不是单纯指官户和吏户，而是指名下有客户的主户。

从结构上说，形势户下面有子户（客户），是为大户（上户、大家），其余则为小户；从财富能量上说，形势户可以凭藉财富凌驾他人之上，所以称形势，其余则为平户。 形势户以官户、吏户为主，但又不等同于官户、吏户，官户、吏户也不乏小户者。 但是从政治能量上说，官户、吏户中的小户亦可超越常人，所以官户、吏户中的“贫户弱者”在某些语境下也是可以算作形势户的。 乱世失序，形势户敢于公然对抗法规，被关注的频率高；治世形势户则利用法规的漏洞谋取不当利益，很少公然对抗法规，被关注的频率相对较低。 正因为如此，五代宋初、南宋初期，形势户出现的频率较高，其他时段则相对较少。 形势户、平户主要为政治、法律术语，生活中用得很少，大户、小户则是日常通用语，政府、百姓都普遍使用。 元丰八年，诏：“大户放七分，小户全放”[48]。 黄震曰：“上户充大役，小户充小役”[49]。 度正曰：“土丁之法，……大户以其客户充，小户自愿为充者听”[50]。度正的话表明：大户为名下有客户的一、二等主户，小户则为名下无客户的第三等以下主户。

总之，形势户是宋代社会真正的主导阶层。“夫贵者必富，而富者未必贵”[51]，“豪右往往多有官荫”[13]（P5147）。在形势户中，官户自然是主体。宋人独特的时代概念表明： 形势户是理解宋代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经济形态的关键。当今学术界流行所谓“富民社会”说⑫，宋代与其说是“富民社会”，不如说是“形势社会”。

注：

①张泽咸先生的《唐代的衣冠户和形势户——兼论唐代徭役的复除问题》（原载《中华文史论丛》1980 年第三辑，后收入氏著《一得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一文虽然使用了形势户称呼，但只是从内涵上比附宋代而已，唐代本身并没有形势户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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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代表性成果有：柳田节子《宋代形势户的构成》，原载《东洋史研究》1968 年第3 号第27 卷，后收入氏著《宋元乡村制的研究》，创文社1986 年版；王曾瑜《宋朝的差役和形势户》，原载《历史学》1979 年第 1 期，后收入氏著《涓埃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421-446 页；尹敬坊《关于宋代的形势户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6 期；阮明道《宋代的形势户》，《南充师院学报》1981年第2 期；王丽《宋代的豪强形势户》，《天中学刊》2008年第3 期。

③柳田节子、王曾瑜等人皆持此类观点。

④张泽咸：《唐代阶级结构研究》第四章第二节《乡村上户与形势户》，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年版，第178-179 页；蔡美彪等：《中国通史》 第 5 册， 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43-45 页。

⑤宋代的户等划分是以县为单位展开的， 当时全国没有统一的标准，今天也不可能有统一的认识，而且，如果以田产为划分依据，还涉及田产的等级。 熙宁中，右正言李常曾言：“今中下之户，有田不过二顷，二顷之收，不过百斛。 ”（李常：《上神宗论王广渊和买抑配取息》； 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1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版，第1204 页）。 中下之户多为自耕，二顷岁收百斛，应该是土质比较差的田。 二顷大概为自耕的上限，欧阳修曾言：“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二顷至一顷。”（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60《原弊》，中华书局2001 年版，第 871 页）。苏轼亦曾言：“躬耕二顷田，自种十年木。”（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27《和王晋卿》，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423 页）。 蔡州褒信县文宏惟，“去邑城十数里，有田百余亩，岁自耕耘”（祖无择：《龙学文集》卷14《紫微撰西斋话记共三十五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8 册，第855 页）。去城十数里，当为土质比较好的田。以上等田而言，二等户的占田下限大概为100 亩；以中等田而言，大概为150 亩；以下等田而言，大概为200 亩，平均而言，150 亩是比较合理的。

⑥宋初实行九等户制，包括了全部的主户和客户，仁宗以后流行五等户制，仅包括主户，九等户与五等户之间的对应关系不详，兹权以五等户制为准。

⑦张泽咸：《唐代的衣冠户和形势户——兼论唐代徭役的复除问题》，《一得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291-300 页。

⑧客户在日常生活中一般称庄客、庄户。

⑨胡宏著，吴仁华点校：《胡宏集·与刘信叔书五首》，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119 页。在与刘锜（信叔）的信中，有一句话：“主户之于客户皆齐民。”戴建国先生据此认为客户与主户都是国家的编户齐民，客户在户籍管理上有自己的专属户籍，参见戴建国：《宋代籍帐制度探析——以户口统计为中心》，《历史研究》2007 年第 3 期，第 42 页。 这一认识是有偏差的，从上下文可以明显看出，胡宏的立场是非常保守的，他总体上是主张客户应该依附于主户，但同时要求主户爱养客户，所谓“皆齐民”，是说主户不应该虐待客户。

⑩参见宫崎市定：《从部曲走向佃户》，《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五卷，中华书局1993 年版，第40 页；程民生：《宋代社会自由度评估》，《史学月刊》2009 年第12期，第 39 页。

⑪参见周藤吉之：《宋代的佃户制》，《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五卷，第160-162 页；华山：《关于宋代的客户问题》，《历史研究》1960 年第 1、2 期合刊，第 82页；朱瑞熙：《宋代佃客法律地位再探索》，《历史研究》1987年第 5 期，第 65-67 页。

⑫参见张锦鹏、武婷婷：《“富民社会”理论的学术研究回顾与展望》，《思想战线》2018 年第 6 期；林文勋：《中国古代“富民社会” 研究的由来与旨归》，《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