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建文

（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在中国共产党100 年的光辉历程中，我们党有着极其丰富而宝贵的历史经验和事业成功的发展逻辑，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逻辑就是驾驭和超越资本逻辑的现代本性，让资本的魔法力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框架中发挥出了应有的活力，同时又让资本的本质力量不至于恣意妄为，有效地组织和配置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目的。在资本力量还是组织社会生产要素和激励劳动者价值创造活动的重要驱动力的生产方式中，总结中国共产党驾驭和超越资本力量的政治逻辑，对于充分利用资本的价值创造活力、有效规范资本的市场行为、防止和遏制资本的无序扩张，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行稳致远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长期的治国理政实践既有效地激活和利用了资本逻辑促进经济发展的本质力量，又成功地驾驭和超越了资本追求价值增值的现代本性，服务和服从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政治逻辑

回顾新中国70 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特别是40 多年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成功地驾驭和超越了资本逻辑的现代本性，有效地激活和充分地利用资本逻辑运行方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特性：既坚持和巩固强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体系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职能，驾驭和引导资本逻辑的现代本性服务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历史使命和政治初心，有效地管控和超越资本力量的基本属性；同时，又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体系，“划清和裁定资本逻辑与社会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的有效边界和根本红线，让激活社会资本集聚创造活力与保障社会主义道路性质的政治逻辑有机地结合起来，真正成为有效地驾驭和超越资本逻辑的社会力量”[1]。 马克思对资本的本性和社会力量做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和批判，资本的本质力量为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资本的自私贪婪和无止境的追求价值增值也给人类的解放和文明进步带来了严重的挑战和阻碍，这种复杂的社会力量既客观地存在着又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世界。 正是由于资本逻辑这种“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 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 但是， 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2]（P811）。 在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中，驾驭和超越资本逻辑与劳动创造的矛盾运动力量就实实在在地 “完全取决于我们了”，因而我们走出了一条既不同于西方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资本主义道路，也超越改革开放以前的否定资本逻辑现代价值的老路，走出了一条坚持中国共产党人政治逻辑和初心使命的康庄大道。

所谓政治逻辑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生活中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是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生活和政治事务中政治主体、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路线、政治组织、政治行为和政治文化等政治要素之间的必然性联系和规律性特征，是决定着特定政治生活方式和政治道路选择性质和方向的关键性因素，也是人们处理和治理政治生活和政治事务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基本思维模式和基本行为准则。政治逻辑揭示一个国家或地区政治生活中各阶级或各阶层之间的政治关系和利益关系，明确了政治生活中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的政治主张和政治任务，是特定社会生活中最根本最重要的政治原则和行为基础。由于政治的本质就是各阶级或各阶层之间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状态，反映和体现的是各阶级或各阶层在社会根本利益上的态度和诉求，映衬和透现的是各阶级或阶层在整体利益上的地位和作用，引导和组织社会成员的政治生活和政治行为向什么目标以什么方式进发，因而政治逻辑就是明确和规定什么样的人处于政治生活的领导地位，人们为什么要服从他们的组织和指挥；确定政治生活必须高举什么旗帜、坚守什么信仰、崇尚什么领袖、选择什么道路、制定什么制度、遵循什么原则等一系列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因此，特定政治生活中的政治逻辑是由特定社会生活中各阶级之间的地位及其作用所决定的，也反映和体现各阶级和各阶层在政治生活和政治行为选择中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和什么样的组织架构来表达和实现各自的利益诉求，拥护和支持什么样的阶级统治和统治秩序，坚守和贯彻什么样的政治意图，选择和维护什么样的利益方式，遵循和执行什么样的统治意志和价值目标等等，这些都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逻辑所决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立场。

特定社会的政治逻辑是由特定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生产方式决定的，因为阶级和阶级的划分都是由人们在一定社会的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决定的，因而在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方式中处于优势地位和统治地位的人们，在政治生活、政治行为、政治思想甚至政治制度中也一定占据着优势地位和统治地位。 统治阶级没有相应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实力就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生活和政治行为，更不可能有自己长远的政治目标和政治意图；没有自己阶级的经济基础，就不可能有自己阶级的政权巩固。 所以，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总结和分析巴黎公社时期为什么无产者不能长期执政时指出：“巴黎的无财产的群众在恐怖时代曾有一瞬间夺得了统治权，从而能够甚至违背资产阶级的意愿引导资产阶级革命达到胜利，但是他们只是以此证明了，他们的统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持久的”，因为这些无财产的群众除了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和缺乏科学理论武装等因素以外，他们的经济地位不巩固也是重要因素，他们在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生活中处于劣势地位甚至是无政治话语权的状态，不可能或者是无法决定和控制社会的政治生活和政治行为，也就不可能贯彻自己的政治意愿和阶级统治的政治意图，“在当时刚刚作为新阶级的胚胎从这些无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还完全无力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它表现为一个无力帮助自己，最多只能从外面、从上面取得帮助的受压迫的受苦的等级”[2]（P780）。因而恩格斯得出结论：政治行为就是阶级斗争的行为，就是各个阶级为了自己的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而进行的斗争，“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2]（P796）。 只有在经济结构和交换方式中占优势地位和统治地位的阶级才可能成为现实的政治主人，才能制定和贯彻自己的政治意愿和政治主张，否则只能是空想或是不可能长久地维持自己的政治统治。 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理论就是不懂得政治逻辑对经济结构和交换方式的依存关系，不懂得政治逻辑来自何方，不懂得如何坚守自己阶级的政治初心和政治逻辑，不懂得如何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仅仅凭自己的政治热情或抽象理性或政治理想来设计无财产者的解放路径，因而都是无例外的失败或空想而已。

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 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3]（P421），夯实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为制定和贯彻自己的政治意愿和政治意图积累经济实力，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任务和最大的政治任务。 所以，中国共产党人成功驾驭资本力量的政治逻辑就是中国无产阶级政治意愿和统治意志的基本体现，就是坚持广大人民当家作主和维护劳动大众根本利益来有效管控资本逻辑的现代性，对资本既合理支持又有序规范，在国家意志、人民利益与资本利润之间寻求合适平衡点的发展逻辑。它不仅是由维护和实现广大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的政治意志决定，而且还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经济生活“归根到底”地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70 多年探索的成功实践就是为坚持和贯彻这个政治逻辑而作出的努力，正是坚持了这样的政治逻辑才能有效驾驭和正确引导资本力量，既能激活资本力量在刺激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激活社会生产要素和社会资源中的有效组合、激活劳动者创造物质财富和社会价值的潜在力量，又能有效管控资本力量的现代本性，驾驭和超越资本逻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效用合力，让资本力量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合理限度内追逐利润，让资本力量与劳动者创造伟力相互依存相互映衬，形成多元驱动的历史合力，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二）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及其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体系是保证劳动者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管理体系中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的根本保障，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驾驭和超越资本力量的最根本的政治逻辑

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力量和中流砥柱，对中国的发展模式选择和发展道路探索负有全面的领导责任和使命担当，这是中国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根本前提。只有坚持这个政党的全面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大众的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才能得到维护和保证，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政治意图和政治愿望才能得以贯彻和实施，无产阶级及其劳动大众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行为选择才能在实践中予以落实，资本逻辑的现代本性必须且只能在这种政治的框架内发挥效能。

资本逻辑充满了两面性：既依存于劳动和劳动创造，依赖于剥削劳动者以获取其最大化价值增值，同时又具有组织社会生产要素和刺激劳动创造的财富增值能力。 资本的现代本性“所关心的是使绝大多数权利平等的人仅有最必需的东西来勉强维持生活，所以资本主义对多数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所给予的尊重，即使有，也未必比奴隶制或农奴制所给予的多一些”[4]（P245-246）。 因此，自私和逐利就是资本的天性和内驱动力，“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4]（P255-256）。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方式中还不是完全的统一的公有制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那种“真正的最后的动力”和“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仍然存在，还有可能成为“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资本逻辑的现代本性还将存在和普遍运行。 现在的问题不是人们是否承认这种资本力量存在的现实，而是在于如何对待这个现实状态，究竟是放任不管、任由肆意纵行还是有效驾驭和引导资本力量为劳动大众服务，以及如何有效地驾驭和管控这个力量。 这两个问题是所有后发展国家选择自己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时所面临的关键问题。 一定社会发展的政治逻辑是为特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服务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4]（P257）。 究竟是以资本逻辑为主导还是以劳动创造为主导，是决定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属性的根本问题，是由特定国家现实的生产方式决定的“认知-选择”范式，也是后发展国家走向现代化国家行列所必须谨慎回答和认真思考的时代课题。

中国道路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探索，虽然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上的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但是还存在多种所有制形式，特别是私人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和其他私人所有制形式的生产要素，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处于必要的和现实的地位和状态中，还不可能回避它们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因此，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道路就一定要驾驭和超越资本力量的现代本性，探索和形成一条合理利用和有效驾驭资本逻辑的社会治理途径来发展社会的生产总量，来服务于不断提高和改善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和生活内涵的价值目的，“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5]。 在中国道路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实践中，不仅要允许市场机制和资本力量在“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加强和改善制度供给”等方面发挥着必要的积极作用和推动作用，而且还要鼓励和支持“完善以管资本为主的经营性国有资产产权管理制度”“加快建立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等驾驭资本和超越资本力量的经济新政策和治理新举措[6]，这是保证中国道路取得成功的不二选择。

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权力体系是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的根本体现，是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行为的根本力量，是中国道路成功的必要条件和制度保证，是中国道路中最根本的制度基础和根本的政治逻辑。 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形式实施的劳动者民主专政是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行为的根本的制度安排，是保证劳动群众当家作主行使政治权力和管理国家社会事务最具体和最现实的制度设计。 资本逻辑的现代本性必须在人民民主专政这个“轴心”所划定的社会活动范围内运行，超越这个“轴心”或者突破了这个“有限的边界”就必须予以制止和纠正。 因此，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中国道路从探索到建立、从建立到发展、从发展到完善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广大劳动群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各方面权利和诉求的根本保障，是保障广大劳动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应有地位、 保护自己打击敌人的政治利器和基本手段，是广大人民大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政治追求和价值目标，是中国共产党人实行政治领导和密切联系劳动群众的根本的政治逻辑。

（三）正确对待和谨慎处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问题是现代国家及其治理体系的重要任务和选择发展模式所面临的首要课题，是准确理解中国道路成功的根本“锁钥”，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国家治理实践的根本政治逻辑

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只有“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4]（P265），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坚持劳动解放和为劳动者谋利益的历史使命才能取得自己事业的胜利。 因为劳动是人类“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源泉，也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的表现形式[3]（P146），也是人类本质的现实活动形式以及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第一的基本形式。只有理解了劳动和劳动者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历史意义，才能全面准确理解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及其在社会实践中的历史作用。资本作为一种体现人们社会关系核心的社会力量，“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极大地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以致“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3]（P405）。 这是马克思对劳动和资本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经典描述，揭示了二者的对立统一关系。 资本和劳动关系到社会发展进步的属性和历程，无论什么样的社会形态，无论什么样的历史文化背景，对于资本和劳动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不同态度就决定了社会发展模式的探索和道路选择的属性[7]。 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建立劳动者主导的国家政权，就是要实现劳动者当家作主，这是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必然选择。凡是资本力量占据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生活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劳动者的整体利益就下降为服务和顺从于资本逻辑的地位和作用；凡是劳动者在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经济生活中居于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资本逻辑就处于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框架下运行和发挥作用，资本力量就是为劳动大众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服务的，社会的生产目的就不再是单纯地为了利润的最大化。 因此，西方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在资本优先还是劳动者优先的问题上，不同的回答是不同发展模式和不同道路选择的根本和关键；选择资本优先的就必定是走资本优先的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资本力量就成为了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选择劳动者优先的民族就必定走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资本力量只是为劳动者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服务和效力的社会力量和经济杠杆之一。

中国共产党人100 年来面临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抉择时，毫不犹豫地立足劳动解放和劳动创造历史，维护和捍卫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充分发挥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效能；同时也不排斥资本的力量，有效地驾驭和超越资本逻辑的现代本性，合理地规范和引导资本逻辑在组织生产要素进程中的逐利行为，让资本逻辑的现代本性在服务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限域内充分发挥而又有序运作，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驾驭资本力量的集体智慧和政治逻辑。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就是围绕“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的“轴心”谋取革命和实践成功的，因为站在劳动者立场上维护和实现了劳动者的利益，因而获得了广大劳动大众的拥护和支持，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战胜一切敌人、夺取革命胜利的政治逻辑和力量源泉。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保证全国解放和清剿反动势力的物资供应，党中央从1949 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针对性地进行集中采购和集中调运重要物资，及时抛售不法资本家囤积物资，同时又加强税收征管政策，紧缩银根和冻结贷款，“迫使他们不得不将高息拆借资金囤积的货物贱价抛售，且愈抛愈贱，直至周转不灵而破产”[8]。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经济战”，使得不法资本家遭到沉重打击，稳定了市场物价和保证了物资供应，为夺取全国解放胜利和进行城市经济革命奠定了重要的物质保障，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发挥驾驭和超越资本力量的政治逻辑的历史经典和政治智慧。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我们党在对待资本和劳动的关系问题上，经历了认识反复和回归正道的探索阶段，有过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 简单地消灭资本逻辑甚至不承认资本逻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存在及其价值，因而在“灭资兴无”的政治运动中扫除了资本逻辑本来应有的现代本性，构建的是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经济生产方式； 其结果是社会经济发展在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状态下进行，社会生产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处于低效率和低效益的方式中运行，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损失，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全面调整了发展战略和模式选择的思维逻辑，果断地停止了原来坚持的扫除资本逻辑的发展思维，坚定地回到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上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2]（P798）。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还是相当低下，原来的那种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发展模式已明显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人们已经普遍认为社会生产离不开资本的组织和运转，“资本成了组织现代化、社会化大生产的物质基础，没有资本作为物质与货币基础，就无法组织起现代化的大生产。 同时，资本也成了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转枢纽，尤其是大银行的金融资本，更成了现代化市场经济命脉”[9]。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道路，充分利用资本逻辑在有效组织社会生产、高效配置社会资源、激活劳动者创造价值的潜力、盘活各类社会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和社会财富增长等方面发挥出了巨大的创造效益和资本的冲动效应。 因此，才会有40 多年改革开放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世界奇迹，才会有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的骄人业绩。

（四）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体系是中国道路成功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是广大劳动大众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的意志反映和价值愿望，是中国共产党人驾驭和超越资本力量的政治逻辑在意识形态中的根本体现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P11）。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就不会有革命事业的胜利。这是经过无数革命历史实践检验和证明了的真理，中国共产党在她的100年奋斗历程中也充分验证了这一真理。 1945 年延安整风运动以前，党内思想路线上占主导地位的政治逻辑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导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斗争遭受重大损失；整风运动以后，我们党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中国化新成果——毛泽东思想，并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指导地位，使全党形成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极其重要的思想基础和路线基础，这是中国革命道路成功的政治逻辑和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揭示了政治逻辑与资本逻辑内在关系的基本规律，是充分发挥和有效引领资本逻辑现代本性的灵魂指引，也是驾驭和超越资本逻辑服务人民的价值遵循和无形疆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指南，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成果，是对劳动者创造历史、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更透彻的感悟后的思想认知。 劳动者创造历史，因而解放和依靠劳动者的创造伟力，尊重和维护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磅礴力量，我们党比任何一个政党认识得更加清楚、更加深刻。 1978 年以后，我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确立了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核心内涵和政治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巨大的创造伟力得以充分地释放和演绎。

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全面剖析了资本剥削劳动的深刻本质，而且还找到了解放劳动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因而是劳动者解放和追求自由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指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下的社会道德文化体系是一切社会力量作用和运行的思想基础和道德氛围。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下，培育崇尚社会公平正义的经济运行秩序和资本运行的理性文化，厚植资本运行主体的道德文化基础，规范和引导资本行为主体的逐利行为，将是未来社会驾驭和超越资本逻辑中需要认真加强的文化路径，也是资本人格化要求与社会主义政治逻辑相适应的必要内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理性文化基础曾经对资本逻辑的贪婪性、奢侈性和世俗性有一定的管束作用和内化功效，是资本力量在现代经济制度下利用“合法的手段赚钱”[10]、善于和精于某种天职的结果和表现。 虽然资本的道德理性和文化基础不足以消除资本力量的有限性和抽象性，但是它对资本逻辑在追求公平正义、遵守制度法规、履行社会责任、约束逐利本性、实现理性消费等方面肯定是有其积极作用的。 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逻辑照耀和引领着资本力量的文化理性和现代本性，让资本逻辑现代本性在合理追求价值增值的同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为满足广大劳动者美好生活向往发挥更好的积极作用和正能量，养成公平竞争和合理逐利的经济行为自觉，与市场法规一道形成有效驾驭资本逻辑的道德文化机制。 这是加强对资本与劳动关系治理的人文性劳动修复，让资本人格化主体充分认同和自觉维护与劳动者相互依存、相互合作、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命运共同体的道德文化发挥重要作用，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驾驭和治理资本力量的政治逻辑所折射出来的道德文化的理性光辉。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道路成功的经济前提，是广大劳动群众在国家经济生活和社会交换方式中应有地位和作用的根本体现，是中国道路的政治逻辑在经济生活中的基本形态和根本要求

在中国道路成功的政治逻辑中，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与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有机统一并存，是人民当家作主在经济生活中的根本体现，也是广大劳动群众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基本保障，既符合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要求，又能体现劳动大众在经济生活中的应有地位；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既要做强做大做优国有资本，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才会有宏观的支撑和现实的主导力量；又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各种经济成分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进程中创造更多更好的社会财富，让资本逻辑的现代本性在服务于和效力于人民群众的价值目标前提下有序运作。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劳动财富分配制度，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不断提高劳动报酬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比重，充分体现和保护劳动者在经济生活中的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维护和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和创造活力；充分调动社会各个方面的创造积极性和履职主动性，保持社会运行的充分活力和政治张力，这是中国经济生活中应有的政治逻辑。 健全管控资本和资产运营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深化国有资本投资和市场资本管理的监管体制，激活和引导资本在有效配置生产要素过程中的本质力量，划定资本逻辑运行边界，防止资本逻辑在劳动与资本博弈中的无序扩张和无序竞争，控制和管治资本运行在劳动关系中的外部性行为和垄断行为，让资本逻辑的现代本性更好地发挥出服务于劳动大众的社会价值。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防止资本逻辑向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渗透和溶蚀，杜绝资本力量与政治权力勾结与融合，“特别是权力阶层与资本阶层中的既得利益群体由良性互动走向赢者通吃，对劳动阶层的利益构成深度侵蚀，从而引发权力腐败蔓延、资本逻辑盛行、贫富差距拉大、干群关系紧张、 劳资冲突升级等突出社会问题”[11]。 尼克松在《真正的和平》 一书中曾这样露骨地推销其和平演变伎俩：“我们同东方接触越多，就会使它受西方榜样力量的影响越大。 这样做必然会加强那些正在促成演变的内部势力”[12]。 所以，驾驭资本力量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进程中有效驾驭和利用外国资本和科技加速发展、并且自觉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成分或者资本的外部性侵蚀的重要手段。如果能驾驭和管控好资本逻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外部性和广泛运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就能安全平稳地通过。 相反，任由资本力量泛滥盛行就会出现矛盾的激化和社会的动荡，甚至出现重大的社会灾难和严重的社会倒退。

做大做强做优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实体，壮大社会主义财富分配中的公有制经济实力，夯实劳动者共同体的物质基础，增强劳动者与资本博弈中的物质保障能力，这是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是强化中国政治逻辑在经济生活中实施宏观调控驾驭资本力量的根本基础，是治理和超越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问题、巩固中国道路的战略成果、管控和驾驭资本逻辑现代本性以及加强宏观经济调控的根本手段，也是兑现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政治承诺的基本出路。 因此，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系及其政权力量对资本力量的管治力度和驾驭能力，规范资本力量的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夯实劳动者共同体的经济基础和利益同盟，强化社会主义政权力量在劳动和资本博弈中对资本的管控手段，这是增强中国道路政治逻辑在资本和劳动关系问题上治理和管控资本逻辑的社会主义劳动修复能力，这是强化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在资本和劳动关系博弈中的集中体现，这是面对资本逻辑现代本性时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逻辑和国家政权发挥应有作用的根本保证。2021 年4 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平台资本企业阿里巴巴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市场垄断行为、妨碍平台经济自由竞争、侵害和损害消费者权益等无序扩张行为进行重拳打击，罚款182 亿元，这就是政治逻辑监管和驾驭资本力量的具体体现。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逻辑在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秩序、维护广大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具体实践。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体系是中国道路成功的政治保证和制度逻辑，是保障劳动者在社会生活中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强力手段和政治逻辑，是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其他生活正常秩序的根本保障

法律制度体系是国家机器及其强力作用的充分彰显，也是统治阶级意愿主张和利益诉求的根本保障。如果选择资本力量在国家治理实践和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国家的性质和职能就是为资本服务，社会生活的运转就是围绕着资本的现代本性来进行，国家的政治机器和权力机关就是为资本力量服务的，就像美国的国家机器和国家政权一样一切听命于资本的现代力量，一切围绕着和服务于资本及其人格化的社会群体来运转，劳动者受剥削和压迫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合理的。资本逻辑的现代本性与国家政权的结合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和道路选择，这样的道路和发展模式肯定不是中国人民的选择，也完全不符合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逻辑，更不符合中国广大劳动者的利益要求和使命初心。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13]。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也是创造中国道路成功的基本依靠和主力军。 在中国道路的探索和成功的历史实践中，广大劳动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不仅起着创造历史和改变历史的决定性作用，而且还践行着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的根本任务和历史使命，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充分体现和全力维护劳动大众利益，因而反映和体现广大劳动者意志和意愿的法律规范体系、维护和保障劳动者利益的法治实施体系、防止和防患损害人民利益的法治监督体系、促进社会有序运行和国家有效治理的法治保障体系，这是中国道路的政治逻辑对资本逻辑的现代本性充分发挥作用的纠错机制和引导机制，是劳动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秩序中应有地位和作用的政治逻辑和根本保证。

建立和完善人民社会财富分配和占有的法律制度体系，提高劳动报酬在与资本博弈中的收益比重，着重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所得和合法权益，健全劳动者工资增长机制，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中劳动者的比例，着力保护劳动者的收益权和发展权，打击不合理的高收入和侵占他人劳动成果的不法行为，保证和维护劳动者对自己劳动成果的自主拥有，强化政治逻辑在社会财富和劳动成果的分享上驾驭资本逻辑和维护劳动创造的社会职能，这是充分体现资本和劳动关系问题有效治理的重要举措。完善社会财富分享和劳动权益保护的法律制度、确保资本与劳动的合理博弈和利益均衡是政治逻辑驾驭资本逻辑在具体经济制度上的现实体现，是劳动者最能感受得到的制度关怀和政治庇护。 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劳动者在政治经济生活中享有公平正义的权利和当家作主的尊严感和获得感。 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劳动基准制度和劳动法规制度，加大对劳动保障和劳动仲裁的执行力度和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织牢在资本和劳动博弈过程中劳动者保障的安全网和防护网，坚守劳动者的利益底线，将资本逻辑的现代本性限制和约束在合理区间和可控范围内，防止和管治资本力量在剥削劳动成果中的无序扩张和肆意妄为，这是劳动者利益共同体的法治保障，也是劳动者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得到维护和保证的政治逻辑在制度层面的现实要求，这是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体系彰显政治逻辑的必要举措。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这一方面的理论探索和实际操作都还有大力加强和切实贯彻的巨大空间。

结 语

资本力量与治理逻辑的对冲与磨合关系到中国发展模式能否真正实现由量到质、由大到强、由实到优转变，关系到劳动者主体性能否充分激活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能否稳步推进。在中国道路行稳致远的征途中，劳动者价值创造的主体性、能动性和积极性与资本逻辑的现代性之间具有不可回避的现实矛盾； 特别是在现代化大生产方式中，资本逻辑的现代本性的作用和功效比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具有其“血腥性”和残酷性。 例如在数字经济和智能资本时代，大资本与大技术、大垄断的融合给劳动者和社会治理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和新的威胁，“资本的数量和规模日益增大。资本的增大加剧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资本规模的不断增大，为把装备着火力更加猛烈的斗争武器的更强大的工人大军引向产业战场提供了手段”[14]。 如果不能驾驭好、管控好和超越好资本的现代本性，任由资本逻辑自由泛滥和无序扩张，就可能引起政权的异化和国家的异化，从而导致社会的全面异化，其最为主要的特征就是资本侵蚀国家政权，资本的权力无限扩张以致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领域，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体制就会顺从于和听命于资本逻辑的权力，整个社会生活就会为资本力量所主导。

这种资本权力的任意增长必将导致资本逻辑的无序扩张和任意泛滥，与资本的全面异化随之而来的必定是社会的全面异化和社会风气的毒化，同时经济生活将被资本所主宰，一切外部行为和投机钻营行为死灰复燃，资本与权力的勾结将会出现大面积和深度的权力寻租，腐败现象将更加严重，文化艺术和意识形态领域将充满着“铜臭味”和“霉变味”，主流价值观和核心价值观都将拜倒在资本权力观面前，给反动势力和意识形态的和平演变提供可乘之机。 最具典型的就是资本逻辑主导政治权力，资本权力绑架国家机器， 资本逻辑渗透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和生态环境等方方面面，资本的这种全面异化反过来又将劳动者推向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泥潭深渊，资本与现代技术的结合将给劳动者带来更加全面和更加血腥的异化和压榨，社会财富必定出现两极分化，劳动者更加处于超高强度的剥削和压榨之中，这种局面和状况绝对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应有之义。 例如前苏联的国家公权人员与资本力量的勾结就埋下了苏共道路危机的种子，“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操纵了国家的经济命脉的今天，苏联国民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用来加强资本霸权统治，搞扩军备，供一小撮人穷奢极欲的生活以及为他们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扩大追加资本”。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沦为少数人“穷奢极欲的生活”的经济支撑，“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从苏联劳动人民身上榨取大量剩余价值以后，接着还以居民税的形式，对他们进行又一层剥削”[15]。 当公权人员和人格化资本的财富不断增加时，广大劳动大众的利益和要求得不到满足，广大劳动者不仅不能获得应有所得，而且在贫困中艰难生活和劳役中流汗流泪，遭受着资本权力日益残酷的剥削的话，这个公权的气数和寿命也就日薄西山了。 因此，当苏联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执政党和苏维埃联盟的国旗从莫斯科红场降下的时候，苏联人民已经是情感麻木和无动于衷了，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教训是非常深刻和惨痛的。革命导师列宁曾这样揭示资本的本质力量：“当这种资本力量雄厚，奴役着千百万劳动者，奴役着整片整片地区的时候，它便开始直接地和肆无忌惮地对政府施加压力，把政府变为自己的仆役”[16]，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