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天宏

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2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基层党组织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而在农村基层治理和村集体经济的管理中，村民小组也可谓是农村以集体土地所有权为核心的集体经济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无论是基层治理层面，还是对集体土地管理的经济层面，村民小组都是乡村基层治理体系中最基本的治理单元[1]。然而，在国家进行农业税费改革后，乡镇和村级组织下放给村民小组协助完成的治理任务日趋减少，村民小组合法性逐渐弱化，一些地方甚至撤销了村民小组长[1]。部分地区也在积极探索，将原有的村民小组模式变为适应当地农村自治的组织模式，比较典型的有湖北秭归的村落自治、广东清远的自然村自治、四川都江堰的院落自治等[2]。

不可否认的是，村民小组在我国当下农村社会治理和农村集体财产管理制度下，仍然扮演重要角色。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推动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尽可能把资源、服务、管理下放到基层。继续开展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工作。当前在农村尚未完全建立起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现状下，村民小组对本组集体土地和财产管理的地位也是不可取代的。”然而，在涉农土地犯罪的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对于村民小组集体讨论决定滥伐林木、非法占用农用地和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的案件，往往在犯罪主体这一问题上意见难以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