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慧

(安徽经济管理学院,合肥 230000)

《饥饿的女儿》是虹影的长篇自传体代表作,作品中关于家庭成员之一——二姐的笔墨不多,且较为分散,但这些叙述总是出现在最关键的时刻,或者出现在与这个家最敏感事件有密切关系的事情上。可以说,二姐的每次出场都是重头戏,或反映,或促成,或引发某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涉及这个家庭或者个人的隐私。她以一种失语的方式存在于这个家庭中,又以一种自以为是的方式保守着这个家和主人公“六六”的秘密,而这些更加突显了二姐在这个家中的特殊位置和作用。

一、情感失语,敏感时代特殊家庭中个人的沉重选择

(一)对自我的失语

小说中关于二姐的情节主要来自于他人的讲述,或是在某一个事件中的闪现。相对于主人公“六六”、大姐,抑或母亲、四姐,为了逃避那个时代降临在她们身上的困厄和错杂混乱的命运而不断地抗争、失败,二姐显得非常平静,像是这个家庭中的异类。关于二姐的性格特点、生活经历,甚至与家人的相处状态,小说中几乎没有正面描述,往往是通过其他人的转述或者通过二姐的某些行为来侧面描写。作品中最早提到的关于二姐的叙述出自大姐之口。大姐在家中虽然排行老大,但因为继承了母亲“不安分”的血脉,在试图逃离家庭、寻找所谓的幸福中不断受挫,而反观“运气比我们哪个都好,读的师范……分到城中心的小学,摇身一变成了城中心人。生了个儿子,又生了个儿子,丈夫对她也好”的二姐,同样的家庭出身,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轨迹,本就与二姐“互相看不起,一碰就闹别扭”的大姐,在羡慕二姐命好、感慨命运不公时,对二姐的叙述必然带有个人不满情绪的发泄。

而在“六六”的叙述中,则对二姐的性格特征和生活经历进行了更加详细和客观的描述。相比脾气火爆又“人来疯,一点也不懂事”的大姐,二姐似乎更具有长姐如母的风范和气度。因为“二姐性格温柔,做家里事、做教师都细心认真,对母亲算得上孝顺,即使和母亲扯皮,也是气在心头,不会像我们这个三个姐妹那么顶嘴对吵”。除此以外,“二姐心细,凡事心里自有主张”,“她天生矜持,可以不向父母要一分钱,步行几个钟头,从学校走回家,而不向父母提一句车费。她的裤腿和鞋子全是泥,回家后洗净脚,就一声不响地用剪刀尖挑脚底的血泡,手抖也不抖一下”。由此可以看出,二姐相对沉稳细心的性格,不同于其他姐妹与家人相处的方式,充当了这个家庭的“黏合剂”的作用。而所谓的命好,并不是运气使然,敏感的年代、特殊的家庭,尤其是周围人为抗争命运一次次失败的尝试,让她更加清楚无谓的抱怨和挣扎没有意义,也让她在面对坎坷与困难时只能选择沉默不语。

二姐的感情经历也是失语的。二姐,没有同那个“戴眼镜、嘴甜、眼睛溜转”、父亲认为“靠不住终生”的男同学继续交往,也没有和母亲的一个熟人的侄儿、“一个军工厂的造反派头目”见面,她“是我们家里唯一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的人”。二姐只是在与男同学合照的胶卷曝光时神色黯然,说了句“太可惜了”,再无其他。她内心究竟是怎么想的、为什么做出这些选择,没有人知道,她也不会轻易让任何人知道。

(二)对家的失语

因为不光彩的身世,或是性格使然,主人公“六六”与这个家是脱离的,在可能实现的条件下,坚定地选择了逃离。“六六”可以因为特殊的身份而对这个家态度冷漠,而二姐对于家的态度则相对更加复杂,似乎捉摸不透,但又很清晰。虽然她不断地被牵涉到各种家事中来,但在处事行为的表现上却具有鲜明的独特性,从不与家庭中的任何一个人结为共同体,带有明显的排他性。对于这个家、这个家的家庭成员,二姐依然保持着冷眼旁观的失语的状态。

面对家庭的纷争,二姐是失语的。大姐曾经与母亲爆发过一次激烈的争吵,那是在母亲三十四岁的时候。当时看热闹的邻居叫来户籍,准备要“教育”母亲,现场一片混乱。一直都在的二姐起初没有任何声音,但在最后外人要介入时,她立刻出声,“二姐说,这是我家里的事,她说她要睡觉,就把房门关了”。二姐冷眼旁观了近乎失控的画面,没有劝解,没有安抚,没有求饶,而是用众人来不及反应的速度,把所有的可能关在了门外。

对家中的每一个成员,二姐也是失语的。二姐的信是“六六”离开家以后与整个家庭唯一的联系,但“我很怕收到她的信,信里没有什么好消息”。二姐与“六六”之间除了同母姐妹这个事实,也没有过多的感情联系,因此她的信与一般的家信不同,不仅“没有什么好消息”,而且“从来不问我在干什么,也很少提母亲父亲”。同时,二姐的信里也从来没有讲过一点一滴关于她自己的情况,就好像她只是一个代笔者,而她所陈述的一切人或事都和她没有任何关系,她选择永远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以一个失语者的状态来看待“我”,看待自己,看待这个家。

二姐在这个家里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她与家里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格外亲密的关系,与亲生父母、兄弟姐妹都处于一种疏离的状态。她的命运与家里任何一个人都不同,甚至找不到共同点。她从不表达或解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也不在乎周围人的看法和意见,从不允许任何局外人来干涉自己的生活。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她用自己的方式游离于复杂的家庭、社会之外,以自己的方式生存成长。二姐在情感上是失语的,因为她从不主动表达,但失语又恰巧成了一层保护膜,让她成为家庭和时代的幸运儿,过上了安定幸福的生活;同时,这种失语是沉重无奈的选择,冷眼旁观才能跳出现有的生活,沉默不语才能坚定心底的声音,寻找能够逃离这个“家”的机会和出路。二姐的结局好过家里的其他人,成为成功逃离的一个,或者说唯一成功逃离的一个。

二、保守秘密,以失语的方式维护家庭的安宁与尊严

(一)对母亲秘密的保守

母亲和大姐因为小孙的事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邻居叫了户籍准备“教育”母亲,在家中的秘密可能要被更广泛地散播时,一直沉默的二姐简单地说了句“这是我家的事,我要睡觉”,然后把门关上。二姐通过这样的行为把母亲的秘密或者这个家的秘密尽可能地保守在了门内,让母亲和这个家保留了最低的尊严。

“去看二姐”是母亲去城中心最经常用的借口。只要母亲在非工作时间不在家,就会被子女和丈夫认定是去了城中心的二姐家。在大姐回家时就曾经提到“不管妈,妈准是过河去城中心看二姐”。连“六六”都知道,“母亲没有说实话,她过江一定是去办只有她自己知道的事”,那么二姐知道母亲去城中心的所有的借口都与她有关吗?先不说二姐敏感细心,就是家里人的这种共识相信二姐应该也有所耳闻,但是她却从来都没有提出过任何质疑。她保持沉默,是因为理解母亲,认为母亲有苦衷,还是她认为没有必要去拆穿这件事情。也许从她的性格特点和处事原则上看,不说是最佳的处理方式,不说减少了不必要的麻烦,对“母亲”如此,对这个“家”来说更是如此。一旦秘密揭开,就会像炸弹一样在家里爆炸,引发的混乱将不可收拾,这个“家”也就将再没有和谐可言。她保守了母亲的秘密,间接维护了这个家庭的安宁和完整。

(二)对“六六”有关秘密的保守

对自己身世一直存在疑虑的“六六”,想弄清楚自己是谁,急于解开这个也许会让自己难堪的谜,但从父亲母亲那儿得不到答案,大姐那儿断了线,四姐自顾不暇,而“二姐即便知道也不会说”。除此以外,二姐还保守着两个与“六六”生父有关的秘密。二姐以她自己的方式,不仅完整地保守了与“我”生父相关的两个秘密,而且还在她所谓的原则上替“我”作出了她认为正确的选择和决定。这种选择和决定不仅涉及与“我”相关的事情应该如何处理、运作,还关乎与“我”相关的事情有无必要让“我”知晓。

二姐对诸多秘密的保守,是她情感失语的一大表征,她不主动表达和述说,但也是她在能力范围内思考现实、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她认为的最佳选择。尽管二姐与“我”之间没有亲密无间的姐妹情谊,也没有丝毫特别的关爱,但在那个私生女不被社会接受的环境和年代,在那个勉强接受“我”的家庭里,二姐的态度行为给了“我”最大程度的保护和尊重,让“我”的生活避免受到不必要的干扰,也最大程度维护了这个家庭的和谐与生活的稳定。

三、自我成长,完成命运转化的艰难历程

重庆南岸阴暗逼仄的阁楼、一度无法维持的贫民生计和复杂敏感的家庭关系,是这个家庭真实的生活写照。在小家层面,当饥荒降临时,吃饱成了头等大事,他们处在绝望的境地努力自救,忍耐—抗争—失败—麻木。我们看到母亲、大姐、四姐甚至“六六”都或多或少地沿袭了上述的路径,不断地抗争、失败、落寞,但二姐不管是在生活、学习还是感情经历上,似乎都走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生活中,温柔细心、话语不多;学业上,目标明确、吃苦肯干;感情上,听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中国有句古话,“天助自助者”,二姐的这种选择是自我成长中最通畅的一条道路。

二姐对母亲的“算得上孝顺”,或者对母亲诸多秘密的保守,可以说是二姐同母亲之间天然母女情缘的展现。母亲经历过三次感情上的出逃,演绎着为人妻、人母和情人的角色,背负着沉重的道德枷锁和整个家庭的经济重担,二姐见证了母亲在精神困顿和生理饥饿中的无力挣扎,或许这也是二姐选择失语、保守秘密的最重要的原因。而作为这个构成复杂的家庭中的一分子,在关键的时刻,二姐便自动承担了“长女”的角色,义无反顾地用自己特立独行的思维和行动,坚决而果断地解决了出现的问题,对于自己诸多抉择同样如此。虽然不具备特殊的年龄优势,但家庭环境、成长经历让她成为一个懂得隐藏自己情感需要的早熟少女,成功规避了母亲、大姐或周围人已经经历的风险和错误,理智果断地判断出最佳的处事方法和生活方式。最终,在那个血缘和家庭出身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时代,二姐最大程度地保全了自己,跳出了原有生活和命运的漩涡,开辟了生活的前路,过上了“一家人中最安定、最幸福的生活”,完成了自我救赎。

四、结语

小说通过出生于1962年大饥荒灾难最后一年的幺女“六六”的成长经历,让我们看到特殊时代里,窘迫的家庭环境给这一家人带来的“饥饿”的苦难意识。姚溪、向天渊(2018)认为,“小说表现出的饥饿写作意识:微观层面上,主人公饱受因阶级、肤色、性别、畸形的出身背景而带来的憎恶和歧视,日积月累,形成生理和精神饥饿;宏观层面上,个人的饥饿与国家、民族的劫难紧密相关”。而主人公“六六”一家、包括二姐,不仅有三年自然灾害和物质匮乏带来的生理上饥饿——对食物的需求,也包含复杂的家庭成分和低微的社会地位所导致的精神上的饥饿——对爱、尊重和认同的渴望,以及由此导致的自我梦想的迷失,甚至自我的迷失。在二姐好命和幸福的背后,她真实的想法和意愿从未被提及,如同她隐瞒“用剪刀尖挑脚底的血泡”所忍受的痛楚一样。看似是她自己的选择,却往往是按照别人的意愿所做出的选择。从这个角度看,二姐是迷失梦想、迷失自我的精神饥饿的产物,仍没有逃脱“饥饿的女儿”的宿命。

二姐不是一个个体,是那个时代一类人的代表,是“大饥荒”年代忍受饥饿痛苦之外,还要承受忧愁、困惑、焦虑和羞辱等精神折磨的亿万母亲和姐妹的代表。她们过早地看到生活和社会带来的负面阴影,或沉默忍耐,或挣扎反抗,或突破重围,倔强地在艰难中求生存;她们懂得要想跳出原有的牢笼,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有自己的努力,没有必要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抱怨、空想和瞎折腾上,她们内心深入有坚定的自我保护和克服困难的力量;她们情感的失语,带有鲜明的时代和家庭印记,冷眼旁观并非自私自利,可能是保全自己和家庭的最好的方式,默默地保守家庭的各种秘密,也正是利弊权衡后对这个家庭最好的维护和关爱。这一类人清醒地面对生活、默默地改变生活,最终会成为原有生活圈子里最先过上所谓新生活的那一批人,但由于意识和能力的限制,她们在走出饥饿、走向自由和新生的路上还不能完全摆脱宿命的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