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玉梅

（齐鲁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国家认同的实现并非总是建立在政治正确基础上的意识形态灌输和宣传说教，在信息传播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媒介以其多元象征符号的制作、流通与消费，通过话语活动的互动协商和修辞斗争实践，成为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路径。

修辞自其古希腊源头开始，就始终带有政治性和公共性的鲜明特征。从最初古典演说的劝服实践到当今的包含语言在内的一切象征手段的认同追求实践，修辞都将政治、传播、外交、法律和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连接起来，在话语意义生产和人际与跨文化交往中占据关键的位置。这源自修辞自古典时期哲辩师（Sophists）一代以来就被认可的巨大力量，甚或说非凡魔力，即修辞者一旦调用各方可资利用的符号资源，就会对受众的认知产生影响并进一步改变其行为，可以说修辞“在以非暴力手段处理冲突、协调行动、更新观念、发展文明的一切努力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刘亚猛，2004：2-3）。

国家认同的构建可体现在内部人民对国家的认同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国家身份的认同。在内外认同的基础上，可为构建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图景奠定基础。

国家认同是一种个体意识与社会心理的结合，修辞在话语互动交流中形成“辞屏”（terministic screen）（Burke，1989）以引导和培育一国国民对国家的情感，形成社会场域、修辞主体认知和话语行为的统一，通过有效的话语表达，激发国民对国家认同的社会心理需求，建构起一国内部公众之间可共享的政治意识、文化意识和民族意识，从而引发广泛意义上的国家认同。……